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互利的规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铁律放任大多数人利益被侵犯，黄金规则并不为历史所信服，因为他们始终未能惩治暴政和剥削。

我觉得一切都是虚幻的，然而，对于我来说，这种虚幻却是真真切切的，对每个人、对自然、对造物主来说，同样是如此。正如庄子所说，一切都不是梦。它不是佛陀所说的幻觉与苦难，它并不存在于一台机器或是科幻小说家所描绘的超级智能驱动的矩阵里。 

我相信一切是都虚幻体 ，对于每一个虚幻体来说，它又是一个虚幻者，我们总是彼此相互创造。五千年前，黄帝就已持有同样的观点： “夫唯一不失，一以驺化，少以知多夫达望四海，困极上下，四向相抱，各以其道” 《十大经·成法》

整体由部分构成。如果我们深入到一个弦理论的即使是最小的非三维零点“dbrane”，它本身仍然是一个整体。每一个整体都是更小的一个整体的扩展，更小的整体也是比其再小的整体的扩展，如此延续，直到无限。从这个角度看，部分本身并不存在，每一个部分都是更大的整体的微缩，而更大的整体是比其再大的整体的微缩，如此延续，直到无限。每个物体本身都是一个整体，是更小的整体的扩展。因此，世界不存在部分，而是一个个作为更大整体的部分的整体们，乃至再大，直至无穷。

我假设创造的第一定律是一个无限的创造性的生产再生产过程，然后辅之的自然选择第二定律则是创造性的减少再减少的现象。正是如此，我相信我们所在的多重宇宙世界的发展是直到今天、明天，直至永远的。

当前有四种类型的政府 :

1、强势政府，弱势人民 ；
2、弱势政府，弱势人民；
3、弱势政府，弱势人民；
4、强势政府，强势人民； 

第一类：韩非子时期的政府是强势的，但人民力量薄弱; 

第二类：孔子的无为政治制度下，政府和人民双方都很薄弱; 

另一个第二类：老子的无为政治制度下，政府和人民双方处于弱势， 不问世事；

第三类：杨朱的无政府主义制度，使人民强大，但政府制度陷入无序， 在现实的世界中，这不切实际。 

另一个第三类：最富盛名，为许多国家所借用的美式分立政府，或称 “制衡”制度，这种制度旨在削弱政府力量，使人民强大。 

在这里，我尝试提出第四类制度：设计一个拥有超级强大并稳定的政府与超级强大人民共同生活的永恒和谐社会。 

在今天的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我们需要复杂的组织，形成足以抗击熵的引擎。这个引擎将无序转换为有序：形成法律至上、秩序稳定的制度。此外，法制是一种反熵的思想体系， 它有助于形成有利的，生产性和创造性的反熵的理念。因此，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反熵组织能够有效影响物质与精神世界。 

因此，一个由超强超稳的政党领导的国家是改造任何秩序障碍的动力。党是操纵国家的程序员。法治是反熵的思想引擎，而例如独立公正的法院系统，检察系统与警察部队这样的机构则是在系统内提供反熵力的复杂组织。

一个亲民，慷慨，宽恕，公正，具有公仆意识，并愿意遵守法治和礼治的以人为本的政党，就如一个功能强大的代理一样，促成以人为本的政府。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和礼 治是构造比美国或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更有力、灵活的超强超稳政府的伟大创举，它能够缔造强大的人民，构建永恒的和谐社会。 

如何使政府强大

一个国强民强的政府的第一层基础是科学的发展观和增加反熵活动的科学方法，具体纲要可简述如下： 

1 、黄帝的”名实”关系论，区分真假以使名实相符。《论》 

2 、毛泽东的实践论：通过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知识与实践方法论，人们可以获得 无限的知识。 

3 、邓小平的名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不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4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 

5 、以科学的方法，创造和积累的反熵资本。

第二层基础是法治和礼治，基于新型的美德，职责与权利理论。权利来自职责；职责来自美德；美德来自关系。权利不是简单的赋予，而是履行责任而得来的奖赏。

第三层基础是一个超级强大、超级稳定、以人为本的中央集权的超级政府，在一个超级强大、超级稳定、以人为本的中央集权的超级大党的领导下，创造出震惊世界的创造力，创新能力和生产力，使民族变得超级强大。 

第四层是三个代表：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的文化和惠及最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先进的社会主义民主。

最上层的是一个永恒的和谐社会。超强、稳定、中央集权的政府，超强、稳定、以人为本的政党和超级强大、世界上最富有创造力、创新精神和生产力的人民，能够提供强大的源 源不断的动力，缔造强大的反熵社会。

论人类的美德，责任与权利： 

传统权利理论批判：

罗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论是无意义的重复； 天赋人权论并不适用于一个人们不承认任何造物主赋予权威的国家； 积极权利论是强大的，但却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孔子的礼治论是守旧的，基于繁文缛节，非科学的方法，已被1919年的五四运动所否定。

根据黑格尔的学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强权对弱者的凌辱史。他说：“历史，正如一个屠场，是受害者遭受宰杀成为祭品的地方。”2000多年前，韩非子就已经曾向君主谏言”： “君上之於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

美德，责任和权利论——

这一理论假设权利来自责任，责任来自美德，美德来自人与真实的自我、家庭、朋友、他人，国家以及自然的关系。

和谐社会是有责任意识的社会，而非基于权利意识的社会。个人责任不是一个肮脏的字眼。 权利来自责任；或可以说责任缔造权利。权利并不产生责任，责任也不来源于权利。责 任来自双赢的原则，或是和谐的黄金定律：积极的规则——“己所欲施于人”；和消极的规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其他权利理论的批判在于，如果权利不是源自责任，那么权利的产生要求他人而非自己履行责任。如果一个人的权利对别人而言意味着责任，而且这样的权利还在不断扩张，正如美国社会的情况一样，那么就会变成所有人都拥有绝对权利而没有人需要再履行责任。讽刺的是，绝对的权利并不能让人人都享有权利。每项权利都要不断地和其他权利进行竞争。在这样的社会中，这些不断竞争着的权利为了争出高下，会使社会冲突不断，造成动荡。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人能获得内心的平静，没有人能够真正“安心”，和谐社会也就无从谈起了。 

然而，如果权利源自责任，那么权利就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对真实的自我、家庭、朋友、社会、人类、自然的每一项责任的副产品，反之亦然。责任是一种义务。人们索取的少，奉献的多，就能增强社会的反熵力。慈善活动就是一种反熵的力量，因为这些力量为一个复杂的系统供应免费的能量，能改善并维持社会和谐、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产力水平，并享受个和谐社会生活。 

权利优先于法律；法律是为了保护和扶持权利而设立的。每个君子的权利都来自于责任和义务的履行。人通过给予和分享自己的资源和思想，得以进入君子的阶层，生活在永久和平的境界，在法治和礼治的王国。这些权利来自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人们履行君子间的 职责和义务。这些权利是责任的奖赏，而不是天生的赋予。因为这些权利基于人们根据和谐的黄金定律履行职责和义务。权利的存在取决于职责的履行，如果没有的话，君子不会拥有权利，这并不意味着失去，只是未能优先享有权利，因为权力并不是自我建立的。权利的躯体是一个有待填补职责履行的空壳。在这里，权利不是被赋予的，而是赚取的。权利是一种奖赏，来自于一个人对他人的给予以及在资源共享方面的投入。

人之所以成为高尚是因为他高尚的举动，因为他是高尚社会的一员。反之，他是孤立的、 鲁莽的动物，属于苟且于丛林的禽兽。当然，这种鲁莽的动物，或是孔子所谓的“小人” ，遵循丛林的生存定律。但当他履行君子的职责要求后，他将进入君子的圈子，因为一个 君子的社会是仁慈和宽恕的。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是亲和而公正的。他说：“惠则足 以使人”。《论语·阳货》 

礼治或称契约：

契约指君子认同履行积极与消极的和谐黄金定律（双赢原则）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权利来自于责任，责任来自于是美德，美德来自于关系。 

法治：

然而，并非所有人能信守“约”，所以，法治的适用遵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以恶制恶”原则 。“在邪恶破话社会之前严打邪恶”，但这仅仅是一种自卫行为，而非侵略行为。

永久战争的状态，或霍布斯自然状态: 这是一种恶人彼此对抗的状态：每个恶人都参与其中，为了一己私利，与整个世界为敌，不惜一切代价从他人身上或向自然巧取豪夺。（见《利维坦》，霍布斯著，1651年出版）。

君子间的社会契约是一种君子协定。如果有君子破坏了这种契约，那么他就与禽兽无异，受丛林法则的支配，常常欺凌弱小，伤及无辜。孔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别无选择， 只能回应“以直报怨”，用正义来惩罚邪恶。但这只会两败俱伤，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 。
永久和平的状态是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和礼治框架内的君子们彼此和平生存。这并非基于虚构的默契，如大部分社会契约理论所说的那样。而在这个理论里，君子通过积极向他人给予和分享资源，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给出他认同的信号。每一个君子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对彼此给予并分享责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形成了双赢局面。

如何使人民强大？

韩非子在提到如何建立一个现实的政府的时候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韩非子· 八经》）。他还进一步指出人君要利用丛林法则打击人民，削弱人民的力量。但是，因为我们希望使我们的民族强大起来，而不是成为像之前黑格尔所说的软弱无助的受害者，所以，我建议把这个理论中的施众和受众互换位置，让民首先采取行动（势不两立），使君为民服务，服从人民的意志（见《韩非子·人主》，转引自赵敦华前书）。 

统治者要爱人民，因为他们只有用这些爱民的行为证明自己才能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用丛林法则对待统治者：“己所不欲先施于人”。在这里不同的是，人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府，不是一个软弱动荡的政府，也希望在强大的、稳定的政治领袖的领导下，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反熵力，为人民服务，使人民安居乐业。 

要运用权威（势）、手段（术）和法治使统治者为人民服务，遵从人民的意志，我们可以 考虑借用韩非子的两个手段（奖和惩）。我将“人主”与“民”，“臣”与“人君”互换，那么韩非子的观点就变成：“夫明‘臣’畜‘主’亦然，”即“夫驯乌断其下颔焉。断其下颔，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

民和君的关系可以通过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韩非子· 五蠹》）这与相互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先与他人合作，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萨根）人们结合了交互规则和丛林法则，得到的是：“己所不欲先施于人。” 因此， 领导人的权责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没有更多”，“没有例外”。

历史上，君与民之间的权力差距非常悬殊。例如，韩非子认为，“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韩非子·六反》）。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全国人大体 现了人民的意志，它代表人民行使权力，遵循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所有的政治领袖都要优先考虑人民的利益。韩非子认为民不能指望君爱民，而要通过法治和礼治使其服务于民：“恃人之以爱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韩非子·奸劫弑臣》） 

伊曼努尔·康德很早便说过：“如果人只需遵守法律而不必服从他人便可得到自由。”在更早以前，两千多年前的杨朱就超前意识到了人对真我的责任：“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列子·杨朱篇》）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他人、国家、组织、或上帝的奴隶 。他的自我并不消融于《星际旅行》中博尔格氏的集体宇宙，而是一个和谐的多元化的社 会中的独一无二的存在。 

正如卡尔·马克思所提到的，人类除了枷锁之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挣脱枷锁的唯一办法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和礼治体系。在法治和礼治的框架内，人生而平等，享有同样的机会，在法律面前也没有贵贱之分。所有人都有权在社会契约允许的范围内，履行自己的责任，享受自己的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保证有效地保护少数人和个体的 权利，保证言论自由、新闻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保证法律的实施等等。

最后，我想用我自己创作的一首关于杨朱的真实自我的责任的诗来结束我的演讲：

《星辰与我》

亿万年前宇宙大爆炸依稀可辨； 
蕴育那天空中闪耀着的星光、星尘与星辰； 
多么壮丽! 
多么光辉! 
巨大的火球只源于上帝的神力。 

那是一个神奇的初生；
神圣的诞辰； 
原始的降临； 
你从一开始就在那儿； 
带着与生俱来的灼热温度。 

无羁绊的诞生， 
让思绪的恣意纷飞； 
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你驾驭着上帝赐予你的战车， 
纵情地遨游万水千山探索浩瀚宇宙。 

亿万年来你不知疲倦的探索整个宇宙； 
追逐我的脚步，你的真命天子； 
多么神奇！ 
多么动人！ 
为我而生，我灵魂的伴侣 。 

星辰啊星辰！ 
你在我的眼中闪耀， 
我的幸运星， 
苍穹中最为耀眼的小颗粒， 
不远千里来到我身边。 

星辰啊星辰！ 
冥冥之中你会遇见我， 
请答应从来都不曾离开， 
我的神，我的勇士， 
你赋予了我生命。 

你和我命运相系，望眼欲穿； 
此爱至死不渝， 
相融以沫； 
有你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
因为你我从来都是一体，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