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波教授
在中国，如果要问在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哪一家？按大多数的正统的教科书和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认知，一般都认为是儒家，其次才是佛家或道家，而法家则仅在秦这个短暂朝代被重视一时，在汉朝后则被逐渐湮灭。在科学研究领域，尤其是人文历史研究领域，往往角度决定研究结果。台湾学者王晓波从对历史贡献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法家思想在整个封建时期有明抑暗用的主导地位；另外，其还认为在当下中国，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民族复兴，法家思想是必须好好研究和吸纳的一种宝贵思想体系。
雪藏千年近代才受重视
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主张后，法家思想和其他思想一样，长期被忽视。历来中国学术思想有所谓的儒、道、释先后占主流的说法，法家思想一直被冷落。
近代鸦片战争后，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学术思想的步伐。在此之余，也有一些学者想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学术思想里，找到一些顺应世界潮流的启发。可以说，法家思想是在二千多年前兴起，但被冷藏到清末民初才开始有人重新进行重视整理、研究其著作和主张。
法家和黄老思想一脉相承
太史公司马迁曾说，法家正道归本于黄老。对于这个说法，历代学者都相当迷茫，找不到合理解释。因为在一般人看来，黄老思想，尤其是老庄思想提倡的是清静无为；法家则被认为是"刻薄寡恩、言行正法"。两者似乎是风牛马不相及，说他们扯上姻亲关联，是不是有点乱点鸳鸯谱呢？
王晓波介绍，《黄帝四经》里说："道生法。"老子则认为，在人的主观世界外，有一个客观世界，他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道"。在"道"的面前，人只能"清静无为"，即只能因势利导，而不能违反其中的规律。只有遵守了"道"，人就能为之未卜，预知未乱。反映在治国方面，就是遵守"道"，就能掌控国家于未乱。
上述思想后经过韩非等人的发展，就逐渐形成法家的思想体系：即治理国家必须要制定符合客观规律的法律，人们只有守法了，国家才能发展。因此，法家和黄老思想是有内在联系，一脉相承的。
法家促中央集权国家形成
法家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呢？周朝原来实行的是井田制度和宗法分封制，各封建领主由人民供养。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生产力的发展，一部分人开始私自开辟了私田，并不用供养领主；另一部分人则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工商业者或读书学艺的士人、国人。随着，这两部分势力的兴起，原来的井田制度和分封制度开始衰落（即孔子所认为的礼崩乐坏）。领主之间取得利益不再依靠宗法分封，而是依靠攻伐。要打仗则要依靠上述新的力量，但当时的法理，他们的身份和作为还得不到承认。
在此情况下，鲁国首先实行"初税亩"制度，承认了私田。随后，子产在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用公开的法律条文来规范新兴的国人、士人的行为。在此之前，封地人民就像财产一样，是由封地领主来管束的，而新公布的法律条文是代表国君的意志的。人民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可以不再听信领主的个人管束。如此一来，地方领主的权威便日益丧失，中央集权的制度便逐渐形成。因此，法家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子产，他是法家思想的鼻祖。
李悝——中国法典之父
到了战国初期，各国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都各自制定了不同的法律。此时，李悝将这些法律收集整编形成了《法经》。这是中国最早的法典，李悝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法典之父。
随后，李悝、吴起先后在魏国、楚国变法，虽然都没有成功，但法家思想对当时世人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商鞅根据《法经》的精神在秦国成功变法十年，促使其国力强大，兵强马壮，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秦朝统一华夏后只短暂统治了中国十多年。国都咸阳城被楚汉联军攻破后，萧何随刘邦进入城内。虽然没有抢走了金银财宝，但萧何却让人将撰写有《法经》的竹简带出城，使其免于被火焚灭，从而保证了法家经典的传世。汉朝成立后，萧何根据《法经》编成《汉律》，《汉律》沿革到了《唐律》，历朝后最后发展为《大清律例》。
随后，法家虽然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影响而受冷落。但实际上，此后中国一直到清的制度都是法家所构建主张的中央集权制度，历朝的律例也和法家最先编定的法典一脉相承。可以说，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统治集团是阳儒阴法，对法家是明抑暗用。
民族复兴不能仅谈孔子
必须看到，法家思想和法家所构建的制度，用今天的角度去审视，它们是不完善的，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在这样的制度的领导下，中国却创造了一直领先了世界近二千年的辉煌奇迹，直到清朝才被西方赶超。仅此，法家在历史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今天中国面临非常好的民族崛起的时机，对于民族文化，我们不能再像汉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能只有于丹讲孔子，也需要有人来讲韩非、李斯等。只有全面地研究包括法家在内的各派学术思想，全面了解中国的文化，才能在此基础上重新出发，继续创新，为民族复兴注入精神动力。
（王晓波，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座教授，厦门大学国学院客座教授。曾任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访问学人，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哲学会理事，世新大学共同科教授兼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作有《先秦儒家社会哲学研究》、《儒法思想论集》、《先秦法家思想史论》、《哲学与思想》、《孙中山思想研究》、《道与法——法家思想和黄老哲学解析》、《台湾史与台湾人》、《台湾抗日五十年》、《台湾意识的历史考察》等三十余种，及发表期刊论文七十多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