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的古代文明被世界公认为“四大古文明”。但是，四大古文明形成的机制、所走的道路模式、特征都不尽相同。相互间特征异同的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模式的特点与实质。
（一）埃及
埃及文明起源以尼罗河为依托。尼罗河是一条狭长条带状的通道，其间没有破碎的地理单元，为交通和行洪提供畅通的孔道，人们在这条狭长的流域范围内依赖尼罗河定期泛滥而生存。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埃及定居农业造就了高投入和高回报的生境，促使埃及社会的复杂化，表现为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出现的城镇政体，各自控制着泛滥平原的某一条带[1]。这种多元的地方中心并没有力的地理屏障，为建立统一的政体在地理环境上铺平道路。同时，狭小的生存空间，促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统治者极力通过统一活动扩大自己的支撑区，导致统一集权机制的形成，终于在公元前3100-3000年，由上埃及国王孟尼斯实现统一，埃及文明形成。
尼罗河水流由南向北流，上埃及国王可以清楚地预言向北灌溉的区域，奠定了埃及统一是上埃及统一下埃及的格局。也限定了埃及的官僚体制一开始就是内向型的，注重内部行政体和部门化建设。
总之，尼罗河狭长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埃及的文化选择了狭长带状、由南向北的多元一体化文明起源模式。是“一节灌肠式的神化集权模式”。
（二）两河流域
西亚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有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受干旱少雨环境控制，充沛的两河水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唯一的生机。但实际上由于底格里斯河平时水位过低，汛期水位由过高，流速快，实难利用灌溉，所以聚落主要集中在幼发拉底流域。灌溉是当地的经济生活的命脉。
前5000年前后，乌贝德人疏浚幼发拉底河摆动故道成为运河，建立灌溉网络，客观上要求超出单个聚落等级之上的社会组织出现，社会复杂化，表现为聚落形态的复杂化——社会人口、聚落向中心聚落凝聚合并。当公元前4000纪中叶，这一凝聚过程完成时，伴随着周围聚落的消失，城市出现。这种城市包容着一个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专业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墙内，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城邦，与我们所说的“早期国家”有着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大方面。
（1）“原始民主制”
因为灌溉体系是两河流域社会发展的根本命脉，早在史前时期原始农村公社阶段，灌溉权利就成为一种公社成员平等享受的生存权利。当外来移民加入两河社会，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劳力来换取原住民公社所允许的灌溉使用权时，外来人就自动成为社会的下层[2]。两河流域社会如此层级化，实质上是族群整体的等级化，而不是趋向与阶级分化的、少数统治者的集权化。所以，当城市凝聚成功后，原上层农村公社成员带着他们的灌溉权成为市民，而少数军事领导精英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的特权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城邦的政治生活当然是以大家族族长为代表的、体现全体市民意愿的“原始民主制”。所以，两河的城邦，究其本质乃是“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同以早王朝、埃及古王朝为代表的早期阶级国家有着重大的区别。所以城邦是否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早期国家的一种形态之一，值得三思！
（2）政体的碎裂化
幼发拉底河流域内的小区域有地理破碎的局限，因此形成的多元政体同样也是碎裂化的——城邦——各城市控制自己周围的一小片地区，未能马上形成尼罗河那样的集权性政治大一统。另一方面，“等级化家族公社式的城堡政体”脱胎于原始农村公社民主制，从本质上抑制了集权的发展，因而不可能形成政治大一统，政治格局必定是碎裂化的。
（3）王权的晚出
直到公元前2900-2400年前后早王朝时期，占有肥水良田的大家族，不断从败落家族手中买进土地，经济的壮大成为他们政治上壮大的后盾，形成社会的巨富贵族领导层，真正阶级分化意义的社会转变才正式出现，奠定了王权确立的基础。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国家的出现的根本动因是大家族靠买进土地而实现，颇有封建主义色彩。
公元前2371-2316年，出自闪米特语系族群的萨根，利用宗教和正规常备军，开始征服各城邦的战争，或因其旧政，或委派官吏，彻底打破旧的城邦各自为政的体制，形成统一的、扼守欧亚、亚非大陆交通咽喉的贸易帝国。
一个世纪以后，苏美尔人建立的大帝国被扎格罗斯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所取代。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采取的是类似苏秉琦先生所谓的“续生型”模式[3]，从城邦到早王朝，从苏美尔文明的大帝国到乌尔第三王朝的过渡，都不是同一族群、文化、社会、甚至文明进程的自然演化，而是中断后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后续。是“一串腊肠、粉肠相串联的香肠模式”。
（三）印度河流域
公元前2600-1900年，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出现了“城市文明”，覆盖25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城市规划正规严谨，是经济和政治中心，出现统一的文字、神话、象征符号等，但缺乏战争征服的迹象，似乎是贸易和政治联盟。城墙有可能有防洪功能。Jonathan Mark Kenoyer等认为这些城市可能是城邦，既不是酋邦，也不是受国王或任何集权把头的控制。商人、地主和宗教领袖等精英构成聚落的领导层[4]。宗教服务于维系城市的各种社群。
公元前1900年以降后600年间，由于河流的改道，贸易路线的废弃，原先的贸易-政治联盟的文明被轻而易举地侵蚀而衰落，文明中心向今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这时印度-雅利安人从礼教、语言和文化方面全面取代原生文明。
印度河谷文明的全貌远没有弄清，就目前的资料看，也可能是一种“续生型”模式[5]。
（四）中国文明的特色
中国文明起源是以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在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里造就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各中心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不尽相同，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地区，灌溉水利工程大约是社会复杂化的机制，处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带的长江流域则以洪水控制体系为社会分层的机制。不论南北地区，由于社会内部分层由来已久，加上中国文明起源主要集中在东部二级台阶以下的平原地区，实际无大的地理阻隔和大的破碎地理单元，政体倾向于至少在文化区内的集权化。所以，中国文明过程更趋向于从酋邦社会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渡，不大有机会进入到两河流域式的“原始民主制”城邦。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面向太平洋，背倚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发展空间绝对比尼罗河和两河流域要宽广的多。因而中国的文明模式更容易倾向于中心辐射型，而不是埃及和两河香肠式的模式。
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命脉，贸易在古代一直未能占领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因此中国文明进程中，“城市革命”可能不是最首要的。因此中国缺乏形成古印度“城市文明”的土壤。
随着龙山时代尧、舜、禹酋邦在黄河从黄土高原向华北大平原跌落的出口上稳稳地站住脚跟后，黄河在此无法随意摆动又给黄河中游带来可预测的丰富的水利。这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进。而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下游良渚文化和早先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因选择了非可持续发展道路而先后崩溃或原地踏步，最终促成以黄河中游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中国文明一体化进程正式启动，中国文明蛛网式核心辐射型模式诞生。
中原文明核心形成后，采纳大河文化心态，汇聚千流，吸纳百川，使中原文化具有水一样优良的融合性、渗透性。开禹贡九道，将原各文明起源中心的优秀精华吸纳于中原，集四方成就之大成，方使中国文明生生不熄。禹贡九州的分划、五服、九牧、十八岳的官僚体制充分显示出中原文明核心辐辏八方的外交型行政管理手段，同埃及内向型官僚体制迥然不同。
中国文明起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多样化，造就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一体化后又长期地充分保留了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政治、宗教、思想、哲学等诸多方面为文明核心源源不断地提供多样化的养分，以保持中国文明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是埃及、两河甚至印度所缺乏的，这也正是中国文明这个唯一一个从诞生之日至今从未被打断的文明成功的秘诀。
总之，中国的文明起源模式是多元一体化的蛛网辐辏模式，从其起源到形成，一直带有集权色彩，完全不同于市民做主的“原始民主制”城邦政体制度。
注释：
[1] H. W. F. Saggs: Civilization before Greece and Ro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age 21-30.
[2] 同注[1]，Page 30-41。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
[4] Jonathan Mark Kenoyer: Birth of a Civilization. In Archaeology, January/ February, 1998. Page 54-61.
[5] 同注[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