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社会结构从来就是断为二截的，一为高层结构，由高级官僚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而其他大部分人，特别是农业人口，组成了低层结构。我们可以将之设想为一只二分的面包，犹如麦当劳所兜售之汉堡，社会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便如同这面包的上下两分，而税收及选官制度便似那面包中的芝士将其粘合。尽管如此，这两层结构间的隔阂却是与生俱来且在我们的社会背景似乎无法得到弥合，一旦中间结合部出现问题，整个社会将为之风云变色，中国的历史就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财政税收的影响。高层结构依赖来源于低层结构的税收收入。而许多历史上朝代的败亡正是起因于财政税收的破产和国库的空虚。从人口上看，每个朝代在长期承平局面下中人口都有增加，但有效的纳税人口（税基）却不增反减。这首先是因为土地兼并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所致。大量底层人口成为佃农或人身依附与那些同国家上层建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富户官绅，从而得以减免国家税赋。而更多的贫苦人口出于对纳税的恐惧而不再登记出生人口。国家面对这种情况时，既无法追查那些本身就脱胎于统治集团的逃税官绅，又无法对付多如牛毛的贫民小户，扩大税基因此永远难以实现，因而只能靠增加税种、税率来维持国家财政。而这额外的负担最终必然还要落在社会贫困阶层身上。由是，国家将开始出现零星的贫民起义暴动。而统治者必动用武装力量加以扑灭，这凭空增加的军费开支便进一步使国家财政恶化。如次往复，国家财政将终于无法应付军饷的支出，进而导致军队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乃至哗变。这样零星的起义非但得不到扑灭进而酿成全国性的大规模起义直至推翻原来的高层结构，完成朝代更替。而新任之统治者在朝代之初，必然实行均田均富政策（类似于我们的土地革命、三反五反），使社会财富重新得以充分流通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以很快就能形成朝代之初常有的盛世局面。由此便完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循环，如下：建国 -> 均贫富 -> 盛世局面 -> 财富高度集中，大量货币退出流通 -> 国库空虚 -> 增税 -> 民变 -> 军事压制 -> 财政崩溃 -> 军饷不支，军队战斗力下降 -> 大规模起义或叛乱 -> 国家灭亡 -> 建国。这便是中国历代难逃的宿命，而如果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不加以大改变，以后也还将会是这样。诚然，现代之社会由于通信、交通的发达，特别是国家信用的出现，使得国家能够发行纸币，国债和证券，让大量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的财富回流于社会，但大量制度性的灰色收入、偷税漏税现象的广泛存在，使得过去年代所遭遇的问题依然存在。从近十年来国家发行的巨量内债和依然短缺的社会福利资金中我们便可窥见端倪。

高层与低层结构的纽带除了税收，另外就是选官制度。汉代采取的是推荐制度，但最后那已成为的官僚阶层的游戏，下层人民基本无法参与，因此很快消亡。此后采取的科举制度应该是一种进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好幻想不但能够缓解上下层结构之间的矛盾，而且的确能从底层人民中选拔一些优秀分子，尽管这效率不高，但也不失为上下层之间交流的桥梁。不过这种交流对于彼此根本性的隔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因此高层与低层结构之间隔阂之大，即便在共同面对外来民族的侵扰时也无法做到荣辱与共。如：人口不足五十万的满人能在五十年之内从尚无文字的原始状态进而统治当时已拥有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华夏。从这个人口基数算，他们入侵时受到抵抗之轻微足以让全世界历史学家震惊。想来这里边的道理也很简单，战争之胜败、王朝之更替只影响到高层结构的利益，而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低层结构对此毫不关心。而他们彼此间有缺乏沟通的手段。低层结构关心的只是税赋的轻重，至于收税者是何人不想过问。这同中国用儒教治国有一定关系。儒强调的是自我克制和约束，这的确能免去管理者的许多麻烦，但同时儒也强调民生，却不强调国家和民族观念（也许因为孔孟时完整的中华民族尚未诞生）。当然，与之更有关联的是中国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高层结构即无法对低层结构实施充足的税收，也无法对其进行广泛的作战动员。而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等待着他们的只有被消灭改组。比如明之灭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入北京时，朝廷各部大员大都自杀，并无几个投降者，就是其他被攻陷的州府首脑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当时明之高层结构仍相当完整且同仇敌忾，而使人费解的是在围剿李自成这没有后方支援的"流寇"时，却始终不能成功。更奇怪的是即便是在1643年初，李的部队仍在苦苦支撑、处于包围之中，而不到一年，便可长驱直入，从西安一直打进北京？明军之士气崩溃和内部哗变应该是根本原因。而更深层的原因便是明朝廷长期拖欠军饷已达数百万两。所以说，明是亡在自己手中，是亡于财政而非战场。

因此，国家高层与低层结构之间的隔阂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引起整个架构的崩溃。这崩溃也许在一夜之间突然来临，但必然经过了长期准备。如清亡于1911年，而即便在1908年，它还是显得皇（后）权稳固，革命党人的活动没有任何可能获得成功的迹象。而实际上，整个社会低层结构经过了太平天国、义和团、洋务运动的冲击已开始松动。失去作用的科举制度已在1905年被废除，而中国再也不能找到其有效的替代品。西方的选举制度是当时（即便今日，也是一样）最有效的新型的上下层之间沟通方式，但考虑到对中国传统官僚管理体制的冲击而始终无法采用。军阀和蒋介石忙于战争，他们的政府是纯粹的军人政府，对于选官制度根本无暇顾及。目前的官员选拔是一种颇具类宗教神秘色彩的"内定梯队制度"，不到公开宣布之日，继任赴职之人外界很难洞悉。由此可知，困扰中国历史的社会结构分裂问题，如同那面包的二部分，仍没有有效的粘合剂。因此所有过去遇到过的问题今日仍有可能面对。即使是分散低层结构凝聚力的作法，也只是治标而非治本，并非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