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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福洪: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开放 
作者:[柴福洪] 来源:[价值中国网2008年12月17日] 2008-12-19
中国的高校,社会大众对其表现十分不满。主要是:育人环境不佳;大学如行政机构;学术味不浓,“象牙塔”变成了“假山”;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人才;以及人才适用性差。而高校的教师,对高校也有许多的不满意,主要体现在:教师主体地位在高校没有体现;官本位盛行;教师收入太低,投入与所得不对称;科研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等。
内部和外部都不满意,说明中国高校的确有问题,非改革不可了。
 
一、中国高校分类发展要来真的
 
分类发展,不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钱多与少的区别,而是如何给钱的问题;考核与评价问题等。
分类,不是因为谁本事大小的问题,名气问题,而是培养人才的定位问题。
中国高校受精英教育模式的制约,所谓普通本科大学规模太大,培养的人才“低不成高不就”,就业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社会人才结构是一个正宝塔形,即顶尖人才需求小,普通人才需求大,即高、中、低逐次加大的正态分布。但中国的高校,按顶尖级人才培养的大学生,比普通高级人才数量大得多,且所有高校都向培养顶尖人才的方向努力,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而用人单位“人才高消费”现象愈演愈烈,一般岗位专科生就行,硬要招收本科生;本科生就可以的岗位,一定要招研究生;而必须是研究生的岗位,反而被专科生,杂牌军占领。
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规模一直在扩大,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成普遍现象,国家教育部至今没有改革的方案出台,冷漠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大众化教育阶段同样有精英教育,高级人才也有类别之分。作为国民教育,就是要针对社会人才需求岗位的量、等、级,划分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即类别。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就是定位不准,发展就是糊涂发展,浪费国家教育资源。
国家教育部,不要被那些貌似高深的教育理论和西方的一些做法所左右。中国是什么国情就按国情需要办,适合自己的就是科学的。我国要学习的外国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就是要“说真话、做实事、学术本位”。
定位,就是培养的人才的就业方向。虽然毕业生不一定是按培养方向就业,但学校必须按就业方向的人才标准培养。其中,本科生与研究生之间应该有所区别。
我认为:“985工程”类的学校,就是中国高等精英教育,所谓“精英”,就是就业方向是中国国家级科研单位和“211工程”类的大学。其中的清华、北大、科技大三所大学,就是中国的顶尖大学。所谓“顶尖”,就是他们将来有可能成为中国最高级科学技术人才,是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社科院院士(虽然现在中国没有社会院院士,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届之悲哀)级的人才。
“211工程”类的大学,除“985工程”学校外(“211工程”的大学包括“985工程”的大学),其人才培养方向,应该是国家科研单位和“211工程”类的大学以外的全社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最高级人才岗位。“211工程”类的大学培养的人才是研究型、开发型、工程型、创造型人才。创新素质的培养,是其核心要求。
非“211工程”类的普通大学和高职教育,都是“职业型”、“就业型”大学。其研究生教育,也要按就业岗位的需要来培养。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来自社会职业,但高于社会职业的知识与能力。它与“211工程”类的大学的区别的核心表现,就是教学要按“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教学,提高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外在的表现就是“产、学、研一体化”。
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定位与三层分类。
 
二、中国高等教育要从国办的禁锢中走出来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高等教育来说,除80年代有一段时间外,整体上仅仅是量的扩张,既没有改革,也不开放。除沿海发达地区有一些非国有高校,内地有“独立学院”这个“怪胎”外,全部都是国有国办。国家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中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体制,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教育部没有改革的意思,好像投资体制一变,他就没权了一样,发达地区国有高校和内地“独立学院”这个“怪胎”,都是在体制外运行,成了中国社会的弃儿。其实,它是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体制的创造,与“小岗村”是一回事。国家教育部“睡”在国家财政部的“温室里”,就是“醒”不了,宁可穷死,低三下四地求财政部,没想到立个《教育拨款法》,叫了十几年的教育经费占GDP的5%的标准,始终没有实现,“屁”也不敢放一个。
教育部2008年4月公布的《二ΟΟ七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7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321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908所,成人高等学校413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740所,高职(专科)院校1168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95个,其中高等学校479个,科研机构316个。2007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2007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565.92万人,在校生1884.90万人;当年毕业生447.79万人。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191.11万人,在校生524.16万人,毕业生176.44万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956.27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54.23万人。这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总规模。
这些学校,除740所本科院校和少数发达地区的高校外,财政都没有满足学校基本的经费需求,大部分靠收费来维持其运行费用。
我国高校应该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在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教育最高行政当局,本应研究投资体制、经费来源进行改革,依靠社会、依靠市场、引进外资、股份制等,都应该纳入是我们的视野和研究范围。我就不信教会办的学校,就是培养信徒的教育,当年的上海同济医学院就是德国教会办的学校。
我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开放,国民高等教育不要试图培养“马克思的信徒”,而是要培养“爱国的公民”。这一点突破了,改革开放的空间就非常大,外资和社会资金就会流向高等教育,投资和经费,自然有其解决方法。
 
三、高校教师应该是中国顶尖收入人群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当时的普通警察月薪是两圆。
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还有资料显示:1926年夏—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元4角1分,月平均697圆。相当于现在月收入三四万元。
由上述资料可推想出,民国时期对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那时的国家财力与现不可同日而语。21世纪的中国,始终在说:“要保证教师的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这是什么话,应该说:“中国政府应保证国家公务员工资不少于教授收入的10%”才对。公务员与教授不是一类人才,对社会的贡献与人才的稀缺性不同,不可类比。
高校教师,一般都经历过长期的教育投入,而且始终处于学习之中,没有超过公务十倍以上的收入,抵顶公务员的体面、尊严、公务消费和灰色收入,必然是:几十个博士争聘一个处级干部岗位,上千大学生、研究生考一个公务员岗位,“诺贝尔奖”离中国更远。
我设计的中国高级知识份子的工资表如下(无公务消费和取消任何津、补贴条件下):
 

职务职称
月薪
职务职称
月薪
职务职称
月薪
职务职称
月薪
两院院士
9万
一级研究员
8万
一级教授
8万
一级副教授
4万
科学院院士
8万
二级研究员
7万
二级教授
7万
二级副教授
3万
工程院院士
8万
三级研究员
6万
三级教授
6万
三级副教授
2万
长江学者
7万
四级研究员
5万
四级教授
5万
一级讲师
1万

 
中低知识份子和就业起薪标准:
 

职务
学历
二级
讲师
三级
讲师
一级
助讲
二级
助讲
本科毕业生
高职高专毕业
中职高中毕业
初中
初职
小学
毕业
勤杂工
文盲
月薪
8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700

 
 
四、高校收费应该区别对待
 
清华、北大、科技大三所大学,应该年学费不低于4万,其他“985工程学校”不应低于3万;“211工程”类大学不低于2万,其他本科高校不低于1.5万到2万之间。高职高专也必须在1万至1.5万之间。高于原收费的部分,用于提高教师工资和教学投入。
在提高学费基础上,提高幅度大的高校,国家财政拨款维持原有水平,收费的30%用于救助贫困生,改革贷款助学制度,实行大学学费学生自理,就业还学费的社会氛围(详见本人的《财政贴的“助学贷款”不如强化信用的“贷款助学”》)。
这样的学费标准和档级,基本上能体现当今中国高校的基本价值和办学成本。2000年以后,物价上涨,工资增长,可高校收费没有增长.国家是从减轻家长负担角度考虑,没有错,但财政拨款没有相应补齐机制,最终必然反应到教学质量上来。因为学校为经费不足,必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寻找新的财源门路。或扩大招生规模,或招收自考生,或招成人教育类学生等。其后果就是招生竞争,生源大战,违规招生,在校生性质复杂,在校生同时考自考的“专升本”,教师帮助学生答题,试卷泄题等等,无奇不有。
2009年,中国进入通货紧缩期,正是高校学费调整的机遇。建议:从2009年起,中国高校进行四项改革,一是教师工资改革;二是收费改革;三是分类定位改革;四是投资体制改革;五是管理体制改革(即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党委监督下的教授委员会决策校长负责制”,详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危机期的社会稳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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