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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寿筠:关于地方与中央关系的一点思考– 从庐山会议由反“左”急转反右谈起 
作者:[陆寿筠] 来源:[作者慧 赐] 2020-12-15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之一。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美国采取的是多州“合众”联邦制,这与其政经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国情相适合,但不适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曾经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则采用加盟共和国相互“联盟“的联邦制,这也不适合具有悠久中央集权郡县制传统的中国。但这不等于说,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方面,不需要或不可能随着具体国情的变化进行某些调节和改革。不作必要的调节和改革就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和灾难,从戚本禹回忆录所反映的毛泽东时代的一段历史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混乱和灾难。
伟人毛泽东总是将人民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为此,他对于危害人民利益的一切错误倾向,无论是“左”,还是右,他都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抵制,尽力纠正。但是,一些将自己的官位、名利置于人民利益之上的官僚主义者、投机分子、野心家,总是变着法儿干扰正确路线。你要反对右倾,我就“左”得出奇,让你名誉扫地。当你不得不要纠“左”的时候,我就乘势推动右倾复辟回潮,实现我的美梦。由于国土广大,行政层级较多,中央的一个部署层层下达,比起一个小国需要更多时日才能到达基层,落实生效。那些错误潮流的推波逐流者往往就利用这样较长的窗口期,玩弄欲擒故纵的游戏,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或者抓住时机、立即反扑。1959 年庐山会议从开始时的反对“左”倾浮夸风急转为反右倾、引起全国各地上下混乱局面,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上世纪中叶,共产党率领全国工农劳动大众取得并巩固了政权,毛泽东就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各级官员蜕化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阶级,于是在全国经济战线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后,就发动了全党全国整风运动,可惜被严重扩大化的反右运动转向、打断。党内窃据高位、后来被证实是顽固走资派的少数领导人及其各级追随者,借反右的机会,向着党内外广大给各级干部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反攻倒算,并接着刮起一阵阵形左实右的共产风、浮夸风,破坏社会主义的声誉。他们一会儿鼓吹“三自一包”单干风,企图将广大农村拉回到社会主义合作化以前的局面,一会儿大刮共产风,鼓吹“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他们还偷偷地将几块稻田内的成熟稻杆集中搬移到一块稻田里,将从这几块稻田里收获的稻谷,向上虚报为一块稻田的产量,大放特放虚假得离奇的“高产卫星”。上级领导根据所报产量征收税粮,于是辛辛苦苦种粮的农民们自己就缺少口粮,只得挨饿。这至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三年困难时期大面积饥荒的重大原因之一,也许还是主要原因(有待深入调查研究)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正是针对着上面所述的形左实右的共产风、浮夸风而言的。但是由于阴差阳错的多种原因,其中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李锐等人的翻云覆雨、拨弄是非,和涉及彭德怀本人国内外社会关系的一些事件,毛泽东感到彭德怀的发难危及国家政权的安全,属于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进攻,于是立即将会议转变到反右的轨道上。
但这时候,全国各地城乡纠正左倾浮夸风的运动还刚开始不久,那些刮风者还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呼风唤雨,而少数坚持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干部和群众的呼声仍然处于被压制、得不到顺利伸张的境地,浮夸邪风给广大农民带来的苦难尚未消除。恰恰在这个时候,上面突然布置下来要反右倾。由于国家权力极度集中而缺乏自下而上民主制衡的大一统,导致全国东西南北中、上上下下行动一阵风、一刀切的惯性,那些刚要得到伸张的、讲求科学实际的人士和呼声,再一次被反右的浪潮所吞没。
实际上,在那个年代,党内外的真右派,无论是以形左实右、假左真右的极左面貌现身,还是以赤裸裸的右的面目张狂,这股右的势力实际相当强大和猖獗。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股势力再一次刮起一股又一股假左真右的妖风,与党内外一些人由于认识偏差而存在的形左实右倾向相结合,造成了种种混乱。最终那股势力又借助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极左、假左的痛恨和反击,将国家引向另一个他们所真正希望的极端,那就是严重的右倾倒退。
上面所述那个年代,神州大地上种种混乱甚至灾难的发生原因,首先是国家的法制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人治,即所谓“无法无天”,也就是既无法制规范,也不遵从客观规律。因此,无论是搞经济建设,还是纠正错误倾向,都通过刮风式的、自上而下四面八方一刀切的“群众运动”。历史实践已经反复证明,这种只有革命精神,没有法制规范和科学精神的群众运动必然带来混乱甚至灾难,那么革命精神也就落空了。这种刮风式、一刀切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能通行无阻,遍及全国,一浪高过一浪,其根本原因乃是无视地方各级直至基层行政部门的必要程度自主性,也就是过度的中央集权。
毛泽东一贯警惕和反对官僚主义。但是显然,他没有能够找到防止和抵制官僚主义的有效途径。这种官僚主义表现为官员只对上、不对下负责,只要上级满意,能够让自己保住官帽,最好能够得到上级提携,如有不利于自己保官升官的下情发生,则尽量隐瞒,压制上报;还表现为对上级的工作布置机械服从,如按上面规定的百分比划右派,不管是不是真有那么多右派,更坏的甚至对异己的属下干部群众挟私报复,不惜制造冤案。历史的教训表明:尊重和发挥地方必要程度的自主性,或许是防止和抵制这种种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即使不像毛时代那样刮风搞运动,尊重必要程度的地方自主性,也可以有助于充分发挥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助于减少错误,克服困难,加速中国梦的实现。
这里说的是必要程度的地方自主性,并不是鼓励搞地方山头,独立王国,而是适度的自主性。至于这个“度”,这个界线究竟在哪里,那需要通过调查研究,甚至试点实践才能逐步找到。找到以后,就要用法律的形式敲定下来,加以实行。这也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历史经验的总结需要依靠精英和大众相结合才有效。笔者是毛时代身临其境的过来人和当时一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希望此文能成为一个小老百姓的引玉之砖。

【作者简介:陆寿筠,旅美华人,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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