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3月5日、11日刊登了《中国需要更多的鹰派人物》和《鹰派论无助中国外交》两篇文章。前者呼吁重估鹰派人物对中国的重要作用，给予鹰派人物一定的宽容空间；后者则认为“鹰派论”是“草民之见”，缺乏战略家的眼光，强调外交战略与策略的进步。笔者认为，这两篇文章都有失偏颇，并没有认清鹰派的真正内涵。

　　鹰派并不是比声音大，比谁的姿态更强硬。美国鹰派思想的实质是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以国家利益至上，从现实主义角度，对未来做理性地悲观预期，为了避免这种悲观预期成为现实，主张建立绝对优势，敢于采取强硬手段，按照美国意志塑造世界。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强硬的姿态，而这层外衣可能给人们造成假象，忽略了其背后的理性与灵活性。

　　美国鹰派忧患意识的思想根源部分来自于犹太人二战以后的末日情节。美国众多著名学者，包括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提出“中美国”概念的弗格森和原来的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等都是悲观论者。他们的存在的确对维护美国利益、保持美国超级大国地位起到了明显的正面作用。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当年考察了美国民主后，也曾担心美国体制在形成良性运转以后，有可能造成国民的麻痹大意，失去了对自我革新的锐意和对暴政的警惕。美国有识之士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危险。美国的忧患意识甚至已经被制度化。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成功崛起，直到今天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稳固，来自鹰派的各种“盛世危言”实际上为美国发展规制了方向。

　　中国需要的正是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炮灰团团长龙文章有这样一番话：“中国人爱安逸，死都不怕，就怕不安逸，命都不要，就要安逸。”可谓切中要害，拿到当前来说尤为适用。

　　经济发展成就在中国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国民心态变得越来越浮躁。诚然，我们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变化程度、国际地位的上升都是无与伦比的。但我们同样也应该看到，中国的崛起正在进入一个社会矛盾多发期，外部环境也出现了诸多挑战。如果被眼前的成就所麻痹，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是不利的。如果我们现在短视，未来必将付出代价。而一个民族要目光远大，必须有一批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

　　因此，我们需要这样一批鹰派。他们散布在各个领域，不为一己私利，甘于平淡、不惧落魄，能沉下心来，从国家利益出发，对中华民族的未来认真地思考研究预测，敢于做“盛世危言”。我们需要忧国忧民的鹰派企业家，他们有社会责任感，为企业生存雷厉风行，时刻提醒“冬天就要来临！”我们需要忧国忧民的鹰派官员，他们胸怀百姓，为民族复兴殚精竭虑；我们需要忧国忧民的鹰派军事家，他们分析研究中国安全可能面临的种种风险，着眼于中国发展长期的安全环境。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批鹰派思想家，他们拿着忧患意识的锥子，时刻准备在即将麻痹的国民心态中刺一下。

　　如果我们希望有光明的未来，就需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也正是美国鹰派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要想真正强大，这样的鹰派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作者是本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