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的整理工作虽然正在进行中，但其中《保训》篇已经编排出来，李学勤、赵平安两位先生撰文对该篇进行了专门的介绍[1]。近日来，又有多位专家学者对《保训》篇所见史实、思想及传说进行了考证，使《保训》篇的研究逐渐深入[2]。我们也注意到，无论是从竹简整理前的介绍，还是整理后的研究，均以《保训》篇作为《尚书》佚篇来看待和着眼研究。应该说，这与《保训》篇的体裁及清华简中多见《尚书》篇章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在先秦典籍中，还有几篇与《保训》篇体裁近似的作品，那就是《逸周书》中收录的《文儆》、《文传》诸篇。

　　《逸周书》是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典籍，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至清人诸家整理后，《逸周书》的价值方逐渐彰显。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逸周书》相关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不断涌现，使其逐渐成为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目前学术界也已经证明，《逸周书》中保存了许多西周及春秋时期的篇章[3]。上面提到的《文儆》、《文传》，就是《逸周书》中比较重要的篇章。因其较少有人关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文儆》、《文传》依次为《逸周书》七十一篇的第二十四、二十五篇，记载了文王临终训诫太子发的言辞。关于这两篇作品的成文年代，黄怀信先生和周玉秀博士分别根据文中涉及的史实及语言特点，判定为春秋中期后[4]及战国时期[5]。为大家所了解，《墨子·七患》及《潜夫论?实边》对《文传》等篇多有称引。所以说，《文儆》、《文传》至少写定于战国时期应该没有问题。

　　《逸周书》末有《序》一篇，概述诸篇写作缘由。笔者曾对《序》进行过考证，其应为西晋荀勖等学者整理汲冢出土的战国竹简《逸周书》所编写，内容大体真实可信[6]。《序》云：“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变，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传》。”从二篇所记文王临终训诫太子发的内容来看，《序》文概括与正文所载内容相一致。更为重要的是，《文儆》、《文传》的文体及内容也与清华简《保训》篇若符契合。

　　为行文之便，先誊录《文儆》、《文传》二篇篇首如下：
　　
    维文王告梦，惧后祀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曰：汝敬之哉！民物多变，民何向非利？利维生痛，痛维生乐，乐维生礼，礼维生义，义维 生仁。呜呼！敬之哉！……

　　文王受命之九年，维暮之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吾厚德而广惠，忠信而 志爱。人君之行，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括柱茅茨，为民爱费。……《夏箴》曰：……《开望》曰：……
 
    与《保训》篇对比一下，不难看出，二者在文体上相类似的地方非常多。其一，就主题而言。二者皆为文王临终的训诫之辞。其二，在篇章结构上。二者均为时间、缘由及训教内容的情节安排。最后，二者在行文方式上都引用了上古史事作为论说的依据。

　　在文体相类似之外，二者在内容上的相通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几篇作品篇首均记出明确的时间。如《保训》篇云：“惟王五十年。”李学勤先生指出这属于《尚书》类体裁文献的开篇[7]。这是非常正确的。同样，《逸周书》中以这样的纪年方式开篇的作品也很多，其中不乏《世俘》、《皇门》《尝麦》等已被证明为西周时候的篇章[8]。与《保训》篇相类，《文传》开篇云：“文王受命之九年。”文王受命之年，史有所载。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商纪》概括其事云“孔安国治古学，见《武成》篇，故《泰誓》传曰：‘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皆同歆说”。并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为证。这样算来，《文传》篇“文王受命之九年”，就是文王五十年。《文儆》篇虽然没有纪年，但是“庚辰”，刘师培《周书补正》根据周历推为文王受命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说，《保训》篇与《文儆》、《文传》二篇纪年一致，同为文王五十年。

　　其次，从文王遗训的内容来说，《保训》篇与《逸周书》多有关联。在《保训》篇中，文王通过上古的史事传说，教导太子发遵行“中”的思想观念，即中道。可以看得出，《保训》篇的“中”无论是在哲理意义的内涵上，还是在抽象意义的形象表述上，都很有特色。反观《文儆》、《文传》，虽然没有出现“中”字，但这两篇所载文王告诫太子发遵守不失“时宜”和“土宜”的“和”德，却与“中”有密切关系的。《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注引程颐语云：“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故“中”与“和”实为体与用的关系。再扩及《逸周书》的其它篇章，“中”的思想也多见。仅就以与文王有关的《度训》、《命训》及《常训》等三《训》为例，具有哲理意义的“中”字凡八见。这还不包括与“中”思想有密切关系的“度”、“极”、“权”等文辞。在行文中，三《训》明确提出“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以法从中则赏”、“民若生于中，夫习之为常”等主张。通观全篇，“中”既是文章的结构线索，也是理论核心所在。相比之下，这种情形在《尚书》中是很少见的。关于三《训》的性质，《序》云：“昔在文王，商纣并立，困于虐政，将弘道以弼无道，作《度训》。殷人作教，民不知极，将明道极，以移其俗，作《命训》。纣作淫乱，民散无性冒常，文王惠和化服之，作《常训》。”是以三《训》皆文王为政牧民的训诫之辞。这与《保训》载文王训诫太子发以“中”治国，是相吻合的。我们知道，《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引《常训》之文，说明战国时期《常训》篇已经写定成文。而且，《常训》等篇多用先秦文献常见的数字排比的文例，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些篇章的年代不一定晚[9]。笔者曾对三《训》的哲学思想略作探索，发现其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相近，应为同一时期的作品[10]。即是说，《逸周书》三《训》与《保训》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

　　最后一点，《保训》篇中出现的一些文辞，对于我们探讨《保训》与《逸周书》的关系也会有一些帮助。根据李学勤及赵平安两位先生文章所公布的《保训》篇释文，一些诸如“训”、“受之”、“小人”、“不违”、“上下”、“远迩”、“大命”、“子孙”等词汇，既见于《尚书》又见于《逸周书》。如果说这些共见的词汇，证明了《保训》篇属于“书”类体裁的作品。那么，《保训》篇中一些独见于《逸周书》的词汇，则在预示着《保训》篇与《逸周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如《保训》篇中“不瘳”仅见《逸周书》《祭公》，“咸顺”仅见《逸周书》《大匡》（三十八），“用受”仅见《逸周书》《尝麦》，“无害”仅两见《逸周书》中《小开》与《周祝》。特别是，时代性较强“测阴阳”更是不见于《尚书》。其中，“测”于《逸周书》两见，“阴阳”在《逸周书》则反复四见。在词汇之外，《保训》篇一些文句的使用也引起我们的注意。如《保训》篇尾有“不足，惟宿不羕”句，赵平安先生释为如果这方面做得不够，就会导致不祥，招来灾祸[11]。这非常正确。文王在教导太子发奉行中道后，又言此语，显然意在强调和儆诫。同样，相似的文句，或称谈话结束方式也出现在《逸周书》中。在同为文王训诫后嗣体裁的《大开》篇中，文王结束训诫后，也出现“维宿不悉日不足”句。此句历来费解，注家皆以其讹误不可句读，今可参照《保训》略作疏通。“宿”通“速”，“羕”通“祥”，已为赵平安先生所证。关键是“悉”字，《说文·采部》云：“悉，详尽也。”是“悉”与“详”义同。《战国策?秦策一》“臣愿悉言所闻”，鲍彪注：“悉，谓详尽也。”《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赵岐注：“详，悉也。”均为可证。校之《保训》句例，情况很可能是，后人以“悉”、“详”义本互训，在传抄过程中出现讹误。“日”字也应该属于这种情形，其当作“曰”字，形近而讹。这样一来，此句应作“维宿不详，曰不足”。又，“详”、“祥”古同。是此句不仅与《保训》“不足，惟宿不羕”文辞、意义相同，在文中的位置、功用也相一致。

　　通过上面论述，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保训》与《逸周书》的密切关系。但据李学勤先生介绍，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如有传世本的《金滕》、《康诰》、《顾命》等篇[12]。显然，这涉及到《逸周书》与《尚书》的关系问题以及《逸周书》的原始形态问题。笔者曾对此略作研究，我们综合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后，发现《逸周书》的“《书》”、“《周志》”及“《周书》”等名称实际上代表着《逸周书》不同的存在形态。即春秋时期，《逸周书》以“志”、“书”的初始形态存在，与《尚书》没有区别。从时间和性质上讲，《逸周书》与《尚书》同属于上古“书”的范畴。进入战国时期，“《周书》”之名逐渐专属于《逸周书》。而且，伴随着具体篇名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逸周书》已独立结集，并与《尚书》别异。关于《逸周书》的编撰年限，大体可确定于公元前453年至公元前299年之间[13]。李先生文章曾指出，包括《保训》篇在内的清华简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即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14]。这个时间，正处于《逸周书》的编撰成书的时间段内。那么，《保训》篇作为上古的“书”，与现见于《尚书》的篇章出现在一起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接下来的问题是，《保训》篇是否后来为《逸周书》所收录。从今天所见《逸周书》的篇章构成情况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但根据我们的研究，今天所见《逸周书》十卷本实际上是西晋时期荀勖等人整合汲冢所出战国竹简《逸周书》与汉传本《逸周书》而成[15]。此外，在流传过程中，《逸周书》又先后亡佚了十一篇。据序文所讲，其中有八篇与文王有关。《保训》篇是否为荀勖等人整合入其它诸篇，还是在流传过程中亡佚，这均是不可知的。而且，《逸周书》在传抄过程中，脱简及人为删减情况严重。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就曾指出《文儆》等篇似有残缺，义亦难晓。所以，不能排除《保训》篇为《逸周书》收录的可能。上文也已经证明，无论在文体上，还是在内容上，甚至在文辞使用上，《保训》篇都与《逸周书》有着密切关系。我们还注意到，古今两次与《逸周书》有关的先秦文献的出土，也可以左证这种密切关系。第一次是西晋太康元年汲冢竹书的出土。据《晋书?束皙传》记载，这些竹书中除了《逸周书》之外，还有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言晋事的《国语》及叙魏世数的《梁丘藏》等。第二次是1987年出土于湖南慈利县石板村的慈利竹简。这批竹简内容虽然尚未公布，但可确定其中包括《周书》部分篇章以及《国语》、《管子》等书[16]。总结这两次《逸周书》的出土，有两点给我们以启示：其一，《逸周书》倾向于与编年体的史书出现在一起。其二，《逸周书》在战国中期已经传播至楚地。我们看一看《保训》篇出土情况，就会发现与这两点是不谋而合的。即清华简的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的，竹简中发现了近似《竹书纪年》体裁的史籍[17]。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确定《保训》篇出自《逸周书》呢？目前看，还有难度。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逸周书》亡佚篇章较多，已不可详考；二是清华简的整理工作还在进行中，释文也没有全部公布。即使竹简内容公布后，还面临一个相当长的文字隶定、考释阶段；三是《逸周书》的相关研究还需深入。这包括《逸周书》内容的考释及文本形成中的成书，流传等问题的研究。而且，随着《保训》简的公布，《尚书》与《逸周书》的关系问题又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而笔者的这篇小文，只是对《保训》与《逸周书》关系的初步探讨，希望藉此引起专家学者对《逸周书》在清华简研究中的关注。我们也期待着清华简相关材料的早日公布，使这一学界盛事为当前国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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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学勤：《周文王遗言》、赵平安：《〈保训〉的性质和结构》，载《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第12版。
[2]沈建华：《〈保训〉所见王亥史迹传说》、李均明：《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载《光明日报》2009年4月20日，第12版；刘国忠：《 〈保训〉与周文王称王》，载《光明日报》2009年4月27日，第12版。
[3]参见拙文《近二十年来〈逸周书〉研究综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辩》，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
[5]周玉秀:《〈逸周书〉的语言特点及其文献学价值》，中华书局2005年，第269页。
[6]参见拙文《〈周书序〉考》,《辽宁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7]李学勤：《周文王遗言》，载《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第12版。
[8]参见章太炎：《逸周书?世俘篇校正》，《制言》1937年第32期；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文史》1963年第2期；刘起釪 ：《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第96页；李学勤：《〈世俘〉篇研究》，《史学月刊》，1988年2期。及《〈尝麦〉篇研究》，见李学 勤：《古文字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9]李学勤：《〈逸周书〉源流考辩》序，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辩》，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
[10]参见拙文《〈周书〉三〈训〉人性观考论》，《辽东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1]赵平安：《〈保训〉的性质和结构》，载《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第12版。
[12]李学勤《初识清华简》载《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第12版。
[13]参见拙文《〈周书〉原始》，《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4月。
[14]李学勤：《周文王遗言》，载《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第12版。
[15]参见拙文《汲冢〈周书〉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1期。
[1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张春龙： 《慈利楚简概述》，北京大学?达慕斯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出简帛研究─新出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第4-11页。
[17]李学勤《初识清华简》，载《光明日报》2009年4月13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