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开创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发展模式，并在三十年间取得巨大成功。由于中国的模式如此之独特，西方也不由叹之为“打破了一切经济学教科书的原理”。在无可辩驳的成功面前，国际上以相对模糊的“北京共识”来命名之。而在国内，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称，也有借用在西方成功的“民主”一词，以“中国特色的民主或社会主义民主”来称之。不管这种借用是否妥当，但至少反映了中国希望自我模式成功的期盼。然而，谈到民主，却不能回避中国第一次的民主试验“中华民国”。直到目前，由于种种原因，中华民国远远占据着与其实际历史贡献不想称的过于美化的历史地位，没有得到必要的反思和清算。
中华民族从本质上讲是务实和讲求实际的，因此对待历史也一向如此。比如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合法并不是看其来源，而是看其治理的有效性。如世代敬仰的唐太宗李世民和世代唾弃的王莽。同理，衡量一个朝（时）代，也是同样的标准：不在意它是以什么形式出现，是否是汉族建立，而是看其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贡献，以及是否推动和影响了历史发展。秦朝虽然短命和残暴，但却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中国，统一的语言，统一的度量衡。而且其建立的制度更是为后世效仿，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因此，秦始皇也被称为千古一帝，秦朝也由此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极高的地位。然而，历史到了中华民国，却出现了一个例外：这是一个既没有带给中国独立、也没有带来统一，更没有带来富强与尊严的时代，相反在其短短的三十七年间，经济陷入破产，军阀混战，大规模的内战，外敌入侵，国土分裂，从上到下的完全腐败，等到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已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中国几千年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甚至文革都未能做到一点）。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挑战都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如果说清朝是倒塌的大厦，中华民国则不但连清理地基的工作都未能做到，而且把地基都丢掉了。而重新将整个中国有效整合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完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按照中国传统几乎要被全盘否定的时期却享有着无数光环：终结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第一个亚洲共和国。中国的历史传统在“中华民国”被颠覆：衡量它的不再是贡献而是它的形式。而且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华民国就是因为罩着一层共和的外衣，而没有得到应该和必要的清算，直到现在仍有人在为它招魂，呼吁要补中华民国的课。而且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当今中国社会居然也出现了为文革招魂的群体。显然，重回中国历史传统，彻底反思和清算中华民国已是刻不容缓，特别是在中华民国建立即将迎来一百周年一际。
一、中华民国何以和平建立？
中华民国的一大亮点就是清朝在武力的压力下和平退位，从暴力对抗一步就到了文明对话，开了中国历史先河。这和中国“成则为王，败则寇”、毫不妥协以暴易暴的悠久传统相对比是一个十分令人惊讶甚至不可思议的历史一幕。然而，如果我们还原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仍然没有摆脱中国的传统。
上文提到，清末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国家的极度穷困。政府完全靠借外债度日。引发武昌起义的保路运动就是由于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而清政府的目的是以国有化的铁路为抵押向西方列强借款。而武昌首义成功之后，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任何一方要统一中国都必须借用武力。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双方居然都没有钱打仗。复出的袁世凯连哄带骗才从隆裕太后的内宫拿到3百万两白银，而南方政府更是一筹莫展。以至返国的孙中山这样对支持他的民众讲：“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而真实情况则是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关税）的西方各国对武昌起义保持了金融中立（原因下文详述）。不仅拒绝了孙中山的贷款要求，也拒绝了清政府的借款要求。这样，造成南北双方无力进行一场战争的局面。于是才上演了和谈、清帝和平退位的历史一幕。然而，当袁世凯占稳脚跟，得到了西方的承认和善后大借款后，立即对南方挥起了屠刀。把推迟了不到两年的武力决战再次上演。正如西方所说：“历史是起作用的”，历史传统再次战胜新的规则。
二、民国初年民主实验的真相
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后，直至二次革命兴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西方宪政模式的政府并进行了运作。特别令某些民主人士兴奋不已的是1912年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覆盖全国的国民议会选举（1948年的选举，中共控制区没有进行，许多民主党派抵制）。而真实的历史又是如何呢？
南北议和后，中国实现了形式的统一。但实质上的分裂仍然没有任何改变。袁世凯虽然就任总统，但却坚拒到南方（南京）就职，坚决不离开自己的地盘。面对来自南方的迎接使团，不惜策划军事骚乱。这表明了袁世凯虽然掌握当时中国最为精锐的北洋军队，但其实力仍然无法胜过南方，事实上形成了各派政治力量博弈势均力敌的局面，形成了暂时和脆弱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完全照搬西方的宪政共和只能继续演下去。然而，在一个完全没有西方政治传统和土壤的中国试行西方的政治制度其结果也可想而知。第一届得到南北双方共同支持的唐绍仪内阁虽然囊括了当时中国的精英，但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就宣告解体。一个月后的陆徵祥内阁，居然在发表就职演说之后就被否决。又过了两个月才成立了赵秉均内阁，而赵秉均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赵秉均内阁仅仅维持了不到半年就由于宋教仁案而停摆。后来的熊希龄内阁也仅仅维持了半年就垮台，而且和他一起垮台的还有被袁世凯解散的、选举产生不到一年的国会。而且直至袁世凯称帝，都没有制订一部宪法（1947年才制订出来的宪法也被束之高阁）。事实上，1912年共和体制仅仅运行了几个月，民国元老章太炎就已经公开提出“共和亡国论”了。
我们再看被某些民主人士极为推崇的在中国首次举行的国会选举。
根据当时的《国会组织法》，国会实行两院制。参议院每省10名，蒙古27名，青海3名，西藏10名，华侨6名。众议院按人口比例分配，每80万人选议员一名。但由于中国人口普查没有完成，只能按前清各省谘议局名额的三分之一折算。而选举的特点有二：一是间接选举。即先由选民分区选出初选当选人，再由初选当选人互选，在这些初选当选人中选出议员。二是没有实行普选制。包括：女性没有投票权（占人口一半），文盲没有投票权（占人口近80%），年纳直接税2元以下、不动产低于500元的没有投票权。而当时中国尚没有直接税“所得税与营业税”，所谓的直接税在当时中国就是土地税，从而造成大量商人失去投票权。再加上中国普遍贫困的现实，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拥有500元以上的不动产？因此，这个令后来民主人士十分心仪的国会选举究竟有多少人参加，究竟有多少代表性就可想而知了。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华民国国父们认为共和适合中国，为何又制订一套剥夺大多数国民选举权利的选举办法？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实际上制订选举规则的群体就是中国传统的士，而真正享有选举权的主体也是他们，也许对于他们来讲，共和是假，谋取权利才是真。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具代表性的选举，尽管是中国第一次选举，却在舞弊方面无师自通。如果说这一次选举有什么现代性的话，就是选举舞弊，其水平绝不输当今台湾，不输当今各后起的民主国家。在这次选举中，除了普遍存在的大规模贿选，就是选务人员公然操纵选举，雇人投票。湖北居然是军警到场威胁投票。当然挪用公款去买票也毫不稀奇。但令人稀奇的是曾任国会议长的汤化龙以300元收买初选人，后来居然只给了20元，并因此打起了官司（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一个连盗也有盗的规则都不遵守的状况，怎么会指望去遵守约法、民主规则？）当然在选举中出现的暴力事件也不鲜见。有的选区十个投票所，8个被捣毁。而原因则在于政党对立，地方观念的不同，造成相互仇恨和对立。当然，在这次选举中最大的问题是各地国政长官直接担任选举监督，造成行政权在谁手里，谁就能获得胜利。最拥护共和制的国民党，在其根据地广东，居然“毫不共和”地垄断了全部30席的众议院席位。
最后，我们再看看此时的新闻自由。民国成立后，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多达500多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些报纸立即成为各政党互相攻击和漫骂的阵地。用时人的评论就是：（昔）一致主张共和，（今）肆口漫骂。民国重要人物戴季陶，担任《民权报》主笔期间，在唐绍仪内阁的熊希龄与西方银行团签署垫款章程后，写下了这样的评论，题目只有一个字：《杀》。
熊希龄卖国，杀！
唐绍仪愚民，杀！
袁世凯专横，杀！
章炳麟阿权，杀！”。
言论自由中的暴力倾向，令人触目惊心。精英尚且如此，更何况国人。以致于袁世凯在接见革命党人时，感慨如下：“目下报纸决无正当舆论，每选一事，无论是非曲直，必要受各报一番无谓之攻击，就是孔子、尧舜生于今日，亦难免不被人笑骂”。这不由得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后所做的历史总结：当自由交给没有准备好的民族时，带来的只有灾难。
三、为何袁世凯的帝制、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孙中山的共和都归于失败？
在民国初年，对政局有决定性影响的有三个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势力。一是旧体制内的新人物后来走向帝制的袁世凯，二是代表体制外民间主张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三是反体制、主张革命的孙中山。然而，一番博弈下来，袁世凯固然称帝失败，横死而身败名裂。而梁启超心仪的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也同样没有实现。至于一向主张革命的孙中山，虽然在民初的教训下，开始主张军政（实是专制）、训政和宪政，但仍然一败涂地，抱憾离世。这，不仅有时代（包括传统）的背景，更有这三个人物的先天不足。
袁世凯在清政府的旧体制内是最为现代和开明，其行政能力也首屈一指，对中国的国情也有着相当的认知。然而，却无法改变其骨子里的帝制和独裁意识。他再度出山时，要求立宪和责任内阁，目的在于架空清王室，由他本人担任内阁总理掌握实权。而进入共和时代，则改而求“总统”。然而，在一个充满两千年帝制传统和民国运行极度不良、共和不适合中国已成主流共识的情况下，何以他居然帝制失败？原因不在于帝制，而在于他自己称帝，打破了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本来做为清政府代表的袁世凯，与民国达成协议，迫清帝退位，已是对清政府的背叛。而他自己废共和称帝，又背叛了共和派。从而为全民所唾弃，包括他自己培养的北洋军人也纷纷弃之而去。尽管后来接替他的北洋军阀没有一个人要实行共和。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假如袁世凯废除共和政体，归权于退位的清废帝，建立君主立宪国体，仍然是有相当大的成功可能性。无论是立宪派的梁启超，还是清朝庞大的残余势力均会站在他这一边。而其行为的正面性和中国传统道德的感召性，不会亚于让总统一职于袁世凯的孙中山。
孙中山是一个居有崇高理想和无私的爱国者。然而却又是一个不谙中国国情的政治家。他13岁即赴美，后来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从医。接受的是纯粹的西方教育。西方对他的影响从一件事可见一斑。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这样总结道：“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乃完全依赖上帝的恩助”。这也是为什么终其一生，伴随着他的总是挫折。他指挥和参与的起义无一例外的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他毫无知觉的武昌起义却席卷全国。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成立中华革命党，走向个人独裁。他自己认为：中国人不行，只有我一个人行，我是中国的救星，服从我者请来。主张革命成功之后，实行以党治国，独揽政权，贯彻革命方略。这一点可以从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中可见一斑：“立誓人XX，为救中国安危，拯生民痛苦，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生共死。如有贰心，甘受极刑。”他甚至在《中华革命党章程》中把党员分为几等，而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享有公民权。如果对照孙中山的做法，我们还会苛求袁世凯这个旧式官僚摇身一变成为具有共和意识的现代人物吗？如果对照孙中山自己的做法，对照中华民国的命运，再与他所总结的：“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实在是历史的反讽。
梁启超在清末就倾向改良，在戊戌变法失败出逃海外后，曾一度倾向革命。但1905年他到美国考察之后，发现世代在美国共和体制下生存的华人为了竞选侨领，居然大打出手，甚至不惜暗杀。在美国的华人尚且如此，更遑论国内民众。至此他坚定的走向君主立宪一途。然而，梁启超虽然是当时最为先进的知识分子，但骨子里仍是传统的士。纵其一生他所做的无非是依附光绪皇帝、依附袁世凯、依附段其瑞，而一旦他们倒台或者反目，既无任何应对手段。最后也不得不心灰意冷重回书斋，终其一生。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所有博弈者全盘皆输的历史阶段，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而是无一胜者，从而将中国陷入绝境和死路。其历史教训实在是发人深思。而原因，除了传统、历史人物个人的素质等原因外，恐怕在于一个制度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相信一次革命论的革命党人显然把制度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一个制度从本质上讲是内生性的，需要与自己的国情相适应，照搬它国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传统的国家，而且是以基督教新教为基础的社会，这样一个各方面和中国都是南辕北辙的国家居然在民国之初一边倒的被选做蓝本，足可见当时的政治精英是多么的理想化。
四、西方对待中华民国的真面目
这里首先澄清一个历史误解。清末的中国只所以还能维持名义上的主权，没有被列强彻底瓜分，并不在于中国有抵抗的能力，而实是各列强相互制约，谁也不可能独吞中国。而且它们十分明白，只要中国还在中国人手里，他们随时可以予取予求，而一旦落入某一个列强的手中，则绝无再染指的可能。中国也就是在列强的相互矛盾中苟延残喘。当时控制中国的列强主要有英、法、美、德、俄和日本。英法美德四国在中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不希望中国混乱，当然也不会希望中国强大。而俄罗斯重点在于维护自己在外蒙（中国边疆）的利益，日本重点在于维护其在中国东北（也是边疆）的利益，因此希望中国内乱而从中取利。但由于俄、日两国自身就资金缺乏，在当时世界格局中尚是二流角色，因此，中国命运的决定权在英法美德四国手中。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列强在辛亥革命爆发后维持中立的原因。而等到看到袁世凯站稳了脚跟，国民党由于宋教仁遇刺要发动二次革命，害怕引发长久战乱，立即对之进行借款，从而使之成功的镇压了二次革命。可以说，辛亥革命的进程都是在西方列强的主导之下。这个时候不管是共和制的法国、美国还是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德国、日本，还是君主制的俄罗斯都结成了同盟。
这里，需要对列强的借款多说几句。民国成立之后，对外借款一直是引发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事件。第一个内阁唐绍仪内阁的垮台、二次革命等都和对外借款有关。而之所以引发朝野的对抗全在于借款的不平等条件。袁世凯做为执政者，面对国家一贫如洗的状况，只能象清政府一样去借外债来支持，因此面对西方的敲诈勒索和不平等条件，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筹码。哪个时候别说借钱，就是要不要还债（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主动权也在西方手里。而国民党做为在野党，无执政压力，自然相对超脱和理想化，无法容忍主权的损害。当时西方列强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六国垄断借款权。中国除了向这六国借款，不允许再向其他国家借贷。期间由于西方要价过高，袁世凯政府不得不和汇丰银行、比利时银行签订过秘密借款条约，事发后均被迫毁约，并赔偿违约金（当时列强所用手段就是逼债）。二是必须由外国人对中国进行财政监督，形同金融主权丧失。正是由于第二条款引发朝野的对抗，导致整个中国政局的进一步动荡。最令人不齿的是，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秘密接受西方的条件时，西方居然得寸进尺，一再推迟付款，并不断提高要价。当时的记者黄远生曾如下评论：“六国团最无理之行动，在屡次迫我取消别国借款，则彼又不肯付款……一国受人欺凌至此，吾人真乃生不如死。”而到最后，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美国威尔逊总统上台后以借款损害中国利益为由退出六国团，实是利用门户开放政策，以自己的实力打入中国）签订的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是这样一幅情景：年息五厘，八四扣（即支付84%，实收2100英镑），期限长达47年，累计付息近43万英镑，是到手借款的两倍多。而根据双方的协议，引笔借款用途如下：偿还庚子赔款、其他到期外债、预备赔偿辛亥革命外人损失合计1078万英镑，占实收额的一半还多。而为了这笔借款取消了与他国的借款协定，不得不进行赔款补偿，再加上各种损失，袁世凯政府仅到手约850万英镑。这就是自诩带给世界文明和进步的西方列强，也是号称诞生普世价值西方的真面目。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尽管西方对中国横加干涉，直到此时仍然没有承认中华民国！
五、袁世凯、孙中山和梁启超之后的中华民国
袁世凯称帝不果败亡后，历史才尴尬地发现尽管袁世凯时代如此不堪，却仍然不是中华民国的谷底。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袁世凯一人尚可接下其遗产，至少维持一个形式的统一。而袁世凯垮台后，他的遗产已经没有一个人可以接下。只能被他一手培植的北洋势力瓜分。从而把中国彻底军阀化和碎片化。直到新的政治强人蒋介石跃上历史舞台，并与新生的另一大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联手，在国外势力（苏联）的支持下再次上演中国历史上以武力统一的戏码。然而，尽管如此，究蒋介石在大陆一生，他都无法解决清末存在的三大挑战：国家的极度贫困、列强对主权的侵害、军队的军阀化。尽管二战胜利后，中国崛起成为世界新五强。然而，做为同盟国的英美苏仍然侵害中国的主权，三国均在中国有军事力量存在，享有治外法权（引发“12.9”运动的沈崇事件，当时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也发生同样的事情，在日本的被判处死刑，在中国的则无罪释放）。以致于当1949年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与停留在长江的英国军舰发生炮战（英国军舰凭什么在长江游弋）一刻，与中共生死相战的长江南岸国民党军居然也和人民解放军一起炮击英国军舰！足见英国在二战后的中国是何等的飞扬跋扈，令中国人痛恨。
事实上，直到中华民国退出历史舞台，它都无力整合清政府垮台后的中国社会，更别说国家发展。而中共崛起后，不仅一举消除了自曾国蕃时代起就困厄国人的兵随将有的军阀化倾向，并完全摆脱了国际强权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涉。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完成这两大任务竟然用了一百年。随后中共在前三十年探索发展道路成败经验的基础上，开启了改革开放之路，并取得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现代化尝试最为巨大的成就和最接近完成的成功。
六、最后的结语
中华民国的悲剧，不仅是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历史自有其规律。它的每一个演进都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从1840年算起，林则徐、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光绪和康梁的戊戌变法以及六君子的鲜血、义和团运动、慈禧的清末新政、民国袁、梁、孙的尝试、一直到后来的蒋介石、毛泽东。这些政治精英都以自己的方式在探索国家重新复兴的道路，并成为这条道路的铺路石。直至1978年邓小平时代，这一系列的代价才换来正面的历史回报。改革开放，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一百五十多年来历史的总结。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各国，凡成功的模式大多是经过数百年的来回摇摆、尝试才最终确立。英国从1215年由约翰国王签订大宪章，到最后1688年光荣革命，一共历经470多年，期间经历了无数次左右的革命、复辟、共和，最后又从共和走向君主制，才最终成形。美国独立以后，尽管当时英国是全球最为先进的模式，但是美国的国父们并没有照搬，而是独创了共和模式。这大概和现在中国独创的改革开放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我们反思中华民国，清算中华民国，是希望这种荒唐祸国的悲剧不再重演，这种教训，一次足已。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可能承担失败的成本，要么胜出，要么淘汰出局。这就是今日清算中华民国的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