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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封建”这一名词所牵涉的理念和所指的对象,我在二三十年前有过一些论述①。我综述了西方汉学家(也有非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政体与社会属性的讨论,包括马克思的“亚洲社会”、韦福高(K. A.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极权论”、韦伯(Max Webb)和白乐司(Etienne Balazs)的“官僚·公型制度论”,以及与此针锋相对的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的“封建—士族说”,并指出,中文“封建”一词在现代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为中文原义,指西周初年的“封土建国”、分立诸侯、贵族世袭、土地专有之制;二为转译西文“Feudalism”,概指西欧中世纪诸侯、武士、贵族等级及特权世袭之制;三为马克思对“封建社会”之特殊解释。当然,“封建”一词还有另一种用法,即“封建”代表一切古老、过时、落后的东西。这一用法始于18世纪初法国“启蒙时代”,大盛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法国大革命中,一切要被打倒的都被加上了“封建”的恶名。这一风气在18世纪下半叶传到英国,也成为英国议会改革派打击贵族保守派的政治符号,代表了一切守旧顽固需要革除的传统。这种情绪化、泛政治化的滥称,到了20世纪革命求变,因而特别推重法国大革命的中国,更为流行开来———不仅专制的君主、腐败的官僚、保守的士大夫,甚至妇女的贞操等都被贴上“封建”标签。
20世纪中叶,西方出版了一本对世界各历史文化领域中出现过的“封建”实体或类似“封建”乃至“非封建”的现象作全面分析的书《历史上的“封建”》(Rushton Coulborn ed. Feudalism in History,Hamden, Connecticut: Anchor Books, 1965)。此书分“总论”、“分论”、“结论”三部分。“分论”各章分由各国社会文化史专家执笔,“中国”章的执笔者为美国汉学家包德(Derk Bodde,《剑桥中国秦汉史》“秦帝国”章的作者)。书中对“封建”从“静态实体”(如地缘、分封、武士实力、世袭贵族、多层君臣关系)、“动态变化”(渊源、演进、结局)以及“外沿条件”(如蛮族入侵、部族迁移、乃至宗教势力的作用)三方面作了分析。以西欧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或政体而言,一统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由“匈氏”(Huns,匈奴?)西迁引发的蛮族入侵,是西欧封建政体出现的“动态渊源”和“外沿条件”;入侵的异族以武力建立起凌驾在他族或原地居民之上的“无恩无德,唯力是从”的统治阶级(super-imposed super-structure),是封建政体与社会静态实体的特性。其后,此统治阶级演变为“恩威并施”,进而发展出“优质生活方式”(classstyle)的贵族社会文化(aristocracy,有异于由noble-warriors封建武士构成的nobility)②,再由“中间阶级”(middle class,多为大商巨贾,不是中产阶级)为中介,逐渐与被统治阶级结构成为“上下一体”、“立法守法”的新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而贵族社会也被由“中间阶级”发展成的“资本主义者”领导的“民主”体系所取代;这是封建历史阶段结局的后效。
根据这三方面的分析,此书总论及分论“中国”章的作者都认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西周在“静态实体”上具有“封建”的特性,但在“动态变化”上却有异于“标准的西欧·日本封建”(之前有一统帝国,其后为资本主义民族国家),而魏晋南北朝则在“动态变化”和“外延条件”上(大汉帝国的崩溃、外族的入侵和普世宗教的传播)类似“西欧·日本”的封建时期,但在“静态实体”上则有异于“西欧·日本”(尤其是文官士族与武士贵族之互异)。
根据这一说法,尤其是“动态变化”分析,“封建时期”是从“古代一统帝国”变为“现代资本主义民族(民主)国家”的中间转型阶段,和马克思主义史观大致类似。
注释：
①陈启云:《中国中古“士族政治”考论之一(渊源论)》,载《新亚学报》,第12卷(1977);《从历史发展的分期宏观汉代历史文明和汉文化传统》,载《学丛: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报》,1991(3)。
②详细分析,见Patricia Ebrey,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有些西方汉学家(也有中国学者)因此推论,中国近代没有发展出本土性的“资本主义民族(民主)国家”,因而在中古时代也不会有“封建”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内兴起的“明末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即针对这一问题而发。法国的白乐司(Etienne Balazs)更有惊人之说:中国春秋时期上接“一统”西周王朝,中历“夷狄交侵”,下开各个独立自主的战国,而战国时期的富商大贾,亦颇有运用资财以“倾国、兴邦”的影响力(救郑国的弦高,任秦国相父的吕不韦,乃至助刘邦建国的吕父是著例)。这是“春秋时代为封建高潮说”的渊源。①
此外,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欧美“东方学”者中的“边疆史”专家们对“封建”的论说。此说可以韦亚伯(Wolfram Eberhard)为代表。韦亚伯出身德国汉堡大学,早期名著有德文本的《拓拔北魏史》(Das To-ba-reich nordechinas,Leiden: E. J. Brill, 1949)、《中国西北地方文化》(Lokalkulturen im alten Chi-na,Leiden and Peking, 1942)和《中国东南地方文化》(德文本,英文改写本Local Cultures in Southand East China,Leiden: E J Brill, 1968),对德国、俄国学者的“封建论”有深入分析。②中年在土耳其任教多年,对“突厥族”以及其他中国的边疆民族特别关注。晚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任教,为南北朝史一代宗师。他继续美国早期研究中国边疆史的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边疆史研究》的研究③,认为由单一部族发展成多个不同部族的重叠而形成的部族群(super-imposition)是“封建”的主要成因。在中国边疆地带,由于自然环境的关系(资源有限,气候变化激烈,引致部族群的迁移聚散无常等),未能发展出固定的民族国家,而是部族群的不断聚而成“封建”、散而为部落。这是春秋(夷狄交侵)、魏晋南北朝(五胡十六国)、五代(唐、晋、汉)的情况;而在两汉、隋、唐、宋(辽、西夏)、金、元、明、清一统帝国中,其统治阶级早期(建立诸王),亦有此封建迹象;甚至在这些一统帝国的全盛时期,其边疆地带仍常保留了部族封建的情况。至于入主中原在汉人大土地中逐渐汉化的边疆民族,其汉化过程各不一致,亦与其封建体制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入主之前汉化程度较深的边疆民族,建立政权后,即全面汉化;因其时汉制已弊病百出,此政权旋即覆败,如五胡十六国中的第一个王朝,系出南匈奴的刘渊(取姓刘,国号汉),一统北方的系出羌族的氐人苻坚(国号秦)(以上均见《晋书·载记》),大一统的隋朝,和五代十国中的唐、晋、汉、周四代等。
(二)入主之前,汉化程度很浅,建国以后,一仍部族封建旧制;后来或无法适应中原大地新环境,或仍为旧日聚散无常的旧俗影响,旋即覆灭,如五胡中之石勒(系出鲜卑·羯族,国号赵)、鲜卑慕容等。
(三)入主之前,汉化程度适中,建国后保持部族封建旧制,但与汉人士族配合分治,部族武人封建贵族和汉人文官士族并列合作,政权稳定发展,如拓跋北魏。但后来上层统治阶级逐渐胡、汉混合,而与下层“胡、汉分居分治”的群众脱节,引发暴乱而覆灭。如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与隋末各道烽烟四起是著例。
(四)有些边疆民族汉化程度最浅,一直保留了本身文化,处于“部族”与“封建”之间的状态,难以适应内地汉人生活方式;一直盘旋于中华大地边缘,即使建立了略有规模的政体,亦未深入内地或入主中原,如西汉时期的北匈奴,五胡十六国中的鲜卑慕容氏、秃发氏,南迁以前的拓跋魏氏,乃至长期在东北地区的契丹辽国等。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边疆民族与内地汉人的互动,引致周期性的“分裂、统一、分裂、统一”的境况,知道的人比较多。拉铁摩尔和韦亚伯指出,即使在“分裂”或“统一”时期内,这类互动,仍然继续不断;在边疆,“封建”现象一直延续,不过不是典型或常态的“西欧封建”形态。④
注释：
①Etienne Balazs,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YaleUniversity Press, 1964.
②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 E J. Bril, l, 1965, Chs. 1—3.
③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Boston: BeaconPress,1967;Studiesin Frontier History,London,1962.
④ Lattimore (1940), (1962); Eberhard (1965),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 René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 Steppes: A Historyof Central Asia,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Press, 1970.
二
传统中国到底是属于“封建型”呢,还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呢?若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若从“历史事实”而言,至少在我熟知和研究有素的中国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更多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这是哲学型的“范畴”推断和史学型的“事实”认知的不同。
最近在几次学术会议中,有人把中国的“大一统”上溯至西周,并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一诗为证。这是断章取义的最坏例子。《诗经·小雅·北山》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当时周王扩地四方,连年老力瘁的臣下也在尽瘁国事,何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孟子已直斥这是“以文害辞,以辞害志”的著例,指出“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①。其时君权运作的实况大概可以传说中的《击壤歌》为例。《帝王世纪》记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诗经·小雅·北山》是属于统治者的理念、理想(或自我中心的想法和宣传)的层面;《击壤歌》则属于“人民·被统治者”的经验感受的层面。
历史研究,尤其是中西历史比较,必须要兼顾这二种不同的层面,才不致误己更误导他人。重要事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封建”,建立“郡县”,进而“焚书坑儒”,企图控制思想。这是标准的大一统、专制、独裁的政局。但是,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中对此则提出有力的反驳,认为:“秦始皇那种专制手段,还免不了博浪沙(封建贵族张良使人行刺)的一次大惊吓,十日的大索,也捉不住一个张良。可见当时犯禁的人一定很多,偷藏的书一定也不少。试看《汉书·艺文志》所记书目,便知秦始皇烧书的政策……其实是一场大失败。”②还有同属于知识分子的魏国大梁名士张耳、陈余也是秦廷长期重赏购求而不获的:“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余五百金……秦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③更重要的是楚国的项氏:秦灭六国、废封建,但楚国“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且项梁父即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而且“项梁尝有栎阳逮”,又“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却能够使“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④。像这类危险政敌,有名气,有大批党羽,并积极在地方上从事反秦活动,秦廷尚无法追捕,足见秦始皇的实权是有限的。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伟福高(Karl Wittfogel)的《东方专制主义》(1957年)出版后受到严厉的批驳,转而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发起“汉代中国”研究计划,出版“汉代研究丛书”,希望能在基础研究上证实其说。“丛书”的第二卷,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1980;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便是受到“东方专制极权论”的影响,过于强调大一统朝廷的权势,而忽视了强大的地方力量⑤。
西汉初,封建与郡县并置,天子所治仅有三辅三河。但比封建王侯势力更大的是地方豪强。汉高祖一统天下以后,罢兵归农,但却发现当时广大土地多为地方有力人士占有,朝廷无法安顿有功有爵的军官⑥。汉景帝时,地方上一个布衣剧孟比一个封建王国的势力更大,《汉书·游侠列传》:“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天子切齿……然郡国豪杰处处各有……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已。天下骚动,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云。”
汉景帝、武帝时,朝廷大致消除了封建王国和大商巨贾的势力,但汉武帝在全盛时期动用了不少酷吏去对付地方豪强,结果却完全失败。汉武帝去世刚刚六年,朝廷举“贤良文学”,许多被“举”的“贤良文学”代表地方利益发言,强烈批评了武帝的做法⑦。此后,汉武帝政策的捍卫者受到整肃,汉武帝的财经政策多被取消。至于“多豪强素称难治”的颍川郡,更是终两汉之世都是地方势力对抗朝廷的重镇,也是汉帝国覆亡的始阶⑧。
这种“草根性”的地方力量,可不可以称为“封建”?这是观念定义上的问题。但它是大一统、专制、极权朝廷的对立面,则是毫无疑问的。在汉、唐一千多年间,正是约制大一统政体的有效机括;而由这机括发展出的士族实体,更是约束独裁专制君主的有效力量。一直到宋代,士族大姓解体没落,才演变出明代的君主专制独裁政治。
注释：
①《孟子·万章章句上》。
②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第335—338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
③司马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④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⑤陈启云:《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载《史学集刊》,2005(1)。
⑥班固:《汉书·高祖本纪》五年五月诏。
⑦班固:《汉书》卷66;桑弘羊:《盐铁论》。
⑧陈启云:《荀悦与中世儒学》,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中译本由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三
就史实本质而言,每一史实都是独特的。自古至今,没有相同的人,也没有相同的事。每一个人过去的经验,都和他人不同。每一民族过去的历史与文化,都和其他民族不同。所以,“比较的前提是可比性。把不同点放在首位,无疑会消解甚至会取消可比性。在比较研究中,首要问题是必须确信被比较的事物具有足够的相似性。没有人去进行同一事物的比较”①。就史学研究的意义和性能而言,史学研究基本上是类比型的,史学的观念语汇大都是集类求同的。正如《荀子·正名篇》所说,都是“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的,更是凡同类同情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的。历史学家常用的名词,如“人群”、”民族”、”社会”、”经济”、“政府”、“文化”、“思想”、“道德”,和比较特殊的词语如“统一帝国”、“君主专制”、“封建制度”等,都是这种“同类同情”、“约定俗成”的共名通称。所以,目前“封建”名词观念所引起的困惑,只是违反了“约定俗成”的原则所引起的困惑而已。因此,史学研究和文化比较都必须把基本上个别零散的事实集类提升到“名词、名理”观念层次上进行。集类提升的层次愈高,其可比性愈大;一根香蕉和一个苹果或者难以类比,但把它们看成食物或植物,它们的比较性便大了。
更重要的是:一切观念或理论基本上都来自人的经验(康德虽然重申“纯理性”有超越人的源头———上帝、天;但对人而言,理性的实在限度则在人的经验上)。西方的观念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社会文化历史实体经验基础上的,不免带有“西方中心本位”偏见;与此对抗,近来东方人也提出了建立在东方社会文化历史实体经验基础上的理论———从前主要是由“新儒家”倡导,现在则推广到各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从这些理论出发,不免流于“西方中心本位”或“东方中心本位”偏见;愈是层次较低,愈接近各个个别文化实体的经验,则“本位”成见愈甚。要超脱这些“本位”成见,必须把视野扩大,把比较的层次升高。甚至提升到“纯理”的层次。关于最后这一点,我和力主文化相对主义的哲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时为《东西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的主编〕有过数次辩论。一次是在1999年,安乐哲正受邀在我主持的清华大学(台北)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作“竹企思想文化史讲座系列”访问,讲题为“中西文化与比较哲学”,其中一讲为“后现代主义”中关于主体立场最敏感的问题———“从文化心态论中国的性别歧视观”。安乐哲的立场是:不同的文化各有各的批判立场与标准②。(启云案:这是尊重事实,但也是近乎虚无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更可为有力者利用而衍化为恶名昭著的“双重标准”。)安乐哲后来又说:“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传统并不像先前所架设的那样,与西方主流文化完全相反。缺少超验论,并不等于固有论;缺少客观性,并不等于主观性;缺少绝对主义,并不等于相对主义;没有划分为原子的个体,并不意味着只存在若干毫无个性的集合体。”在文化事实层次上修改了他先前的结论,但维持了“不同的文化各有各的批判立场与标准的极端相对主义”③。我的想法是,自古至今,没有相同的人,也没有相同的事;每一民族过去的历史与文化,都和其他民族不同,这是事实;学术研究要尊重事实为第一义;人与人、国与国的交往要彼此尊重,亦为第一义;但是,学术理想和文化前景应有更高一层的意义。这是我特别提出“大一统与封建之间”的理念的原因。因为“封建”或“一统极权”本身的理念虽较为接近底层事实,但也较为狭窄(中国秦汉至明清并非只有极权而无封建,欧西中世纪并非只有封建而无极权),而“一统与封建之间”或“中央极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尺度较为宽广,且也没有远离底层事实;中西或世界各国、各文化、各社会均可就此比较的宽广尺度加以衡量。
注释：
①邓军海:《对中西比较美学的几点反思》,载《文艺理论研究》2005(4)。
②Roger T. Ames,Two Lectures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竹企思想文化讲座丛书之九》台北,清华大学思想文化史研究室,1999。
③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第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陈启云(1933—),男,广东省电白县人,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芭芭拉校区历史系终身荣勋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