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是中国人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六十年大庆更是花甲之喜，十二干支只轮回。大喜之日当然要拍部大片来庆祝和纪念一下了，于是早早的就看到了《建国大业》的广告宣传片，群星云集、阵容宏大，真有一番大庆佳节的喜悦。
 
然而让人们无法高兴的却是这些本是中国血统的大腕级的导演和演员们统统执的是外国护照，且大多是宣誓之后入了他国国籍的公民，严守他国的法律，向他国交纳个人所得税和受他国的政府与军队保护的骄子。他们早已放弃了成为中国民的骄傲，让一群不再以拥有中国国籍为荣的角色去表现中国《建国大业》的辉煌，岂不是件让中国人都感觉耻辱的事吗？

任何其他国家的文艺作品都可以让非中国国籍的优秀演员和导演们参与，但一部宣传中国建国史诗的影片，由无数的外国公民来表现，则不能不让人们有过多的遗憾。

这背后所说明的是什么？问题正在于为什么这些中国培养的优秀人才、演艺界的佼佼者、几乎占领了中国演艺界半边天下的成功人士们却选择了改变自己的国籍，宁愿放弃国人的尊严和作为中国国籍公民的荣耀，宁愿放弃这块生其养其的土地、放弃这里的山山水水、放弃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童年和亲属，宁愿远走他乡用自己并不熟悉的语言与不同民族的人群交流，甚至可能过着举目无亲的生活。
 
也许他们并不信任中国的现行政策；他们并不相信这个执政的团队；也许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仇富情绪；也许是世界观的评价体系扭曲；也许是缺少安全感和自由；也许是意识形态中的某种主义让他们恐惧，至少他们深感缺少法律对产权、财富、人生的各种必要的保护。

美国的发展史是一部吸引世界各国精英人才共同创造与发展的历史，至少有一个开放的让私有产权和财富安全的、能够明确的得到充分保障的法律；有人们可以充分的利用市场经济机制、发挥个人的才能并发家致富的制度体系；有一个能让人拥有梦想并可能通过努力去实现梦想的机会。
社会从不争论什么主义，只要从现象就可以判断出社会对制度的选择。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于深圳，正在于小平同志清楚的从大量的民众不顾生死危险和叛国的罪名、不惜用偷渡的方式、游泳的方式奔向另一个被文革时的政治舆论压倒一切的称之为万恶的旧社会、旧制度中，才反思出中国必须走改革之路的理论。
 
当年也许是穷并且吃不饱，人们只为了混一碗饭而跨越了世界。而今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已取得了全世界不得不称赞的经济飞跃，整个中国跨入了世界GDP前几位，温饱的问题早已解决了，社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初的万元户已变成了百万元、千万元和亿万元的争夺，人们早已不再为穿衣吃饭而发愁了。

但为什么恰恰是那些先富起来的精英人群却成了主动的自由的申请境外他国护照的先锋。没有富起来的时候人们想的是吃饱、穿暖，而富起来之后，人们则更多的考虑的是财产权利的保护、人身权利的保护、选择权利的保护、言论权利的保护等等。否则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和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呢？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最有才能的人放心的安家立业，仍有着让人们无法放心的不确定性，那么当人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国籍时，就会出现大量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一群能人向其他的非母国转移。这也许是比一部反映中国人自豪而骄傲的影片中有大量的外籍人士更可悲的事情。这将永远的影响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影响着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

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选择了非中国的国籍（并不能因此而说明他们不爱这个国家与民族），也许他们都有许多更充分的理由。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消灭贫穷是可悲的，但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吸引和留住能人与富人则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但愿这种事情今后能有所改善或不再发生，至少让我们的民众能看到更多的精英在致力于建设这个生我养我的国家、在维护与改造这个世代生存的国界，让其能成为一个不但没有贫穷而且也没有对财富的歧视的国家，并且能培育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和精英辈出的社会。让我们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在、可以植根于这片泥土之中、国度之中，让七十年大庆时不再出现一群外籍演员在颂扬中国光荣、伟大的历史事迹的影片。

附手机短信：“美、加、日、德等国著名影星参演罕见经典国产巨片《建国大业》，以下为诸位影星列表：美国籍：陈凯歌、陈红、刘亦菲、陈冲、邬君梅、顾长卫、蒋雯丽、宁静、王姬。香港籍：郎朗、李云迪、章子怡、胡军、汤唯、刘璇。加拿大籍：童安格、蒋大为、徐帆。英国籍：张铁林。日本籍：许晴。德国籍：韦唯。澳大利亚籍：沈小岑。新西兰籍：苏瑾。新加坡籍：李连杰。瑞士籍：斯琴高娃。泰国籍：胡兵。恭祝中国六十周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