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应该从“只谈主义”中跳出来，多谈具体的问题，否则政府和民众都会对左右派的辩论失去兴趣。左派不会赞同用坏的计划来搞计划经济，右派也不会反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计划性，那么正确的辩题不应该是“计划经济是好还是坏”，而是哪些产业应该有计划，如何制定好的、科学的计划。辩论中应该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别人正确的观点。片面、极端、偏执、顽固，都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既不盲从官方，也不盲从西方。

　　友人向我推荐“徐景安与杨帆对话：左派与右派的分歧在哪里？”一文。徐景安是右的，杨帆是左的（虽然很多左派认为他不够左）。读该文后发现：左派和右派之间的一些分歧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的，而且两派之间有着不少共同点。

　　例如杨帆支持计划经济，他的理由是：计划经济是三种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中最好的一种，计划经济给改革开放积累了物质基础。

　　徐景安虽然是右派，但为中国的计划经济再加了两条优点：计划经济建立了工业化的完备体系；搞了两弹一星的军事工业，保障了国家安全。

　　那么徐景安为什么要反对计划经济呢，他用自己过去在国家计委参与制定计划的亲身经历，说明制定计划时的种种不科学，“订计划根本不调查社会需求，是拿计算尺拉出来的”。（笔者本人也听有关官员说过当年制定计划时的种种拍脑袋行为。）

　　对此杨帆没有否认，想必他也无法否认，他只是回答：“盲目投资，市场经济更加厉害。”的确如此，为了减少市场的盲目性，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宏观调控，有各种严格、细致的计划。

　　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失败，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本身，而是因为制定的计划不好、不科学，或很多产业无法预测市场需求，因而无法制定出好的、科学的计划；而中国的两弹一星能够在计划经济时代成功，是因为两弹一星工程有一个好的、科学的计划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

　　显然，左派们不会赞同用坏的计划来搞计划经济，右派也不会反对国民经济有一定的计划性，至少不会反对在某些领域或产业应该有一定的计划性。因此，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不应该就“计划经济”这个单一的大概念争论其好坏，而应该辩论：

　　1，具体哪些领域或产业应该有计划，哪些不应该有计划，或政府只需要提出宽松的指导性规划就足够了；

　　2，政府应该如何制定一个好的、科学的计划；

　　3，过去哪些计划是好的、科学的，而哪些是不好的、不科学的，其经验教训是什么，今后如何避免；

　　4，政府部门制定的计划是不是科学合理？如果不是，应该做哪些修改；

　　5，通过什么方式使一个好的计划能够得到好的执行，得到好的、预期的结果，使用行政手段，还是用经济手段，如减少税收或发放补贴；等等等等。

　　如果左派永远以计划经济中的成功部分来捍卫计划经济，而右派永远以坏的计划导致计划经济失败来否认计划经济，那么左右两派的争论就永远不会有结果。这种“公只说有利于公的例，婆只说有利于婆的例”式的辩论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支持发展汽车的人以汽车提高效率为理由，而反对发展汽车的人以大量车祸和空气污染为理由，那么他们谁也无法战胜对方，他们的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实际上，支持者并不否认存在车祸和污染，反对者自己出门时也不会拒绝坐汽车而坚持步行或骑自行车。因此，正确的论题应该是“如何减少车祸和污染”，而不是“汽车是好还是坏”。只有这样，社会和民众才能从知识分子那里得到有建设性的思想，知识分子才对社会和民众有价值。

　　左右两派应该从“只谈主义”中跳出来，多谈具体的问题。否则政府和民众都会对他们的辩论失去兴趣。有读者在评论徐杨对话时说：“我认为：先不要打旗子、谈理论。就我们所处社会，先找出主要问题，大家研究、提出解决方案，追根朔源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加以解决，才能取得真进步、大进步。”这些话很值得左右两派深思。

　　从左派和右派关于“计划经济”的争论，还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一个误区：一件事物是好是坏，一定要争论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然后希望最高统治者按照自己指引的道路走。左派希望中国政府改变方向，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右派坚决反对，希望中国政府继续搞市场经济，并且使市场化更彻底。

　　中国人热衷于寻找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然后让掌权者来执行这条路线。如果在实践中发现这条路线有问题，就重新展开大规模的争论，寻找新的“正确路线”，再来“折腾”一番。在民主社会，应该换一种做法：不同利益、不同观点的人相互交流，相互妥协，最后得出一个折中的方案；然后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偏左了，就向右调整一点；偏右了，就向左调整一点。在成熟的民主国家里，“折腾”的次数比较少、或规模比较小，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胡总书记日前说“不折腾”。不排除他有这样的意思：不要再在基本路线上玩虚的，而应该通过不断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来使中国比较平稳地向前发展。

　　中国有左右两派，对中国的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是好事情。但两派的辩论不应该停留在理论学术层面。如果哪天中国的左右两派不只是在网上和纸上对抽象而空洞的理论问题进行辩论，而是在媒介上对具体问题进行辩论，提出有可操作性的建议，或投身参与具体的事情，例如左派们积极为工人农民维权，帮助他们打官司，而右派们积极推动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推动政府减免中小企业的税收，那么中国离开民主政治就不远了。如果更进一步，左右派能够在党的会议上、在人大或政协的会议上对具体的问题进行辩论，并通过表决，形成党或政府的决策，形成国家法律、国家意志，那么中国民主政治的雏形就出现了。

　　左右两派久辩不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死不认错”。

　　徐景安指出计划经济中制定的计划不科学，有盲目性。杨帆的回击是：“盲目投资，市场经济更加厉害。”既然杨帆无法否认计划经济没有解决好盲目性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不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探讨一下如何使计划经济消除盲目性、完善起来呢？指出市场经济也有盲目性，就能够使计划经济的盲目性自动消失吗？市场经济有盲目性，计划经济就可以有盲目性了？

　　这种辩论逻辑就好象：有人批评张三乱扔垃圾，张三回嘴说：“李四还随地吐痰呢！”难道李四随地吐痰，你张三乱扔垃圾就不是错了？

　　左右派之间的辩论不是大学生辩论赛，不能为了自己一派的胜利而辩。辩论的目的应该是发现真理，接近真理。自己错了，就应该承认错了；对方对了，就应该承认对方对了。左右两派的辩论也许会关系到中国未来走什么道路，千万不能为了个人的颜面而把中国引向歧途。

　　杨帆指出，虽然中国的劳动力很便宜，但美国拒绝中国劳动力流动到美国去，这是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相矛盾的。他批评中国右派“帮美国攻击中国不开放不自由，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劳动力也不开放。”

　　徐景安无法反驳，就强调是美国不让中国劳工过去，要杨帆找美国去理论，而不要批评中国右派。

　　实际上，杨帆是用这个例子说明美国人自己并不完全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做。只有符合美国利益时，美国才搞自由主义，在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方面，它就不搞自由主义了。美国在资本、技术和品牌等方面占有优势，它就鼓吹资本和市场的全球化；在劳动力价格方面没有优势，它就闭口不谈“生产要素应该全球自由流通”了。杨帆是以此提醒中国右派，不要盲目地、无条件地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要头脑清醒。

　　面对杨帆说的客观事实，徐景安知道自己无法反驳，但死不认错，而是金蝉脱壳，不再谈经济学了，偷换概念，叫杨帆去找美国理论，把“美国自己是不是完全遵循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个命题偷换成了“美国为什么采取从严从紧的移民政策？”

　　看了这些例子，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左右两派的辩论旷日持久却没有产生多少积极的意义。

　　实际上，杨帆指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也是这样，美国搞不搞这些东西，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1970年代，和中国结盟能够抗衡苏联，有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就不管中国有没有民主自由和人权，照样和中国结盟。卢旺达没有石油，于是在发生种族灭绝时，美欧都按兵不动；而伊拉克有石油，虽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没有确切的线索，但美国人仍然“热情”地去“解放”伊拉克人民（帮助伊拉克人民摆脱萨达姆的统治实际上只是一个副产品。乌干达前独裁者阿明也杀政敌、吃政敌的肉，却不见美国去解放乌干达人民。阿明的军队比萨达姆的弱得多，解放乌干达人民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

　　中国的确应该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权，但我们要认识到，美国支持别人搞这些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的，就支持，就帮忙；不符合，就袖手旁观，任凭其自生自灭。对于美国来说，它心目中真正的普世价值是“美国利益最大化”：能够增进美国利益的事情，就有价值，反之则没有价值。

　　左右派的争论还反映出他们的偏执或意气用事。中国现在有很多严重的问题。左派一口咬定是“资本”造成的，右派则一口咬定是“权力”造成的。

　　但是，美国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高得多，资本更加泛滥，但没有出现煤矿工人因安全事故而大量死亡的事情；中国的毛时代，搞的是彻底的计划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但并没有出现政府霸占农民土地、农民无地可耕的事情。

　　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资本”或“权力”单独一个因素所造成的，而是这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资本与权力勾结，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利用资本和权力相结合后的巨大力量，侵占民众的利益，而中国目前尚没有力量能够对其进行制约。

　　左派要求停止市场经济，恢复计划经济，即消灭资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中国将会出现另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停滞，物资匮乏；其副产品将是严厉的政治管制和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

　　右派的主张则正好相反，要求政府减少管制，给资本和外国投资者以更大的自由，并在政治上迅速实现民主政治。但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外国投资者不是白求恩，资本家是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放松对他们的制约，或根本不制约他们，恰恰是中国目前很多问题的根源；而突变型的民主改革会在中国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

　　实际上，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要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消灭资本或放纵资本都是不行的。中国现在要做的是：1，制约官员的权力；2，切断资本和权力之间的联盟；3，完善对资本的规范；4，扶植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5，警惕外国大资本对中国的入侵和控制；……

　　左右两派为了捍卫自己的政治观点，不顾基本的客观事实，不进行客观的分析，而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不愿意把自己的观点和对方正确的意见相融合。片面、极端、偏执、顽固背后的共同点是幼稚。

　　左右派之间的辩论，还反映出中国不少知识分子缺乏最基本的人性立场。徐景安说：“剥夺农民带来困难时期，饿死了3600万人。”杨帆答道：“这个数（字）没有根据。”

　　多年来，左右两派在1960年代初饿死多少人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左派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饿死三千万人，而是饿死一千万，是不是就没事了？

　　实际上，人为原因导致饿死人，本身就是大错误，即使饿死一个人，也是错误；退一万步说，即使没有人饿死，但如果人为因素导致大量人吃不饱、营养不良，中华民族整整一代人身体孱弱，也是一个严重错误。在1960年代的大饥荒问题上，应该争论的不是饿死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人为因素在里面、如何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灾难再次发生的问题。

　　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仅仅是建立并运作一个民主制度的问题，还必须建设作为基础的政治文化，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独立思考，既不盲从官方，也不盲从西方。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学会“愿赌服输”：发现自己错了就应该勇敢承认。更应该从心灵深处建立起“以人为本”的思想，认识到政治和经济只是为人的幸福服务的工具。

　　有一个读者留言说：“先左右一致要求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共同的地方就要一起推动，不同的地方大家继续坚持，都不能说服就由人民来决定。”我也认为左右两派应该采取这种“求同存异”、“能做的先一起做起来”的态度。只有这样，左右两派才会成为中国进步的推动力，而不是逐渐被边缘化。

                                                           （200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