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删《诗》、《书》，作《易传》，著《春秋》，被认为是“对经典创造性的改造和诠释”。后世一般所说的先秦经典即所谓“五经”、“六经”，就是指孔子改造过的。但是此后经历了战国的“百家争鸣”、秦代的“焚书”等重要历史事件，孔子时代及其以后的所有先秦典籍（包括“五经”以及“诸子”和其他典籍），到了汉代是如何保留下来，又是如何流传下去的？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当时以口耳相传为主，所传之内容必有各种情况的走样，如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因听不懂话，就有十分之二三是“以其意属读”的（见《史记·晁错列传》），再加上传授者有意无意的曲解和疏忽，结果必失其真。《诗经》在汉初的情形也是如此，“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生、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在汉初，这四家诗除开训故、传解不同之外，经文本子是否相同，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阜阳双古堆出土的西汉早期的竹简中就有100多支《诗经》简，据研究，既与世传的《毛诗》不同，也与三家《诗》有异，不仅有许多异文，甚至编次也是不同的。（参见《文物》1984年第八期）。除《诗经》外，汉代其他各经的传授也有各种不尽相同的情况，例如《易经》，马王堆帛书中有《周易》，双古堆又有《周易》竹简，它们与传世本不同是肯定的，究竟是怎样的不同，并未完全弄清楚。但可以证明，汉初的或者说先秦的《周易》，有过与后来不同的本子。其他，《礼》、《乐》之类更不消说，后世只能看到汉人编次、传记的一些东西，先秦原籍只有等待出土了。总之，所有经典在传授过程中，必失其真，失去孔子所编的原貌之真，汉代对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造。

　　另一大类典籍就是先秦“诸子”,现在最明显的就是《老子》一书,1972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老子》 且有大同小异的甲、乙两种本子 ,与后世流传的《老子》颇不相同,使人们大开眼界,为《老子》研究开辟了新天地。没有想到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又发现了更为不同的《老子》版本。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以上情况说明《老子》文本不仅从战国到汉初有很大变化，而且在汉代也有不少变化。如果说汉初两个帛书本也是汉人的作品，那是汉代对《老子》的第一次改造，后来严遵的《老子注》、《河上公老子章句》，那就是第二次、第三次了，还有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邻氏、傅氏、徐氏和刘向的传说，所有这些，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创造性的改造和诠释，例子俯拾即是，不妨试举一二：后世流传本的《老子》第一章，在帛书中原在“德经”之后，这个大的改变应有其深义，再就是一连去掉了七八个“也”字。更重要的是诠释，例如释“有名万物之母”，严遵《老子指归》释为：“有名者之为化也，遵道德、贵神明，师太和，则天地，故为万物母。”而《河上公章句》释为：“有名谓天地，天地有形位，阴阳有柔刚，是其有名也。万物母者，天地含气生万物，长大成熟，如母之养子。”这些文字和思想，虽然在汉代其他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但这里作为《老子》注文，不能不说是对《老子》的创造性诠释。

　　其他子书被改造的脉络难得有《老子》一书这样明显。但近几十年新出土的简帛资料，足够我们说明问题了，《文子》、《庄子》，《鶡冠子》、《尉缭子》、吴、齐两《孙子》，乃至《墨子》、《鬼谷子》等等，都有多少不同的文字，可供研究参考。可以武断地说一句，都不会与传世本相同，都能够说明汉人对它们的改造。总之，不同的人以及不同的派别，在传授“六艺”、“诸子”的过程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改造和诠释，如果我们发现有些记载和新出土资料有不同之处，那正是典籍被改造的证明。

　　关于改造典籍的事实，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十分明显的方面予以说明，那就是众所周知的西汉末年的刘向校书，此次校书是一次大的图书整理，学术界已经注意，但深入探讨还不够。这次图书大整理的情况，此处暂不详说，只想说明一点，它也是一次对先秦典籍的大改造。刘向每校一书之后，“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从留存的几篇《书录》看，其对先秦典籍的改造，包括内容选择、重新编目以及文字校定等多方面，现举《晏子叙录》一例如下：

　　“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椾，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严可均校辑《全汉文》）

　　这里引文稍长，但很说明问题，刘向等在整理时，除了重新编次篇目、校定文字之外，对内容的选择，更能表明其改造之功：一方面态度似乎很“客观”，感觉到“似非晏子之言”的篇章也“不敢遗失”，予以收录编入（这又使后人能看到一些刘向当时所看到的流传篇章）；另一方面“主观”意识又相当强，注重“忠谏”君、法“义理”、“合六经之义”等等，凸现出“独尊儒术”之后的儒家观念。关于后者，其他“书录”中都有明显的表示，如对非儒家典籍的《管子》、《列子》也说他们“晓合经义”、“合于六经”之处。如果我们要谈“改造”、谈“创造性（一般意义上的）改造”，当然与改造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

　　刘向等人有组织、有计划的校书，是对先秦典籍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改造，并且是完成了的。最后刘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就是完成后的总结。《七略》后来遗佚了，《汉书·艺文志》“删其要，以备篇籍”，使我们能知道当时的大概情况，《艺文志》中著录52家儒家诸子，有31家是先秦的；著录37家道家诸子，有29家是先秦的。这些应该都是经过刘向等人改造过的，只是到班固时又大多亡佚了。当然，亡佚是就班固当时的国家藏书而言，就他个人所见而言，并非从社会上完全消失，后世有人引用、有人辑佚，又可以恢复某些典籍的部份内容。而现代出土资料，如马王堆帛书中有可以被称《黄帝四经》的内容，郭店竹简中有一些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容，均可以从另一角度证明班固记录属实，刘向等人整理过的可能（确有过那些书）。从数量看，刘向等人对先秦典籍的改造，也可以说是“全面的”。

　　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改造，除了刘向校书之外，还有许多。在汉代，校书是经常的事，设有“校书郎”之类的专门官职，建有“东观”、“兰台”之类的专门机构。另外，又有一系列官方会议（石渠阁会议、白虎观会议等等），讨论“五经异同”，从不同的角度整理、诠释经典，一直到石经的刊刻。所有这些，都必然对典籍的改造产生影响。

　　以上简要地从民间和官方两个方面分别说明了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说“全面”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改造典籍的数量较多，后世流传的、能够知道的先秦典籍，几乎都在其中；二是对每一种典籍整个面貌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至于其改造是否可以说是“创造性”的，也许会像评价孔子删《诗》、《书》一样，其是非功过那就见仁见智了。

　　关于本文这个话题，最后还想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先秦典籍的形成本身就是动态的，一种典籍最原始的面貌是什么样子？何时何人编成？六艺情况如何？汉代人都不十分清楚，他们也无法看到一部完整的典籍，而礼、乐方面的散佚更为严重。例如记载说有人向河间献王献《周官》，加上补一个《考工记》因而有《周官经》六篇，也只是河间献王编的，并不一定是先秦原貌。诸子更是如此，如刘向“书录”所反映出来的，这里有几篇，那里有几篇，都是单篇分散流传的，实难清理出一个完整的原貌来，郭店竹简《老子》的情况，或可提出一种看待问题的思路。

　　第二，汉人对先秦典籍改造时，必然打上汉人的时代烙印，也就是打上汉人的思想烙印。哲学界的朋友在讨论哲学与哲学史时，提到经学家与经学史家不同，说经学家有自我，经学史家没有自我（其实也不尽然）。有自我就是“六经”为我所用，体现自我。因而改造和诠释是有汉人的“我”在其中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而且，如果不是如此，那可以说就没有学术文化的发展，改造的“创造性”应该就在这当中了。

　　第三，汉代的先秦典籍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先秦的基础，但又确实有很大变化，而且不断变化（《庄子》文本在魏晋的继续变化就是明显的一例）。汉代生成的文本及汉人对它的诠释，既是我们了解先秦文化、社会的基本材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主要依据。

　　最后，与此相关，我们在讨论“疑古”等问题时，注意到汉人改造先秦典籍这一情况，可以重新认识很多问题，这是有方法论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