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忠先生:
我主张的政治改革是无党制，也就是中华文明一直强调的君子群而不党。世界上的政党很多，但是，很少有政党把意识形态宗教化，使自身困在笼子里不能转身。而这种荒谬的事情，恰恰就是中国的现实。其实，一党制过渡到无党制，并不是难事，今天当官的仍然接着当。当然，明天，后天，还能不能接着当，就要看人民是否接着拥护、认同，这与目前推广的问责制也不矛盾。
西方民主，人民以选举的方式参与问责。但是，这种问责，选下来是有效的，选上去，就不一定有效了，因为问责在尽责之前，如何保证有效？所以，这样的选举，并不合适。首先，由人民投票选举各级当政一把手，特别是国家元首，没有具体的施政结果可评判，人民对那些根本没法近距离了解的候选人，只能片言只语地听其言而信其行，而且在党派、政客不择手段地煽动下，人民选择的结果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正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才产生了绑架全体人民的政党纷争，以及继之而来的金权政治、人身攻击、族群对峙等现代民主制度的一颗颗毒瘤。其次，候选人一旦当选，任期内，四年、五年、或者更长，人民不满意，当选者死不认错，继续炒作，人民除了生气，等待下一次机会，基本上没有其它办法。而那些善于炒作的政客，无论是把煽动族群分裂，甚至把贪腐洗钱当政治，还是美国式的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放任自流，竟然都能通过不择手段地操纵民意，获得连任。这两届任期，人民失去的岂止八年，遗留下来的族群分裂、掏空国库等等恶果，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完全消除。所以，对人民来说，重要的不是谁选上各级当政一把手，而是谁能不能当好各级当政一把手。像把族群分裂、贪腐洗钱当政治，或者美国式的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放任自流，掏空国库，给人民带来灾难的一把手，人民应该不惜劳民伤财，不惜伤了和气，帮着煽风点火，把他们选上去，还是应该以最低的代价及早地把他们请下来？
更合适的应该是，人民根据各级当政一把手的施政效果，定期评判，由评判的结果确定他们的去与留。这样，一方面，人民免去了没法了解候选人而作出选择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施政结果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施政结果的好坏，在没有政治党派的煽动下，人民应该最有资格作出理性的评判。也就是说，人民参与政治过程的方式，由投票选举权改成以民意对各级当政一把手实施问责的罢免权。
我分析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亚伯拉罕·林肯提到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只有of the people和for the people具有实际意义，就是说，当政者来自于人民，执政的目的为了人民，是现代政府应该具有的。世袭制度取消了，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不再是某家的天下了，当政者当然来自于人民，执政的目的也应该为了人民。By the people是西方人的虚幻，人民投票，选贤任能都难，怎能等同于治国？管好一个家，一个公司都已经不容易，治理好一个国家自然而然难度更高，所以要选贤与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精英治国没有错。以民为本，则要求精英治国必须为人民造福。是否为人民造了福，必须要由人民自己说了算，而不是由精英们自我吹嘘、自我评判。再也不能出现像四人帮那样，把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吹嘘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吹嘘成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们解除痛苦。西方以选举为中心的民主需要改变，改变成以罢免为中心的民主，也就是把by the people改变成under the people，使各级主要当政者在众目睽睽下行使职责，经过一段时间而不能尽责者，人民有制度迫使他们让贤。
中华民族四千多年前已经是疆域辽阔的大国，以民为本，对民意极其关注。思想理论上，尧、舜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皋陶就把民意等同于天意，提出天意由民意表达：“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尚书·皋陶谟》）一千多年以后，春秋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总结前人经验得出：“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管子·小称》）实际应用上，至少在夏朝初期就有制度化的民意收集，对主政一方的各路诸侯问责作辅助。（《尚书·胤征》，《左传?襄公十四年》）尧、舜、夏、商、西周时期，一直对官员和主政一方的各路诸侯有严格的考核、问责制度。可惜的是，夏、商、西周是家天下，没有制度对国家元首监督，才会出现夏桀、商纣、西周厉、幽，国败身灭，社会动乱，人民受苦。因此，新型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结合现代技术，重新建立人民信服的民意调查制度，把以民意为基础的问责扩大到国家元首。一方面，自上而下，由互相了解的精英们，按照一定的程序，选贤与能确定国家、省、县各级当政一把手。另一方面，自下而上，依据民意调查制度，人民直接对包括国家元首在内的各级当政一把手的政绩作出评估定去留，体现人民真正地当家作主。新制度没有西方民主那样的海选，有助于顺序渐进地根除结党营私、金权政治、人身攻击、族群对峙等现代民主制度的一颗颗毒瘤。
新制度下，各级当政一把手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人民的持续拥护，历史也不再成为未来执政的包袱。历史功过，由历史人物自己担负。社会各界可以对历史，及时而不受限制地作出客观分析、评估，使历史成为吸取智慧和经验教训的活水源，而不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饱经沧桑的老奶奶。四人帮之流胡乱涂脂抹粉，妄想抹去老人家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不仅徒劳无益，更是自取其辱。
制度创新，不仅结束将近一个世纪否定自身悠久文明的痛苦，更证明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中华文明，既能纵观中华古为今用，又能横览世界博采众长，仍然是生机勃勃的辉煌文明，使中华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重新拥有充满自信的文化和精神支柱。
祝好！
方仁
7月13日
（陈方仁先生是一位旅美华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