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为批判佛老异端学说，恢复与重建儒学一统地位，从韩愈到朱熹，道统说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建构精致、理论完备的心性学说，它使儒家身份认同的归属感得以重塑，从根本上扭转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道统说虽得到多数理学家的赞成，但在朱熹时代，已有学者对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叶适说道统“不本诸古人之源流，而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习学记言》卷十三），他认为尧舜圣贤相传之道是平定天下的外王事业，若以心性为道统精神，则是对尧舜之道的断章曲解。
佛学的衣钵传承是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朱熹说“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 （《中庸章句序》），他明确肯定尧舜之道载于儒家典籍，而非在言语之外。《尚书·大禹谟》虞廷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程朱理学所传道统的密旨。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认为古文《尚书》为梅赜伪造，惠栋作《古文尚书考》，说虞廷十六字乃抄袭《论语》和《荀子》而成。叶适说：“孔子尝言‘中庸之德民鲜能’，而子思作《中庸》；若以《中庸》为孔子遗言，是颜闵犹无是告，而独閟其家，非是。若子思所自作，则高者极高、深者极深，宜非上世所传也。”（《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既然中庸为儒家心传之法，为何颜回、闵子骞等弟子未闻其教呢？他认为《中庸》倡言性与天道，精致高深，定非尧舜所传。王柏、崔述、冯友兰等力辩《中庸》非子思所作。毛奇龄、胡渭认为《太极图》是道士炼丹的图解，周敦颐《太极图说》自然成为宋儒援老入儒图书之学的明证。经过这样层层剥离，道统说背后的文献依据就被彻底消解了。
今天的学者，多认为道统说经不住严格的事实考证和仔细的理性推敲，张立文、祁润兴《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认为，道统说是唐宋以来，儒者编造出来的儒家伦理师承关系的历史传说和道德神话。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认为宋儒的道统说是一种哲学、超越的价值观，道统之传并非事实层面的前后相续或师徒传授，与具体的历史时代无关。毋庸讳言，道统说是在佛老思想刺激下，学者对儒学精义的向内窥求，是一种为救天下之溺而对先秦儒学的精神回溯，在《尚书·大禹谟》“道心、人心”与《中庸》“中和”思想交会过程中，自然免不了学者主观建构的意识和感悟掺杂其中，但道统说是否完全出于儒者向壁虚构？难道道统说真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是为了与佛、老对抗而臆造的毫无征信的理论悬设？抑或是孔孟外衣包裹着的禅宗心法？
《保训》“中道”传授顺序是尧、舜……上甲微、汤……文王、武王。《孟子·尽心下》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孟子认为，尧、舜、禹、汤、文王，王道一脉相传。朱熹的道统顺序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从尧舜到武王的圣道传授，朱熹和《保训》、《孟子》的看法基本相同。孟子认为，王道传承有两种方式：一是见而知之，如禹、皋陶得道于舜；二是闻而知之，如文王得道于商汤。《保训》武王得中道于文王，是见而知之，文王说“昔”舜和上甲微怎样践行中道，文王对舜和上甲微中道观的了解，就是闻而知之。朱熹认为，道统传授，既有口耳传授，又有心体相传，其传道方式与《保训》、《孟子》完全一致。
孔子认为三代之间是损益关系，已被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周原甲骨“伐蜀”、“征巢”等记录，可知文王确已经营南方，清华简《乐诗》记载戡黎的是武王而不是文王，再次证明《论语·泰伯》“（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说法确实有据，在今天学术研究中，孔子对古史的看法应受到充分地重视。《论语·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清华简《保训》：“（舜）恐求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舜躬行中道，受到帝尧的称赞，《保训》和《论语》相互印证，可知尧舜之间可能确有“中道”思想的传授。《尚书·皋陶谟》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金履祥《尚书表注》解释说：“宽者易驰，宽而坚栗则为德；柔者易弱，柔而卓立则为德；谨厚曰愿，愿者易同流合污而不庄，愿而严恭则为德。”皋陶九德的要求是既宽宏又威严，既谨慎又庄重，既干练又恭敬，其本质是要求人笃守持中，始终处于道德的中和状态。
《保训》：“传贻子孙，至於成汤。”《保训》认为，上甲微诛杀有易，践得中道，然后将中道传给了商汤。《孟子·离娄下》说：“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认为汤笃守中道，选拔贤人不拘一格。《保训》和《孟子》相互印证，可知笃守中道确为商汤的执政理念。《尚书·盘庚》说:“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盘庚训诫百姓要心从中正，不要偏颇，“相从迁殷”，可知中道思想到盘庚时，仍为商代统治者重要的指导思想。《尚书·立政》周公说:“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他明确提出以刑罚适中作为自己施政方针。周公又说:“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尚书·酒诰》)，“中”是《保训》的核心概念，由《保训》可知文王、武王非常重视中道思想，周公明确把执中的治民原则提升为修身之德，把“中”称为“中德”，这是对文王、武王中道思想的秉承和发展。《尚书·吕刑》说“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强调在执法断狱时，不能偏颇，“咸庶中正”，不能失于权衡，要求“明于刑之中”。《叔夷钟》说“慎中厥罚”，《牧簋》说“不中不刑”，可见周公之后，中道仍是西周刑罚的指导思想。
战国时期，荀子已经将舜和虞廷十六字联系起来。《荀子·解蔽》说：“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荀子认为，舜戒惧谨慎，涵养执一，是对《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的体悟和践履。虞廷十六字是道统说的密旨，中道又是虞廷十六字的核心，由于材料所限，我们虽不能证明道统说中所有圣人都笃守中道，但尧、舜、汤、文王、武王、皋陶、周公等非常重视中道思想，且中道又是殷周两代治国的重要理念，即使我们相信《尚书·大禹谟》是伪作，朱熹《中庸章句序》对道统说的阐发，依然是有事实根据的。
《保训》：“（舜）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 舜躬身正己，执民之中，舜的中道主要是指外在的治国原则。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记载孔子说：“君子在民之上，执民之中，纼教于百姓，而民不服焉。是君子之耻也。君子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孔子认为，当政者笃守中道，不仅政刑适中，而且要自己以身作则，“玉其言而慎其行”，孔子把中道由治国原则提升为一种道德伦理。朱熹说道统十六字，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中”字，他说“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中”，是指在未发之时，处于不偏不倚的中和状态；二是“时中”，是指在已发之后，能发而皆中节，无过无不及(《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朱熹已将中道抽象为体用兼备的道德哲学。自古以来，中道思想经历了政治形态、伦理形态和哲学形态三个阶段，舜、孔子、朱熹分处于三个不同的阶段。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继承和创造的合一，朱熹对道统说的阐发实际是对先秦中道思想的窄化和深化。我们不否认道统说创生时，曾受到佛老思想的刺激，也不否认宋儒对“中道”的理解和《论语》、《保训》有着明显的距离，我们只是强调，道统说并非向壁虚构，在后儒主观构设的道统理论中，仍有先秦中道思想传流、发展的历史痕迹。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