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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初，蒙翟玉忠先生寄赠此部书的书稿，读后大为惊异。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读者，大概会感到时光倒流，似在重温“评法批儒”。当然，书中的资料和观点远较“评法批儒”丰富，还附上了批评当代西学的立场，时代感非常强，与流行思潮明显针锋相对，大约属于“否定之否定”一类。
欣逢中华百家争鸣的盛世，玉忠成就了一家之言。他梳理“中华原生文明”，发掘和弘扬法家的治国理念和方略，如重耕战，社会功勋制，全民监督，常平仓，依法行政，简令谨诛，赏罚当符而重其轻者，独特的外交观，还有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他试图描绘一幅“儒化”之前中华“大黄金时代”的图景，而且毫不掩饰其“托古”的意图是宣扬当代的“新法家”。无论是否同意他的看法，思想开放的读者必然能获得重要的启示。读过此书，我们至少能同意：欲复兴中华悠久的文明，应当仔细审视诸子百家，而不仅是尊孔读经复兴繁盛了几乎两千年的儒家思想。正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在“儒化”的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依然绵延不绝。比较西学的法律主义（legalism）传统，中国的传统法家要复杂得多，是一整套政治哲学理念和社会管理原则。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相互影响，激烈竞争，强弱的兴衰交替乃是转瞬间的事情，堪比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传统法家是富国强兵之道，新时代的法家思想是富强之源。中国“新法家”必是对中国传统法家的扬弃，也应是拥有未来的思想。
读此书，不禁想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河殇》，一部以赞美西方“海洋文明”贬低中华“黄土文明”为核心思想的电视片。那电视片轰动全国，解说词也是一时洛阳纸贵，引发了中国知识界的大讨论。此后，西学崇拜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然而，迄今不过二十余年，竟是时过境迁，恍如隔世了。没有中华文明深厚的底蕴，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中华崛起，国人正在恢复自信和自尊的大环境，这部书的写作与出版也是不可想象的。
读此书是个享受。玉忠不仅观点鲜明，立论极富挑战性，而且行文流畅、通俗。这部书会引发我国大众读者的关注，也应引起我国思想界的关注。
读此书，笔者能理解玉忠对儒家的严厉批评和对西方政治、社会、经济学主流思想成就的贬抑。玉忠的论点虽有极端之嫌，却属于思想变迁中的“矫枉过正”，也是青年思想者的必然。他书中反映的情绪，是对一种强势思潮的反弹。这种反弹在我们的时代背景中不难谅解。相反的思想，在大学课堂、新闻报刊、杂志书籍、乃至电视和互联网上，也绝不是含蓄中庸的。笔者本想吁请玉忠在书里增加对下述两个问题的论述：一、为什么儒学能在中华思想界居主导地位两千年？二、倘无最近百年的西学东渐，中国可能有今天的崛起？提这样的问题，无非是指望玉忠能“全面”些，“中庸”些。但转念再想，这要求不仅苛刻，而且是庙堂中已近暮年之人方有的苛刻，或曰“成熟”。正如在西方的通例，中国不仅需要严谨、学富五车、研究领域细致入微的庙堂学者，而且需要不拘一格的思想者，需要思想战线上的斗士。在西方社会里对社会思潮影响最大的书，往往不是居庙堂之高的教授们所著，而是出于无名草莽之手。另外，一种新思潮起初多以比较极端的面目出现。非如此，难有战斗力。缺少战斗力，也就缺少生命力。
此书资料丰富，线索清晰，立论鲜明，质量并不亚于许多高居庙堂的教授专家的著述。而且，玉忠殷殷可见的赤子之心在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笔者曾邀北大比较政治专业的博士生们阅读此书手稿，学生们读过之后众口称奇，皆曰颇受启发。玉忠出身世代农民家庭，生于1973年，师范毕业后任教于河北唐山的乡村中学，未受过任何庙堂的专业训练，更非任何领域的专家教授。他于2001年来京漂流自学，赖撰文为生，生活清贫。他的训练是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里自修完成，他良好的英文功底也是自修出身。他的独特思想是在苦读和“社会大学”中形成的，当然也是玉忠向京城的学术先进虚心求教的结果。其实，直到不久以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刻苦用功，自学成才”还曾是我国相当普遍的现象。今居庙堂之高者，不乏七十年代自学成才之士。我国今已普及大学教育，草莽之中却还能屡出这样的人才，真令人振奋。“是英雄不问出身”乃是我国的骄傲，延续着我国“功勋制”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倘玉忠今后能持之以恒，刻苦如昔，当能为推动“新法家”运动做出更显著的贡献。
潘维
2008-4-17，北京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