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西汉时期最著名的“《春秋》公羊学”大师。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他的“《春秋》公羊学”是汉武帝和整个西汉的根本治国思想，对社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有人甚至还把汉武帝以后汉帝国的主要政绩都说成是以该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结晶。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想提点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根本思想 

    现在，学术界对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基本思想，泛泛研究比较多，但对其根本思想的概括则不够。这个问题亟需搞清楚。

    关于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基本思想，学术界讲得较多，普遍认为，包括：1、君权神授：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1］2、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如“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态。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大小广狭，所以观天道也”；［2］3、授命之符：“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3］4、治国以“义”：如“为人主者，予夺生杀，各当其义，……此之谓配天”；［4］5、君权至上：如君“奉天而法古”［5］，“屈民而伸君”；［6］6、“大一统”：如“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7］7、“三纲”：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8］8、“《公羊》决狱”：如“《公羊》董仲舒治狱”，［9］等。这些说法基本正确。

    关于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根本思想，多数研究者都没有谈及，只有少数著作作了概括，就是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政治论。该理论认为，具有神性的天是最高是主宰，君权是神授的，君权虽至上，但要按天意行事；天表示意图主要是靠示警，示警的方式主要是靠“阴阳”、“五行”的运行，如“阴阳”、“五行”错行，就会发生“灾异”，而顺顺，就会有“祥瑞”，有时还会有“符逯”出现，这些就是“受命之符”，君主就是靠对“灾异”包括“符逯”等的解读，来理解天意；君主能按天意办事就会成功、获福，反之，就会失败，乃至杀身亡国。应当说，这里的“天”、“君权神授”、“按天意办事”等，都不新鲜，古已有之，只有“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等是新创造，这才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本质。

    现在，学术界研究董仲舒都从《天人三策》入手，不妥。《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死后100多年后出现的，真伪尚待讨论。［10］真正的董学研究，入门钥匙应是《高庙灾对》，据《史记·董仲舒传》载：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为中大夫，“是时辽东高庙”，“居舍，著灾异之记。”“灾异之记”即《高庙灾对》。《汉书·董仲舒传》对此记载是认同的。在《高庙灾对》中，他建议武帝：“故天灾若语陛下：‘……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11］就是用“天人感应”来杀那些被认为有问题的贵戚、诸侯和达官。尽管该建议未被武帝采纳，闹出了许多问题，但它确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根本思想的真实体现。 

    二、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与汉武帝的弊政 

   汉武帝确曾将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作为治国思想。他置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为唯一的“《春秋》博士”，诏令太子带头学习该学说，董仲舒的弟子、私淑弟子、间接弟子等为相、长史、“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12］但是，细考汉武帝的治国实践，政绩很难归功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失误则都与它有直接关系。

    汉武帝时期的最大政绩是实现了政治大一统，但该事件是采纳主父偃的“推恩议奏”的结果，与董仲舒无关。［13］现在学术界大肆宣扬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和“州郡举茂材孝廉”等，都是他死了100多年后的说法，真假正在讨论中。因为《史记》和《汉书》双重证明：汉武帝尊儒是采纳他老师王臧的建议，由田蚡在武帝六年完成的；［14］“兴太学”是武帝时期公孙弘为学官时搞的［15］；董仲舒根本就没有“举茂材孝廉”的建议［16］，而且，这些也不是他“《春秋》公羊学”的根本思想。另外，董仲舒的“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令关中民多种麦”和“限民名田”、［17］以及“质匈奴爱子以累其心”［18］等思想，当时也没被付诸实践。

    汉武帝实践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治国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如他总是求仙封禅，迷信神鬼，疯疯癫癫。这个问题对他的伤害最大：求仙弄得劳民伤财，国库亏损，把女儿嫁给了阴阳术士；迷信“巫蛊”冤死了太子、皇后；车千秋一梦取相，遭到匈奴的嘲笑。车千秋本是小官，不学无术，他在为太子诉冤时，说他的话是“梦见一白头翁教”的，武帝就认为这是“高庙神灵”显圣，立即拜他当了大鸿胪，不久就升为丞相，封富民侯。“后汉使者至匈奴，单于问曰：‘闻汉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书言事故。’单于曰：‘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使者还，道单于语。”武帝感到很丢面子。［19］二是“君权至上”，“君为臣纲”。如他总将自己的看法当成真理，听不进不同意见，司马迁为李陵讲了几句实话，就被他下了狱，后判为宫刑。三是“大义灭亲”。如他除掉了太子，逼死了卫皇后，还命令对幼小的皇孙下毒手。四是“《公羊》决狱”。如他在刑狱上重用董仲舒的弟吕步舒、私淑弟子张汤、私淑再传弟子杜周等，放手让他们以《公羊》定罪，大肆杀人，这些人后来都是西汉有名的酷吏。五是“大一统”。如他有时甚至试图用超出民力、国力所能承受的武力，对外扩张，梦想“天下一统”，等。

    汉武帝的这些错误做法，一直受时人和后世的批评。如司马迁就对酷吏深恶痛绝，他在《史记》中特意设《酷吏列传》予以鞭挞；汉宣帝要给武帝“立庙乐”，征求意见，大臣夏侯胜就反对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20］唐代李贺的《马诗》讽刺他求仙，等等。这些弊政都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密不可分。 

    三、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对西汉政权的首次颠覆 

    传统至今，学术界都把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当作“尊王”、“忠君”、死心塌地地用迷信为统治者服务的学说，其实不然。事实上，它对西汉统治有不可估量的颠覆作用，在汉昭帝时期它就首次试图颠覆西汉政权。

    汉书《眭弘传》记载说：“眭弘字孟，鲁国蕃人也。少时好侠，斗鸡走马，长乃变节，从赢公受《春秋》。以明经为议郎，至符节令。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恟恟)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

    这里：1、眭弘明目张胆地以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和元凤三年的“灾异”、“符逯”为依据，要求汉昭帝退位、让贤，反动之极。2、眭弘在做这件事时，明确地说，是守“先师董仲舒”的家法，因为董仲舒有“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的“授命之符”思想。3、眭弘是董仲舒的正宗再传弟子，《汉书·儒林传》说：董仲舒“弟子遂之者，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长史，唯嬴公守学不失师法，为昭帝谏大夫，授东海孟卿、鲁眭孟。”即他是嬴公的学生，嬴公是对董仲舒学说理解得最好的董仲舒的嫡传弟子。4、多亏当时霍光是第一辅政、执政，他是个忠臣，不想篡位，否则，就会以此为理论依据，早于王莽代汉。而且，因他是个武将，不信“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才保住了汉家天下，并将“现行反革命”眭弘正法，否则，将会闹出大乱子。

    四、西汉的“宣、元中兴”与绌抑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

    西汉从武帝前期用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治国，到武帝后期已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可是到了宣帝和元帝时期，西汉帝国又奇迹般地恢复了繁荣昌盛，史称“宣、元中兴”，“宣、元中兴”是否能归功董氏学说？回答恰好相反：是因为绌抑了该学说的结果。

    应当说，汉武帝当初对用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治国造成的严重后果，不是没有反思，他在晚年就意识到了。为了纠正这些错误，他做了几件重大决策：1、在酷吏张汤建议继续“竭民力”对外扩张时，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没采纳，毅然下了《轮台罪己诏》。2、为太子平反，立“思子宫”，赦免任安等帮助过太子的罪犯，族灭构陷太子的真正罪犯及帮凶。3、在高层中清洗董仲舒的诸弟子，试图结束“《公羊》决狱”和酷吏乱政的局面。如当学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朱买臣与董仲舒的私淑弟子张汤狗咬狗时，武帝先处斩了张汤，继而又除掉了朱买臣等三长史。4、当车千秋等为他祝寿时，武帝再次全面检讨自己的错误：“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愧之甚，何寿之有？”［21］5、不托孤给包括董仲舒弟子在内的一切儒生。汉武帝刻意选择的托孤辅政大臣，第一执政是武将霍光，接下来是一梦取相的车千秋、外国人金日磾、武将上官桀、商人之子桑弘羊。武帝画“周公负成王图”却不择儒者，反给武将，这是对他“尊儒”行为的彻底反叛。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在宣扬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实上，汉武帝最后的姿态是同董仲舒儒家的决裂！当然，汉武帝毕竟是“武”帝，他不可能从学术上解决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问题，但他已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汉昭帝夭折后，霍光辅宣帝继位，给汉代解决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问题创造了契机。宣帝是被武帝诛杀的厉太子的儿子，他本人就是酷吏、“巫蛊”和“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的受害者。他长期生活在民间，是朝廷的旁观者，对朝中的问题看得较为清楚。昭帝时，有两件事他不能忘怀：一是前面说过的眭弘明目张胆地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为依据，要汉朝自己结束统治；另一件事是，有人冒充他父亲厉太子突然出现，虽然有些官员手足无措，但董仲舒的弟子则以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为依据，不问是不是真厉太子，立即先将该人绳之以法。尽管后来证明该人是冒充的，但该学说的杀气令他胆寒。

    事实上，从厉太子开始，就发现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不是好学说，他在遵旨学习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同时，就私自偷学了《春秋毂梁传》。汉宣帝知道他父亲偷学《春秋毂梁传》后，自己也开始研读，后立学官置博士。“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干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干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22］宣帝的做法很清楚，就是想绌抑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用“《春秋》毂梁学”取而代之。

    但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徒众甚多，遍布朝廷上下，要想贬抑，谈何容易，需做更充分的准备。如前所述，宣帝在给武帝“立庙乐”时，遭夏侯胜骂了一顿。夏侯胜还说：“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义，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23］他与从犯黄霸，被一起下狱。按“《公羊》决狱”，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应立即正法，可是宣帝迟迟不杀。宣帝心里也认为他爷爷武帝有错误，不过他自己不能说，能批评武帝错误的人都是直臣，而且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对立面。夏侯胜确实不是学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而是学《尚书》（今文尚书）的。“胜、霸既久系，霸欲从胜受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再更冬，讲论不怠。”［24］这更引起了宣帝的注意和好感。终于，宣帝“四年夏，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或山崩，坏城郭室屋，杀六千余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吊问吏民，赐死者棺钱。下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托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囊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术士，有以应变，补朕之阙，毋有所讳。’因大赦，胜出为谏大夫、给事中，霸为扬州刺史。”［25］将夏侯胜和黄霸特赦，重新任官。后来，夏侯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葬平陵。太后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26］黄霸官至丞相，这让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们大跌眼镜。这里，宣帝一箭多雕：拒绝“《公羊》决狱”，暗中肯定武帝错误，把对“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解释权牢牢操到自己手中，倡导《尚书》等董仲舒“《春秋》公羊学”以外的儒学，在组织上提拔和任用非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出身的官员等。

    汉宣帝亲手培植的“《春秋》毂梁学”，“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27］当做好一切准备之后，汉宣帝决定用学术方式结束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官学地位，这就是有名的石渠阁经学讨论会。《汉书·儒林传》说：“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为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尹更始为谏大夫、长乐户将，又受《左氏传》，取其变理合者以为章句，传子咸及翟方进、琅邪房凤。咸至大司农”，方进官至丞相。［28］终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被贬抑，“《春秋》毂梁学”大获全胜。

    石渠阁经学讨论会是中国古代一次极为重要的经学或学术讨论会：1、会前准备充分；2、会上讨论认真，没有压制不同意见，公羊派要求增加辩论人时，也予许可；3、没有对失败的一方进行组织处理，公羊派学者仍继续保留原官职；4、只确立了《春秋毂梁传》在官学《五经》中的唯一地位，即《五经》博士的《春秋》经只置《毂梁》博士，《公羊》不再立学官和置博士，没有对《公羊》进行绞杀。有人据班固《汉书·宣帝纪》的石渠讨论后“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榖梁《春秋》博士”认为，石渠讨论只是增了《毂梁》博士，不妥。事实是，早在石渠讨论前，《毂梁》就已立官学、置博士，石渠讨论后就没了《公羊》博士，《春秋》只有《毂梁》博士了。

    可见，“宣、元中兴”是在抑制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的基础上出现的。

    五、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死灰复燃和对西汉政权的再次颠覆 

    石渠阁经学会议之后，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灰溜溜地成了私学，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派的董氏诸弟子当然不甘心，他们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首先，向其他官学渗透。石渠阁会议后，朝廷重视的官学有《易》、《诗》、《书》等，未仕的董氏诸弟子，大都改学了这些官学，并且博取了功名。但是，他们都用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来阐释这些官学，如京房解《易》说：“《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调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29］翼奉解《齐诗》说：“《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30］孔光解《尚书》说：“《书》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异变之来，起事有不正也。臣闻师曰，天左与王者，故灾异数见(现)，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31］等。

    其次，有人继续宣扬《公羊》“大义”、“决狱”、“灾异”等思想。如刘向是《毂梁》博士，他却“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32］哀帝时，御史中丞等人坚持：“《春秋》之义，意恶功遂……《春秋》之义，原心定罪”［33］等。

再次，试图夺回对“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解释权。如翼奉对皇帝说：“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故曰：‘显诸仁，臧(藏)诸用。’露之则不神，独行则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学者莫能行。”［34］就是说，只有他——“翼奉”，才能搞懂“阴阳灾异”的具体意思，过去皇帝对此自行解读，是不对的。

    第四，甚至“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试图再次颠覆西汉政权。如齐人甘忠可以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思想为依据，诈造《天官历》和《包元太平经》，宣扬：“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35］“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他们都劝哀帝采纳甘忠可的建议，“哀帝久寝疾，几(冀)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亡(无)验，遂下贺良等吏”，“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36］如果哀帝真的听信了贺良等的话，将重臣免掉，任用解光等辅政，其后果可想而知。

    六、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西汉政权的最终颠覆 

    元寿元年，在位仅仅五、六年的哀帝驾崩，年幼的平帝即位，外戚王莽被封为安汉公、任第一执政，这为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派最终颠覆西汉政权创造了契机。

    王莽一上台，就受到了被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腐蚀了的博士们的“颂扬”。王莽于是开始拉拢这些所谓的学者，这些所谓的学者也投桃报李，继续对他肉麻地进行吹拍。如《汉书·王莽传上》载：莽“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祀》、《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这些人“诈为郡国造歌谣，颂功德，凡三万言”；还伪造羌族文书说：“安汉公至仁，天下太平，五谷成孰(熟)，或禾长丈余，或一粟三米，或不种自生，或茧不蚕自成，甘露从天下，醴泉自地出，凤皇来仪，神爵(雀)降集，从四岁以来，羌人无所疾苦，故思乐内属”［37］等。

    平帝驾崩，子婴即位。“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着)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38］王莽据此“授命之符”开始“摄行皇帝之事。”［39］后“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见莽居摄，即作铜匮(柜)，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柜)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图书皆书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兴、王盛，章因自窜姓名，凡为十一人，皆署官爵，为辅佐。章闻齐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柜)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以闻。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柜)神禅。”［40］王莽正式代汉做了新朝的开国皇帝。

    高皇帝刘邦手提三尺剑打下的汉家天下，就在这些“竖儒”的一片喧嚣声中，被“和平演变”了。王莽代汉，用的就是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的思想，而抬轿子的和装神弄鬼的正是董仲舒的诸弟子。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最后终于颠覆了西汉政权！

    综上可见，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西汉政权基本没有进步意义可言，它要对西汉的弊政和灭亡负全责。由此，对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性质也要重新估价，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学政治论”，而是一种以信仰为主旨的“政治邪教”（这个问题将另文作详细阐发）。胡锦涛总书记最近指出，我们要“以愚昧无知为耻”。“以愚昧无知为耻”就要反对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在传统文化反思上，要彻底批判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和“授命之符”等理论，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将其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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