【内容提要】西汉末年刘向校书，是一次长达二十多年的群体性的工作。从搜集到整理书籍，他们作了大量细致的校雠工作。后世乃至今日所见之古书，很多是当时整理的成果。他们整理时是有明确指导思想的，即当时“主流”思潮——儒家的思想。所以，这次大整理，既有保存之功，也有删改之嫌；既为后世研究传统文化保存了大量资料，也理所当然地引发出后世的一些辨伪、辨疑工作。

    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传世的汉以前（包括西汉）的古书，大多是经过他们整理的。对古籍来说，他们有保存之功，也有删改之嫌，这一点在我们利用古书、研究古史（特别是古代文化思想史）时应予以充分注意。把他们校书的情况弄清楚，是有很重要意义的。关于这件事的原始记载有但不是很系统全面，主要在《汉书·艺文志》以及《汉书》有关的纪、传中。还有就是记录他们整理结果的不完全的几个“书录”、《别录》和《七略》佚文，后世的记载也可参考。在秦汉史领域，关于刘向事迹及其思想的研究相对要少一些，有限的成果又较多集中在对《说苑》、《新序》等著作的研究上。关于刘向校书，虽然一些历史文献学和图书发展史的著作中一般都会涉及，但都比较简略。直接有关的文章有庞天佑的《刘向文献整理简论》、《浅论刘歆的学术成就》和唐有勤的《论刘向校书》等几篇。其中唐有勤先生的文章论述得比较全面，如对后代有关此事论述的资料就有较多列举，但仍不能令人完全满意。这里我将要首先着眼于刘向“校书”在整个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来说，其次是对校书的一些具体问题作更详细的论述，从而使我们得以对西汉晚期的刘向校书有一个比较详尽的重新认识。

    一　校书群体和校书时间

    首先是整理时间。《汉书·成帝纪》记载说，河平三年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这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

    就是说校书开始于河平三年（前26），时刘向五十来岁。他“年七十二卒”，死时此工作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尚未完成，由儿子刘歆“卒父前业”[1](p1967)。这已是哀帝时候的事了。校书总共进行了约二十四五年①。

    其次，刘向、刘歆先后总“领”其事，参加者不少②。工作量大，校书的人很多，但留下姓名的不多。可考者有《汉书·艺文志》中明确记载的如：

    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显然在总领之下，还有兵书、数术、方技等专门书籍的分领者。

    很容易让人误解的是，似乎刘向一人点校了经传、诸子、诗赋三略，占全部图书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以上。这是不太可能的。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刘向本传中有“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一句，是“领校”而不是直接的点校。所以我们用总领、分领来分别说明刘向等人在校书工作中的地位。事实上总领、分领者不可能亲手做每一本书，而具体每一书的校对，则另有其人。例如刘歆的《上〈山海经〉表》云：

    臣秀（刘歆避哀帝讳改名刘秀——引者）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

    《山海经》就是这位名叫望（不知其姓）的太常属臣所校。

    史书零星记载的参加校书者还有如：

    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2](p339)

    （班）斿博学有俊材……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师古曰：斿每奏校书之事）。[1](p4203)

    时光禄勋王龚以外属内卿，与奉车都尉刘歆校书……歆白《左氏春秋》可立……丞相孔光……卒不肯。唯（房）凤、龚许歆，遂共移书责让太常博士。[1](p3619)

    有些共校书者有较高的地位和发挥较大的作用，可以参与上奏校书之事，甚至刘歆有名的《责让太常博士书》，王龚也是参加者（“共移书”当即联名移文）之一。

    刘向父子以及任宏等人，除了“领校书”之外，自己当然是具体参加了校对的，或单校、或合校。如：

    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2](p337)

    又《刘歆传》中记载说：

    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则尹咸除了领校数术之外，又具体参加《左氏》经传之校。此外必当还有其他一些参加者未被记载。

    总之，刘向父子校书是一个长达二十几年的群体性的工作。

    二　校书的方法和结果

    校书工作是在广泛收集图书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史书总是把“求遗书于天下”与诏校图书连在一起说。在收集图书时，除了国家藏书、某些官府或官员藏书之外，也注意到民间图书。《别录》佚文有两条说：

    《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

    （《申子》）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二篇已备，过太史公所记也。

    校书工作第一步即对中、外藏书（也当包括民间新收集来的图书）进行一番清理。当时官府藏书之所很多，刘歆《七略》曾概述说：

    孝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此概述藏书之所还并不全面，与刘向校书时所提到的中、外之书当略有不同。所谓“中”，应该是国家所藏图书，包括石渠阁、天禄阁、兰台、石室乃至太常、太史等处的藏书，唯不知刘向他们校书是否全部都参考到了。“外”，应该就是一些私人藏书（包括民间有的）。校书时收集过中、外之书是可以肯定的，这可以从刘向当时所写的一些“书录”中看出。例如《晏子书录》说：

    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

    又如《管子书录》说：

    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

    现在可见的七八篇“书录”都是如此。

    这里又透露出另一个很普通而未被重视的现象，即在书写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书籍大多是单篇流传的，很少有如后世完整的某一部书存在。而刘向等人的工作，倒是做了“整部”书的工作。他们搜集、参校之后，就除去重复，各种本子互相补充，整理编次。如上引《晏子书录》又接着写道：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他们的整理是有一定的依据和标准的，这篇“书录”最后又写道：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

    这里整理的指导思想、具体的原则方法及其慎重的态度，都能够反映出来。其他“书录”详略不一，但整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相同的。

    有些书错乱得比较厉害，他们重新整理，甚至新定了书名，例如《战国策书录》云：

    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由此可见，后来所见到的《战国策》是经刘向等人整理定名的。还有其他一些当时杂乱无章的书，也是被这样整理的。如《说苑书录》云：

    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复）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说）苑》，皆可观。

    这是他对自己的书重新整理编次。

    校书的工作量很大，除上述收集、清理、删重、分类等等工作，还包括认真的校雠、誊抄定本等费时费力的细致工作。关于校雠，刘向在《别录》中写道：

    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这种校对工作，主要在于补阙订伪，工作很细，意义很大。无论旧日的抄刻书籍，还是现代的捡字、输入、排印，都是不可或缺的工作程序。刘向等人当时所作工作，是有记载说明的，如《汉书·艺文志》有几处写道：

    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正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与古文同，则无脱也，这是校对的结果。又如：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这里显然是一句一字校对出来的缺脱。当时每一书的“叙录”中都有订正伪误文字的记载，如《战国策书录》说：

    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

    《列子书录》说：

    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

    《晏子叙录》说：

    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

    《别录》中还有一条写道：

    故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

    出现形、音之误的各种情况都有。校出来的虽只有几字，但却是整篇整篇逐字逐句校对出来的，工作量很大。

    另一件费时费力的具体工作就是誊抄定本，即后世所谓之“杀青”，这也反映在当时的“书录”之中。如《战国策书录》云：

    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管子书录》云：

    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晏子》）、“皆已定，杀青，简书可缮写”（《孙卿》）、“已定，皆以杀青，书可缮写”（《列子》）等等。何以曰“杀青”？应劭《风俗通》写道：

    刘向《别录》：“杀青者，直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吴、越曰杀，亦治也。”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

    此乃《风俗通》佚文，为《太平御览》卷六百六所引，《初学记》卷二八、《文选》李善注《张景阳杂诗》等均曾引用，文字小异。“杀青”之说，在东汉已较流行，《后汉书·吴佑传》有记载：

    （吴）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

    注云：

    杀青者，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谓汗简。义见刘向《别录》。

    “杀青”之说，或者始于刘向？顺便说一句题外话，这里出现的“汗简”一词，与现代说的“汉简”显然不同。但研究简牍，考其制作源流，或者也是值得注意的说法。

    应该说，后世乃至今日所见之古书，很多是刘向他们经手整理的成果。

    三　“条其篇目”与“撮其旨意”

    据上所说，刘向等人的校书工作已经逐渐清晰起来。但是《汉书·艺文志》还有一句分量很重的概述：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每一书已”，什么叫“已”？“杀青”也许就是“已”，但这“已”之前，除了校对之外，更重要的是去重复、定篇目、定全书的规模乃至书名（前面均已涉及）。还有，校对时如何确定底本？或者以何种书校何种书？底本如何确定？从上述所引《艺文志》的“以中书”校××看，“中书”即国家藏书应是其底本。从现存的几篇“书录”看也是如此，如“所校中《战国策》书”、“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所校中书《列子》五篇”等等。校书当然是互相校对，但以“中书”为主。如《邓析书录》云：

    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

    这里“臣叙书”不知“叙”是否人名？

    虽然校书以中书为主，但中书本身也大多是单篇的存留，重复也不少。如《孙卿书录》中说：“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重复竟多至九倍。

    其所编定的整部书，包括篇目、顺序、书名等等，当即“条其篇目”。篇目也有不少问题，是原书篇目还是改编、重编篇目？顺序如何？量大的怎么办？从传世的图书看，不少书分为上、下，是原有的还是整理者所为？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说：

    右新书定著八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孝景皇帝时贵黄老术，此书颇行于世。及后遗落，散在民间，未有传者。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谨第录。臣向昧死上。

    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③。

    此外如《别录》所记，他们确定礼、乐等书的篇目也是如此。例如关于《仪礼》的篇目，就记述得很详细：

    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仪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士丧礼下篇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少牢下篇第十七。

    这里篇次与传本稍异。《礼记》的编次更加有说明性的文字：

    曲礼属制度，檀弓属通论，王制属制度，月令属明堂阴阳，曾子问属丧服，文王世子属世子法，礼运属通论，礼器属制度，郊特牲属祭祀，内则属子法，玉藻属通论，明堂位属明堂阴阳，丧服小记属丧服，大传属通论，少仪属制度，学记属通论，乐记属乐记，杂记属丧服，丧大记属丧服，祭法属祭祀，祭义属祭祀，祭统属祭祀，经解属通论，哀公问属通论，仲尼燕居属通论，孔子闲居属通论……奔丧属丧服……三年问属丧服，深衣属制度，投壶属吉礼……冠仪属吉事……聘义属吉事，丧服四制旧说属丧服。

    据上可知“条其篇目”也是有一套原则和方法的。

    “撮其指意”主要反映校书者的思想，也涉及当时整体学术思想。他们选裁别择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如上引《晏子》被认为是“盖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他们所理解和推崇的“旨意”，在各“书录”中均有表述：

    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向谨第录。

    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呼！使斯人卒终于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陨涕！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谨第录。

    此外《别录》中还有：

    申子学号曰刑名者，循名以责实，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宣帝好观其《君臣》篇。（毛公）论坚白同异，以为可以治天下。

    或者合“六经”之义，或者可以为治天下所法，这些就是他们从书中所撮取之“指意”。为此，在有些“书录”中还写有长篇大论的叙。如《战国策书录》云：

    叙曰：周室外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弟之义，惇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

    应该说，这是经学占主导地位之后成熟了的汉代儒家的政治理想。他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政治理想，撮取经、子各书之“指意”，也是按照这样的“指意”编校图书的。其“指意”即当时“主流”思潮——儒家的思想。

    四　“书录”和《七略》

    校书的最后程序是“录而奏之”，当然上奏的是“杀青”、缮正之后的定本。《隋书·经籍志》说：

    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

    “撰为一录”，当即所谓“书录”。“书录”是否又叫“叙录”，这是现存材料中的问题，陈国庆在《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有一段按语写得好：

    （刘）向所做的“书录”，其附在本书的，谓之“叙录”。现今所存的，只有《战国策》、《管子》、《晏子》、《列子》、《荀子》、《邓析子》、《说苑》七书中的各一篇，共七篇。其他如《关尹子》、《子华子》二书中之“叙录”，伪托不足信。汇集诸书之“叙录”，别为一书，则为《别录》，今已不存。

    在此，我们要进一步提出两个问题：其一，现存的“书录”或者“叙录”，有的可能并非原貌。《韩非子书录》最为明显，没有所校中、外书篇数，也无“定著”之类语言。其二，“书录”不一定全是刘向一人所作。除了《韩非子书录》“宋本不著名”之外，现存的《邓析书录》也颇可疑，和其他几个“书录”前后有“臣向言”、“向谨第录”“向昧死上”的体例不同。如上所引，开头是“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我怀疑“臣叙”之“叙”是一校者之名，最后又是“谨第上”，没有“向”字。严可均在编《全汉文》时云：

    案：此“叙”《意林》、《荀子解》杨倞注、高似孙《子略》皆作刘向。或据《书录解题》改属刘歆，检《书录解题》无此说。

    我看，前人“皆作刘向”，情有可原，如今日之认“主编”，刘向是“主编”，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六百家一万三四千卷书又不全是刘向本人校对的，决不可能由刘向一人写“书录”。《隋志》向撰“书录”之言，一是根据《汉志》的笼统说法，二是就总领其事而言的。再退一步说，即便所有“书录”刘向都看过、都署了名，也应该是别人起草了的。

    但是刘歆在《别录》基础上所著的《七略》则可能是个人之作，他可以根据已有的“书录”对当时的全部图书作一系统的简要记述（略述）。《汉书·艺文志》讲得很明确：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是“总群书”而作。《隋书·经籍志》所述略详：

    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徙”“中书”，像是又一次图书集中。“总括群篇”当指新编定的图书及其“叙录”。这里“撮其指要”应该是“书录”之“指要”。最后分类而略述之。《汉书·艺文志》云：

    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这后一句是班固说其《艺文志》是“删”《七略》之要而成篇。规模是《七略》的，但现在看到的是《六艺略》等六略，并没有《辑略》。《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按曰：

    略，约要也。说者谓，班《志》每略的叙文，即取刘歆的《辑略》，故虽六略，而实七略具足。似颇近理。

    此说“近理”。散见的《七略》一些遗文，确实可以在《艺文志》每略的叙文中见到，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而《七略》之文，有一些又可以在《别录》中见到，其中继承、沿用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也不必多说了。

    《七略》之图书分类也有文章可作。图书的分类，《七略》的形成或者可以说是刘歆创造的。《别录》撮述了每一书的“旨意”，当然是分类的基础，《七略》佚文就有分家的明确记载。《史记·管晏列传》的《正义》引《七略》云：

    《晏子》七篇，在儒家。

    《管子》十八篇，在法家。

    《艺文志》著录《晏子》为“八篇”，与刘向所定八篇相同，引文如果不是七、八之误的话，刘歆当别有选择。《管子》也是如此，《艺文志》著录的篇数与刘向定著同，但列于“道家类”，与《七略》之分类不同。《隋书·经籍志》将《管子》改列于法家之首，当是采用刘歆之分类。另一条佚文（《初学记》二十引）更明确：

    论方技为四家，有医经家，有方家，有房中家，有神仙家。

    《艺文志·方技略》正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部分。

    《汉书·艺文志》继承了《七略》的规模，同时也与《别录》有密切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论语》之著录，就反映《别录》的条理。皇侃《论语义疏序》引《别录》云：

    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古壁所传谓之古论。

    《艺文志》即列“论语古二十篇”、“齐二十篇”、“鲁二十篇”，还有“齐说”、“鲁××说”等书目。这是按照刘向“鲁论”、“齐论”之说分类的。

    如果说《辑略》是“诸书之总要”的话，《七略》中其他六略，就是图书的分类。《六艺略》为首，即把儒家的经典，所谓“五经”、“六经”放在首位，这是时代思潮的反映。刘向、刘歆以及班固的时代，绝对已是经学的极盛时代，《易》、《书》、《诗》、《礼》、《乐》、《春秋》理当最受重视。至于《论语》、《孝经》、“小学”著作放在《六艺略》中，“序六艺为九种”，王先谦《汉书补注》解释得好：

    序六艺兼及《论语》以下诸书者，别《论语》于儒家，尊孔子也。侪《孝经》于六艺，尊其书也。《弟子职》缘《孝经》而入者也。《尔雅》、《古今字》，所以通知经义、经字，故以《五经杂义》并附于此。

    此种附类也可能是《七略》的原貌，因为刘向整理图书时是有此类书籍的。《汉书·艺文志》注引《别录》遗文有：

    刘向云（《孝经》）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

    《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遗文有：

    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

    其他几略是“六经”以外之书，“诸子”是数量最多的。所谓“诸子十家”，被认为是“六经之支与流裔”。那么再其他四略呢？这也是当时学术现状的反映，诗赋、数术等都是风行一时的文化学术。

    诗赋的数量很多，“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1](p1755)而且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1](p1756)而且汉代也有诗赋传统：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1](p1756)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之体例与其他几略不同，表现在没有每部分的分论。这或者是《七略》乃至《别录》未最后完成的反映，应进一步留意。

    数术之书既多且乱，“凡数术者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1](p1775)这个原本为“明堂羲和史卜之职”[1](p1775)的学问，到此时流为江湖巫卜星相之学，变成“虽有其书，而无其人”了，“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1](p1775)

    兵书关系到“国之武备”。“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1](p1780)它们各有单独分类的理由。不过“兵书”有点特殊，它本可以放在“诸子”之中，也许因为它和数术、方技一样，学问比较专门，有一定的独立性；而且一开始分工就确定由“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1](p1701)《七略》也就据此而分书籍大类。《艺文志》中分兵书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即本原于任宏所分，所以又有这么一句：“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1](p1763)《七略》大约是根据任宏的分类、编目照录了。但班固写《艺文志》时有较大的删改，并且已经注明。他在总结“兵权谋”时注云：

    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1](p1757)

    他在总结所有兵书时又注曰：

    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蹴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礼也。[1](p1762)这显然是对《兵书略》作了较大的删改。叶长青《汉书艺文志四论·匡班》评论说：

    刘《略》重出之书，多至四百余种，必非偶误。兼著则明，偏著则缺，班氏去取未有当也。[3](p189)

    据上所述，“书录”和《七略》可以说是刘向父子校书的总结性成果。

    五　应该重新认识

    综上所述，西汉末年先后由刘向、刘歆父子总领，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花二十多年时间，对当时留存的图书进行了一番清理：逐本予以定著，并且缮写清本，分类编目，予以保存。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清理，不亚于后代之修《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而且从保存古籍的角度看，意义更大。所为当不仅仅是对书籍进行简单地集中和抄录，刘向等人按照当时的“主流”思潮，按照他们自己的见识、理解对几乎所有的图书，施行了一次大手术——整编乃至改编，并且精心细致作了校雠工作。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必武断地说他们会有意篡改、作伪，但也不能忽视他们的主观校定在所校古籍上留下时代痕迹，也会有某些牵强附会的内容。

    图书作为传统学术的主要载体，在学术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图书（含出土文书简牍）对于古文献研究是主要甚至是惟一的基础，更是研究学术史和学术思想的主要依据，弄清刘向父子等人校书一事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今天，我们对刘向校书应有新的认识。除了关于校书群体、指导思想、校书结果等问题之外，最重要的是，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我想，唐、宋以后至于近代的许多辨伪、辨疑工作，甚至说刘向、刘歆伪造了古籍，主要就是因上述大整理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产生的。今天我们来认识和清理刘向校书的主要事实，重新讨论古书辨疑问题就可以更客观一些。再加上近几十年地下出土了不少刘向之前的一些古书，我们可以据之比较、参校，会更有利于弄清种种古代文献问题。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提出，即刘向等人校书之后，缮定本抄写了多少（如《四库全书》之写七部）？有无转抄复本流传？这还有待详考。后来经过西汉末年的又一次图书大失散，《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图书大多亡佚了。再以后复出的，是否仍为刘向等人的定本？或者还有定本之前的流散本？这些暂时还无法解决的问题，都是值得考虑的因素。不过应该看到，也可以肯定，刘向等人的校书工作及其结果，是从多方面影响着后世的。

    注释：

    ①刘向“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刘歆乃王莽为大司马时所举荐。

    ②阮孝绪《七录序》中还说：命“刘向及子俊（伋？）、歆等，雠校篇籍”，则除刘歆之外刘向还有一子参加。

    ③后代也有人认为《列子》及其“书录”皆为魏晋以来好事之徒所为。说此书完全是伪，恐亦不然，从“书录”最后“臣向所校《列子书录》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之文字看，《列子书录》不像是伪造。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