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国民心理的影响，是与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一样的创巨痛深。有些人列举外国人在中国各地传教兴学的事实，以为这就是文化侵略。又有一些人看见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学校，有许多办得很好，对于社会民众未始无益，便以为我们中国并没有受所谓文化侵略。我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明了近百年来中国思想与文化问题的焦点。

　　从历史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德性，是自尊而不自大，自谦而不自卑的。所谓「高而不亢，谦而不卑」，正是我们民族德性的正确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外来的宗教和学术，即根据这种德性来定其趋向和态度。

　　就宗教来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经孔子的创导，孟子的阐扬，汉儒的训释，自成为崇高的体系，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中华民族仍虚心接受外来的宗，且能够撷取外来宗教精深的哲理，使其与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互相发。因此，魏晋以后，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输入中国；宋元时代，伊斯兰教输入中国；明末清初，基督教输入中国，皆有裨益于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华民族能够如此，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欧洲中古时代那样的宗教战争。近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对于科学知识的灌输，与社会风气的改革，都有良好的影响。太平天国的革命，以基督教义为思想的根本。即国民革命的潮流，基督教理也多播其种而植其因。然而近百年来，基督教的教会，因为他有不平等条约的凭借，享有特殊的权利，而且不注意中国国民的民族精神，所以一部分人士视外人传教为文化侵略，致其疑虑，甚至加以仇视和反对。这是基督教会受不平等条约的旧影响，以致教义受了莫大的损失。所以我尝说，不平等条约对于基督教会，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就是这个道理。

　　若以中国固有的学术而论，中华民族的智能，在历史上着有伟大的奇迹。如河淮江汉的疏导，远源于大禹。长城宏伟的建筑，成就于秦朝。运河的开浚，完成于隋代。其它如指南针、火药、武器、印刷文物，尤其是律数音乐医药以及各种机巧的工艺发明，只要翻阅我历代的史实，就可以看出我们中国学术的兴盛和悠久，当非现代西洋任何强国的历史所能比拟。虽然如此，但是中华民族对于外来的文化和学术，仍能尽量的吸收和接受以求进益。惟其能够如此融会各种的文化，所以他的文化愈能博大。惟其能够如此吸收各种的学术，所以他的学术乃能日新。然而中国文化与学术自有其固有的系统。中国能够吸收各种的文化和学术而融会贯通，就是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的。中国能够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融会贯通各种的文化，所以外来的文化移植于中国，即成为中国的国计民生的一部分。亦惟外国的文化能成为中国国计民生的一部分，而后可以长存于中国文化之中，近百年来，西洋的科学对于中国文化，实有很大的裨益，这是不能不承认的。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以为外国之所以富强，在于鎗炮轮船，就去学习外国的鎗炮轮船制造的技术。甲午之战以后，中国人又考察外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西洋的社会科学名著，始有中文的译本。西洋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亦始见于杂志和报章。自此以后，几十年间，中国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介绍传习比较观摩之中，都有进步。有些部门，且有伟大的发明，以贡献于世界学术之林。科学的权威，且能屹立于中国的学术思想界中。

　　然在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 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要知道我们中国自鸦片战争，经甲午，历庚子，以至于辛亥革命，国民一致的要求，是雪耻图强，国民一致的努力，是富国强兵。质言之，我们当初要学西洋的文化，是不甘于做奴隶。所以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应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学，亦当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用。最不幸的就是辛亥以后，一般国人雪耻图强的志气，亦随革命的失败而消沉，而不平等条约的影响，更随我革命的失败而加深。国民于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倚赖盲从的风气。于是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了。

　　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的。他们对于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流风之所在，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国的一切都不是的。他们崇拜外国是一样的，其所以各成派别，是由于外国不止于一国，外国的学说也不止一派。他们各仿一国，各宗一派，因而各立门户，入主出奴。各国的学说，既不断的变迁，所以他们无论那一派的学说，也是不得不随之不断的变化的。他们的思想，也能流行一时，他们的主张，也能鼓动民众。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在主观上更并无什么根，不过是人云亦云，所以不能不跟?他人的尾巴随时摇摆，随时变化，而其所变化的又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他们领导的各种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而且没有不是自误误人，潦倒一生的。试回想辛亥革命以来，流行一时的学说和政论，没有一派不是因袭外国的成说的。民国二年国会制、内阁制、总统制之争，只是英国、法国、美国中央政制之争。民国九年单一国与联邦国之争，也只是法国与美国地方制度之争。袁世凯的帝制，惟一的依据是美国人的一篇论文。曹锟的贿选宪法，又何尝不以德国的「威玛宪法」为蓝本？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纔易于实施。于是中国的学系政，或明目张胆，或旁敲侧击，或有意，或无意，以帝国主义者的立场为立场，以帝国主义者的利益为利益，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甚至对社会作宣传如此，对国民施教育亦如此，而使国民把帝国主义者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侵略和压迫，视若固然，漠然无动于。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我们国民应该及时觉察，彻底改革，方得救国自救，以造成一个独立平等的中国和自立自强的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