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淮南子·齐俗训》)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中国奉行尊尊亲亲的精神达二千年，诚如姜太公所言，缺点在于积弱。试看中国的统一王朝，从武帝开始继有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其中堪称强势的只有汉、唐和元(主要从力量方面为主要考虑)。元朝是蒙古人建立，有「黄祸」之威名，马上得天下，不奉行儒术。至于汉、唐，从华人有汉人、唐人的说法可见一斑，但汉朝的强势止于武帝，其前奉行道家。而唐朝尚武精神浓厚，西域诸国尊称唐朝国君为「天可汗」，文学作品有大量的边塞诗，描写军队的威武，虽然六艺中有射、御，但并非儒家文化的核心。具代表性的朝代是宋朝，程颐、朱熹、陆九渊、三苏等，儒学研究高度发展，经济兴旺，文治水平很高，却是积弱王朝的代表。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尊尊亲亲的社会追求各处其位，减少矛盾，所以稳定，但社会动力近乎没有，温饱恐怕是唯一的动力，所以古人有「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可惜强势需要力量，敌人只相信自己的武器。以宋朝为例，重文轻武，群众不欲从军，因为出路不佳，意向影响练习水平，更影响战斗力，既然战斗力不足，战败无可避免，所以宋朝纵有神火飞鸦等先进火器，仍免不了积弱衰亡的事实。

　　「举贤而上功」与现代的社会精神基本一致，尊重贤能，崇尚功事，也就是功利社会。周公的评价建基于当时的阶级社会，劫杀之君是相当严重的事，由于时代的转变，当时的问题今天不复存在，而不俗的社会动力，让齐国国势一直强盛(齐秦并称东西二帝)，可惜不敌强秦。

　　秦国转强，仰赖商鞅。割地河西，是当时的面貌，魏国已蚕食秦土，变法以后，国力增强，军队战斗力上昇，最终一统天下。

　　变法中最令人欣赏的地方，在于促使群众从事某一行为的设计理想。一方面强制从军(威逼)，这在很多国家也会出现。另一方面是利益(利诱)，纯粹的维持生计毫无动力，即使金钱也动力有限，因为很多国家也能做到，只有权力才最吸引，试想现今如果付钱便能要阁下的老板受一受你气，看看有多少人会做？这便是事实的真相；权力的价值不一定体现于物质，相反非物质的东西更有价值，例如光荣，正因为其他国家提供不了，所以秦之一统只是时间问题。同比下诱惑越大，社会动力越大。相关的证据，见于无功爵位不得世袭及二十等军功爵制，一个身分最卑贱的人也有机会成为贵族。商鞅变法的成功可说是我在历史中看到的唯一异数，除此以外，我并未看到任何成功的变法，两税法、庆历新政、熙宁变法、戊戍维新，没有成功可能与政治环境有关，但更重要者在于指向不到点，只有慾望才是驱策群众的最佳方法。

　　儒家的支持者把商鞅之死定位为不可行，刚好相反的是正因为可行他更非死不可，因为它得罪了既得利益者—贵族，孝公在世时当然保护他，但后继者无意因此与贵族为敌，这只能说是政治的残酷，从孝公先殁早已预示了他不得好死，车裂之刑只是其中一种酷刑而已。

　　秦之灭亡则与动力消失有关。没有战争群众怎样发财，不能发财当然不支持政府，当反对者出现时，缺乏支持的政府只有等死而已，所以贾谊的〈过秦论〉评价不恰当。

　　现化社会诚然未能提供更大的慾望，在操作要求也更严峻。当时是以首级论公勳，只要胆力够便行了；今天讲创意，不能量化的东西，操作本身已经困难重重，所以秦国的成功可说是贤人创造了绝佳的制度，让力量集中于同一点上(乱世重战争)，并且易于操作。

　　今次之讨论旨在说明社会动力的重要，它是评价政权强弱的核心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