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子

近代西方国家的政经体制，诸如选举制、文官制和税制等，究其渊源，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学西渐的产物。西方古代历史难言，其文明，主要是这五百年。“千载都行秦政制”，一种地缘文明如中华文明，竟能支撑中国作为一个洲一样大幅员的国家及其广土众民，在同一个地缘政治主体中存续繁衍，一行两千年，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无论如何都不可思议。中国与西方的差别之大之深刻，根本是文化不同，理念就不同，许多理念几乎难以沟通。例如仁义，西文几乎完全不能翻译。又如道统，西方就没有，也难以理解。又如祖国，祖者，始也，始庙也，就是始祖之庙，即中国人世代所生长的国家，一下就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英文有趣，祖国只指土地，motherland（他）妈的土地，或fatherland(他)爸的土地，毫不追远，没有传承，格局太小，至多是homeland，家庭或住宅的土地，你不必指责他们不懂追远，没有传承，格局太小，这只不过折射出他们的历史，其实是没有啥文明，也没有国家的观念。你以为那很自由吗，还是很悲惨呢？稍微了解一些西方历史真相就很不难判断。近代西方民族之形成只是公元十世纪以后的事情，而国家在西方，更是公元十五世纪以来的新生事物，英文也只有五百年历史，故除土地以外，又加上人口和主权，成为近代西方国家构成的三要素。所以西方至今对中国和中国历史文化不甚了解，不甚理解，甚至根本不理解，反诬中国自古不是国家，只是文明，乃是以蠡测海，坐井观天，也是难怪。殊不知，按照中国人的观念，国家的构成根本不是物，也不是人，也不是什么主权，而是“天下”，而且“欲明明德于天下”而修齐治平，此乃一种包罗万象的价值，是一种超越的精神，一种博大的胸怀，一种高尚的道德，一种高度的文明。用传统表述，国家即天下，此乃意味着道，道行天下，就是要明道行道，行道明道就是“明明德”，落实到个人乃至家庭，就是最大的道德，就是责任。说中国人自古重视家庭，并不错，但更重视国家。所以，国家国家，国在家前，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自古如此，今天说到底，还是如此。西方的观念，真正浅乎哉！由此可见，美国以狭隘的观念，自私的目的，野蛮的文化，要完成“盎格鲁-撒克逊计划”而独霸全球，是多么卑下、无耻、困难和无望的事情。孟子说，天下“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美国最嗜杀人，岂能“一之”？西方简直没有办法不分裂，根本是文明问题。故中国简直就没办法学西方作自了汉，没办法不承担人类责任，作人类大贤。现在表面看是中国朋友少，其实是世界许多中小国家心里盼着中国作人类大贤，作世界领导者。只是中国自己事情太多，还没准备好。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在西方政要中算是比较熟悉中国文化，对中国也比较友好，至死也没有弄明白大一统中国几千年存续至今的奥秘，因为西方历史上一直就是破碎的。其实，即便是中国人，专业学者，对这个堪称人类文明之谜的问题也未必能回答得好。中国许多优秀传统都是一行几千年，如三代以来就有选贤举能，汉朝有察举制，魏晋有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更有科举制，等等，却也一行一两千年，虽然有各种局限，不无糟粕，但本质是选贤举能，具有民主性的精华，西方则闻所未闻。科举制下官员一律是科举出身，熟悉四书五经，虽说是服务于地主阶级政权，却能够支撑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儒家思想指导下，保持一种相对崇圣向贤亦即向善的政治方向，也能保持各级政府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这对于治国、维护大一统和中华存续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这种治国理政的体制一行几千年，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先进的。对比西方，看得尤其明显，难怪伏尔泰们对中华文明五体投地。近代中国废除旧制，实行党治，也是有利有弊，实践证明，即使在两代人的时间内要始终保持一个好的政治方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古代中国的政治，从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体制，虽说是糟粕与精华并存，其中包含着中国古人几千年的政治智慧，实不简单。近代西方的代议制号称民主、自由，演变为今年美国大选希拉里对决特朗普，已经是垄断资本操控下的滥选和选烂。至此，西方文明包括选举制没落已极，在全世界面前大暴其丑，声誉扫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明矣。同时，经过百多年的探索实践，特别是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探索实践和比较，当下中国深化改革包括政改，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继承中国国优秀传统为主，汲取外国先进成功经验为辅，而不是照搬西方特别是美国模式，坚定不移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个道理，党的十八大以后，也彻底明矣。

二、 道统学统政统的由来和历史演变

讲政治，重学术，实为中国政治史和学术史的一大基本特征，特别是学术讲政治一条。可以说中国自古是学术引导政治——虽说早期学术与巫术相混杂，终于掩不住学术的光辉，后来独立出来，成为王官学，春秋时又流落民间，成为平民学，再后来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掌握学术的士，地位举足轻重。然此一点也不完全是中国人聪慧，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农业社会之赐，在历史上长期靠天吃饭，最早是通过长期观察天地之象，结合观察研究社会变迁，以启示和指导人类社会的活动，乃发现有道的存在，有德的作用。这些都是伟大的价值发现。也由此华夏自始，政治与学术就紧密联系，互为促进，也互为所用，其中也不乏高超的智慧，例如易学的产生。易学虽也用于占卜，其实是华夏先民探索事物发展规律以用于人类求道探路的学问。道者，路也，华夏民族最善于在天地人三才的启示中探寻社会前进生存发展的道路。这种探寻不是盲目的，乃是有价值引领的，它使得华夏民族的发展思想上有价值指引，政治上有方向可寻，实践上有所遵循，因很早就有朴素的辩证思维，这种探索不是一根筋的（西方自古至今都是一根筋，杀杀杀），是既有道而又善于变通的——易者，变也，故善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故三代以后能产生文王和周公。又能孕育出孔子，创立儒学。

孔子的儒学本质上是一部政治学，而又集历史文化之大成，故又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成为华夏文明的里程碑，后为历代所尊崇，其教化治国成就为万民万邦所悦服（主要不是靠行政手段，更不是靠暴力），乃至宋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惊世成就。于是中华民族的雪球越滚越大，几千年历史上大一统总体上牢不可破，于是乃持续几千年颠扑不灭，进入二十一世纪又开始新一轮向亚欧乃至全球滚雪球，势不可挡。华夏先民之重学术，伏羲、神农、文王甚至孔子都是集政治家和学术带头人于一身者，最早开创学术引导政治的优秀传统。五千乃至上万年文明史，优秀传统很多很多，从政治和学术上看，道统学统政统这三统，历史上多有流变，但万变不理其宗，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论语》首先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其最精彩最凝练最具高度概括性的一句名言叫“政者，正也。”这个正，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什么？首先是指道，正道。道、德的观念，不是儒家首创，是长期历史实践形成的，但将道、德的地位提升之高，是孔子的贡献。“政者，正也”更是《春秋》大义之首，叫做拨乱反正，此也为诸子百家所接受，并开立秦汉以下政治思想史的主流价值判断。正字的结构是止于一，这个一，就是道，而且盖在上面，就是正道。与此相联系，正字的政治含义还很多，如定，如平，如杀，治罪曰正，“正，杀之也。”（《王霸记》）故杀人不叫杀人，叫正法，明正典刑。政治的治，水旁，与大禹治水有关，大禹治水，充满斗争，流血很多，但历史只记载了一个鲧，做代表。故中国历代都言治国理政，而治字的水旁乃有血色，读者不可以书生气十足，忽略过去，或者为了某种其实根本是别人的利益利益，胡搞一气。又如质正，“就有道而正焉”（《论语》），不正则乱，就要拨乱反正。说拨乱反正是《春秋》首义，此是千载学界公论。再如纠正，“正其不正也”，“必也正名乎”，等等。是故正与政通，古多假正为政，《汉书•陆贾传》“夫秦失其正。”改开是否也有人失其正？古今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正成为统，“政者，正也”实际上成为道统，也是政统和孔子开创的学统。毛泽东其实是将中华道统学统正统的精神实质继承下来且将其推向现代化乃至全球化的真正代表。这样讲，一定颇有争议，且不争论，有道是举大计不谋于众，今人只要有慧心，有雄心壮志，慢慢接着做下去可也。

统字的原意是总束众丝之绪，谓之统。最早的三统，谓三代之正朔，也称三正，其依据是古天文学，同时也赋予了正字以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讲三代，在孔子之前。孔子作《春秋》，开篇即言“元年，春，王正月。”正月，就是一月，“王正月”的微言大义是“人君即位，欲其常居道，故月称正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疏）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就是周文王正朔的正月，也是强调总系于周之一统。三代都强调正朔，乃象征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故“王正月”在《春秋》中反复出现九十七次！实际上这就是最早道统的由来，孔子著《春秋》，揭示的是一个历史密码。而孔子删六经，作《春秋》，创立儒学，将道统和正义高扬。《论语•尧曰》历叙尧舜传授之言，实为道统之所本，而孔子无意中创立了学统。孟子继承和弘扬孔学，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以传承孔学正统为己任，包括道统和学统。秦统一中国，自命始皇帝，认为自己开创并代表政统。政统，也叫正统，统一天下一系相承之谓也。苏轼《正统论》曰：“正统之为言，犹曰有天下之云尔。”故历代统治者争相为正统，现代也有这个问题。

两汉尊儒，尤重视经学，实际上道统政统学统都得到传承和弘扬。魏晋南北朝其间随着世道混乱，经学湮没，道统学统政统也随之湮没不彰，但仍顽强生存，没有消亡，是因为有学者传人。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有鉴于两汉以后三四百年的乱局，包括唐朝政治思想的混乱，特别是佞佛，韩愈不忍坐视神州陆沉，奋起辟佛，反对西化，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关于道的传授系统说，正式提出而实际上是重新确立了道统，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今天历史又在呼唤韩愈！于是有北宋大兴儒学，回归正统，代表历史常态。同时北方有辽、夏，南宋时有金，他们都是偏统，代表历史变态。其后元、明、清，中国都是一统。其中元、清是少数民族入主，大一统之下，正统与偏统，交互作用，关系复杂，终归还是以儒道儒学为正统，其中的复杂程度，有难以胜言者。

道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几千年久已存在的事实，包括与此相联系的学统政统，原本是个好东西，至少基本是好东西，不全是坏东西，但后来被历代统治阶级拉大旗作虎皮，作为护身符，这是需要揭露和批判的。但道统学统政统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其民主性的精华，是需要站在二十一世纪历史的高点上重新研究、发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借鉴并赋予新的时代含义的，不能连孩子带水一起泼掉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礼记•中庸》）现代社会政治，也需要道；现在的世界人类社会，更需要道。中华文明的古道，天下为公的大同之道，与现代马列毛主义共产主义，实为一道，吾道一以贯之而现代化，而前者被赋予了现代意识形态内容，后者成为中华文明道统的现代版。读1936年毛泽东起草的《祭黄帝陵》文，以及他后来的一系列文章诗词，也包括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一大批开国元勋中的共产主义者身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以继承和弘扬中华道统而自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中华新道统的代表，只是不这样表述而已。蒋介石政府倒是一向以道统正统自我标榜，所作所为却是另一套，所以失败逃到台湾，在美国卵翼下偏安一隅，却也还坚持一个中国，实为偏统。蒋家身后的台湾，李登辉和民进党大搞台独，离经叛道，实为无统。大陆改革开放，也必须坚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道统，不能离经叛道。离经叛道，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此是古今通义。

历代统治阶级要维护既得利益，必然要利用道统政统学统，但是完全玩弄却做不到。首先，道统这个东西谁也推翻不了，也不敢公然反对，此是人心如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战国诸子百家大都接受，杨朱为我流行一时，被孟子一顿臭骂，在中国思想史上顿时绝迹，直到清末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涌入，死灰复燃，梁启超乃惊呼：“杨朱亡我！”这些年杨朱又起，再亡我一次，终于亡不了。所以，虽说是春秋无义战，中华道统确立，却是春秋时期政治思想一大成就，列国都不得不追求师出有名，坏事变好事，也是血流成河换来的。所以，后世历朝历代的君主，无论实行“王道还是王八蛋之道”（辜鸿铭语），口头上没有不标榜道统的，继承了道统，才能标榜正统，也就维护了自身的正统，也是政统。至于学统，虽是孔子开创，也须朝廷栽培，光是武帝设五经博士，立太学国子监，既收教化百姓之效，同时也笼络士子之心，还不够，于是有两汉以后三百多年的乱局。于是有隋朝科举制度的发明，将其制度化，一行千五百年。

道统学统政统，在中国历史上其所以重要，乃在于名分，故中国历史上历朝都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统治者争过来以后，如何对待利用道统学统正统，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其中大有学问，不会写在书里。

隋统一中国，即设科举，将道统、政统、学统相对分离，各司其职，同时以制度化造就人才为政治所用，为中国政治史的一大创举。科举制度将道统和学统的代表人物孔子捧上圣坛，将政统以皇帝代表，归于自己，将学统通过科举制网罗天下士子英才，入我彀中，在一定程度上与孔子相分离——表现为不断重新诠释和修正孔学，儒学不断演变，等等，从制度上夯实自己的统治。这些做法，权术都是有的，但无论如何玩弄权术，背弃道统政统学统，公然离经叛道，说我就要实行王八蛋之道，历朝历代，基本没有，主要是不得人心，行不通。至于说，由于有私心或其它而被西方忽悠，走上了王八蛋之道，至少中国古代，基本没有。蒙古人和满人入主中原，杀人无算，血流成河，终于也只能回归中华文明的道统政统学统，叫做“顺治”。

但隋朝历史太短，唐继承科举制，高祖深谙追远之义，开国次年即下诏祭祀盛德，首祭周公，其次为孔子。这样做是抬高政统，以周公为道统和政统的代表，不言而喻，高祖作为开国皇帝，代表道统和政统。但他却犯了一个大错误，历史上周孔并尊，实际上是以周代表前两千五百年文化，而孔则作为里程碑划时代，成为中华文明之总代表。

唐高祖独出心裁，以周压孔，实际上将道统政统学统三者关系搞乱，且孔子已经作为道统政统学统和中华文明的总代表，只居配享的地位，不仅违背两汉以来的历史传统，且大大削弱了孔子和儒学对教化的影响。高祖可能以为，道统政统学统应当由皇帝一身以统之，实际上三统也实为一统，这并不错，但皇帝一旦成为三统的代表和化身，实际上政治上并不有利，甚至有害，且三统各自的职能不同，相对分离，实为高妙。惜历史传承设有密码，微言大义，不易解读，但实践上必然已经产生消极后果。于是到太宗即位，股肱大臣多是大学者，房玄龄与国子博士朱子奢联名上奏，以史为鉴，“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于是准奏。这是一件大事。太宗对恢复科举，至为得意：“天下之士皆入我彀中矣”，其实这是修齐治平、君臣共治的制度化，君臣既共同戮力治平天下，又各尽其才，各得其所。道统为朝野（朝廷政界和学界乃至全社会）所共尊，统帅政统和学统，皇上和朝廷代表正统，而孔子既代表道统又代表学统，又能为朝廷所用，故能率领政界学界，维护诠释和传承道统，维护政统，道统政统学统三者统中有分，分而又统，有容乃大，将伦理、道德、政治、社会有机地融为一体，再经科举制将其制度化，体制化，不是政教合一，远胜于西方的政教合一。故中国从来未闻有所谓宗教战争，比之西方社会，和谐理想得多。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一行两千年，乃由于中华文明的道高德厚，根本是由于统帅此文化的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高远。道高，目标追求得高，又农业社会春种秋收，有饭吃，物产丰富，就不浮躁，故历朝都尊师重教，就能出大学者做出大学问，研究如何宁静致远。所以中国自古有传统，动辄讲传统，很自豪。不像西方，自古航海游牧为生，生活没有保障，缺乏安全感，饿极了只有武力掠夺，杀伐征战。近代暴富以后，沐猴而冠，也就不仅盗亦有道，而且有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专讲权术，最早的汉译本叫《霸术》，定性非常准确，是因为译者有传统文化，现在学外语者，未必都能译到好处。现代美国也是如此，无道而有术，一部西方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全无道统可言。

中华文明打造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乃是现象，在大一统的背后，其深层的秘密，也是中国政治社会体制最独特之处，在于通过道统学统正统三者既统又分，既分又统，进而将具有宗教性质而又高于宗教的儒学伦理、哲学、政治学说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融为一体，将思想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融为一体，此是从孔子到董子、汉武帝共同完成的事业和创举。再到隋唐创立科举制，将儒家修齐治平学说与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县长的各级官吏统统由科举制培养选拔，道统学统正统大一统，如此这一体制则固若金汤，千秋万代矣。近代以来，西方千方百计要解体中国，但就是做不到，甚至对中国这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庞然大物和独特体制，感到无从下手，后来经汉学家长期研究，乃发现中国这个地缘政治秘密。李泽厚先生为本轮西化之思想先驱，后更流亡西方，似负有某种文化使命，回国后乃著书立说，公然号召要对中华文明及其体制进行“解构”（参见李泽厚著《论语今读》，三联书店2004年版），眼光不俗，可惜话说的太大，力量太小，蚍蜉撼树，根本解构不了。除非中华文明亡了。然“文化亡了，娘希匹就全亡了”（蒋介石语），话虽粗鲁，不为无见，今天中国人的认识，无疑会更加深刻。

三、新中国的政治变革与社会主义新道统

道统学统正统这一套古董，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自有道理。历代统治者为什么都争道统，他们不傻。进入现代，这东西政治上有用，治国理政不能丢掉，但需要改造。孙中山就想改造，没有成功。蒋介石也在玩这个古董，一面加入基督教，向西方输诚要钱;另一面，对内则以道统自居，标榜正统，学统也有一套，以黄埔校长的身份，笼络将领。天地君亲师，师生关系，最是中国传统，道统政统学统，兼而有之。但蒋介石的一套，虚伪至极，终于是小道，“小道者，亦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于是“泥”到台湾小岛上去。而毛泽东共产党，不明言道统，却实际上创立了社会主义新道统。蒋介石是假道统，假圣人，一辈子想当圣人而不成。毛泽东年轻时也崇拜圣人，但不想当圣人，不做大官，只想替天行道，后来找到马列主义，只献身于解放全中国人民，造福全人类，无意中成为东西方公认的圣人。毛泽东十三岁以前熟读四书五经，内心是有道统的，说他以中华道统自命并加以创新，是有根据的。读毛泽东1936年亲书《祭黄帝文》可知，读毛泽东著作和诗词，观其毕生事业——主要是做史无前例的两件伟大事业，探寻其内心世界，也可知。不独毛泽东，清末民初中国的先进分子，志士仁人，致力于救亡图存，就是高扬道统。但旧道统救不了中国，而政统已随清朝灭亡，“孔学名高实秕糠”，根本在于面对西方列强的强权，束手无策，于是中国人纷纷向西方寻求出路。毛泽东二十六岁接受马列主义，如马克思所言，是与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决裂。但这种决裂，是中式的，辩证的，是以中国中学为本位的，洋为中用的。这一个基本立场和原则，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过，即使1949年赴莫斯科与斯大林打交道，仍然是赤手空拳，但背靠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和新中国政权，仍然能拿到“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到晚年开辟中美外交新时代，与尼克松打交道，中国立场，独立自主这一点也毫不含糊。毛泽东与蒋介石政府，以及与美苏两霸打交道，历来都是有道有术，有经有权。一九四0年毛泽东鼓励范文澜批判清算经学，点名批康梁章胡廖吴叶，完全正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需要，也是因为毛泽东已经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现代中国的经学。自古以来经与权的关系，在毛泽东那里，经学的大道大义，已经由创立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大道大义相贯通，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这个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现代政治学概念，本质上就是现代经学，指引方向。自古经学的意义作用，主要就是管方向和价值观。建国以后，限于历史条件，主要是巩固政权和反和平演变的需要，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压力太大，阶级斗争张而不弛，在传统文化方面，我们付出的代价极为沉重，这是一个历史教训。但马列毛主义成为新经学，社会主义新道统实际上已经确立，而且深入人心，只是不这样提，人们也不这样想，实际上确立了。党内外干部以及全民，一律学习马列毛著作，其深度广度，深入人心，影响之深远，旧式科举根本无法相比。后毛泽东时代，虽然马列毛一度被边缘化，但物换星移，不仅重新归来，连优秀传统文化也在甦醒。所以后毛泽东时代，任何什么人都无法公然否定毛泽东和社会主义事业——这就是明证，要反对只能玩弄权术，历史证明是蚍蜉撼树。而西方长期以来要挖中华文明的根，要摘中国社会主义的牌，推共产党和共和国的墙，目的也在这里。所以改革开放，从根本上说，也不能违背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道统，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会失去民心军心党心；而必须坚持党的十八大的路线，沿着马列毛主义指引的方向，弘扬社会主义新道统，这个事业就是实现中复兴中国梦的事业，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

历史上无论如何强调道统学统政统，受到历史和阶级局限，不可能完全做到，所谓王道乐土只是相对而言，特别是相对于蛮夷主要是西方而言，故十八世纪以前西方特别崇拜中国。王道乐土的相对性和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若干历史朝代建立初期，政治上或多或少都有些振作，有若干新气象，不久就腐败堕落，王道就沦为“王八蛋之道”，于是农民起义，历史循环。只有进入二十世纪，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毛周朱为代表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表率，坚持革命包括自我革命，继续革命，于是中华道统得以实现革命性的改造和提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乃成为新道统，也相应地实现了政统学统的革命和新生。故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中华文明新道统的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服务，就成为新政统。教育学术社会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指导是指政治方向，也包括政治理论、方法论包括思维和学术方法论的相当部分，以及一部分学术和意识形态内容，但不是包打天下，代替一切，也不可能包打天下，代替一切。以西化美国化为目标，以非毛倒共推墙为目的的西化美国化运动，政治上已经彻底失败，组织上也正在失败。那种否定马列毛主义代表的新道统，无论怎样标榜和抬高传统文化，学理上也是不通的，实践上很容易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所利用，也注定站不住，行不通。当然，那种以为学习了马列毛主义，甚至以为只要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就可以包打天下，代替一切学问的思想，也是不正确和有害的，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

蒋介石偏安台湾，受美国的庇护，尽管能坚持传统文化和一个中国的政治底线，大节亏得太多，只能是偏统。李登辉以及后来的民进党大搞台独，离经叛道，不承认“九二共识”，就是背叛大一统，实为无根无统。现在的台湾当局无根无统，不仅已失去统战资格，更日益失去台湾人心，大陆再侈谈统战，已经失去基础，不免盲目。至于实践上如何从权，是另一回事，但无论怎样从权，武统这个绝招，不仅不能削弱，而只能加强。战争统一与和平统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正考验两岸的智慧。

辛亥革命以后，基本上是学西方，思想界全盘西化占优势，但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仍然不可小觑，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表明他不想全盘西化，体制上也不完全是照搬，如设立监察院和考试院，是继承中国传统。但辛亥革命带来的变革不成功，蒋介石政府沦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真正伟大而成功的变革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政治的根本特点是它的正义性和人民性，这是其根本的合法性。正义在中国是一个亦旧亦新的概念，传统文化的道，有其正义性和平民性。孔学实为贵族王官学衰落而平民化的成果。如果说孔学还以微言讲大义，孟子则更明言“民贵君轻”，“闻杀一夫纣矣，未闻弑君”，更是公然开启了后世替天行道，造反有理的大门。故秦汉实为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平民政治时代，顶层设计为君臣共治，州县以下实为臣民共治。正因为孔孟为道统注入了正义性和平民性，故道统在历史上，能有号召力，叫做正统，也是政统。毛泽东思想其所以成功，学理上的关键在于将传统政治思想的正义性平民性与马列主义的革命性人民性相贯通而融为一体，实际上赋予道统以新的现代内容和现代性质。人民性则是中国传统政治平民性的现代升华，注入了马列主义。说马列主义，不说马克思主义，是涵盖了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创立的苏维埃价值。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很像，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协的政治基础是党的统一战线，属于新中国的独创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传统文化的有容乃大。这个基本架构或叫顶层设计，基本上经受住了前后两个三十年大风大浪的考验，后三十年发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民性，主要是后来方向路线跑偏带来的，主要是政治问题。但只要路线端正了，组织和措施到位了，一切都可望得到解决，实际上也正在解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为核心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海内外炎黄子孙非常高兴地看到，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得到空前未有的重视、弘扬和发展，成为推动治国理政大局大势持续向好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智慧源泉。当前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重大举措，可以追溯到唐朝御史台下的察院，明清两朝称督察院。而为政之要，在于得人。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当前条件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重中之重。中国之大，人民群众中的各类人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历史上好的经验，也多的是，如本文开头提到汉代的察举制、隋唐以后的科举制，等等，多可研究借鉴，加以继承创新。只要落实 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改变观念，眼睛向下，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人才的涌流，指日可待，而国家之治平可期。

（二0一七年元月十六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