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生于周桓王二十三年(前697年),卒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名重耳,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晋国国君,与齐桓公齐名,为春秋五霸之一。
晋献公有八子,太子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三人最受宠爱。晋献公灭骊戎后,获骊姬并纳之。骊姬得宠,献公疏远了申生、重耳、夷吾三人。后骊姬得子,名曰奚齐,献公意欲废申生而立奚齐。申生被逼而自尽,重耳和夷吾逃跑到外地。这样,重耳便开始了十几年的流亡生活,当时他已42岁。由于重耳平时能“好善不厌,父事狐偃,师事赵衰,而长事贾佗”,颇有贤名,所以即使在流亡过程中,跟随他的人也很多,甚至如介子推曾在晋文公绝粮的时候“割股啖君”。
重耳先到狄国。里克等人在国内杀掉奚齐及其弟卓子,要迎重耳回国为君,重耳感到自己在国内还没有根基,所以拒而未返。后夷吾回国继承君位,是为晋惠公。惠公恐怕重耳与他争夺君位,派人刺杀重耳。重耳预先得到消息,逃往齐国,当时重耳在狄国已滞留十二年之久。到齐国后,齐桓公厚加礼待,为他娶妻,并送他马匹。第二年,齐桓公小白死,齐国发生内乱。重耳贪图安逸,不想离开,又继续住了三年。赵衰和狐偃等人设法使他离开了齐国,前往楚国,以寻找靠山,伺机归国。沿途备尝艰辛屈辱,到达楚国。楚成王雄才大略,是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以诸侯国君之礼待重耳。在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如果您作了国君,将如何报答我的知遇之恩呢?重耳回答,若托您的福,真得能够回国作君,一旦晋、楚两国构兵,在中原对垒,我将命令晋军退避三舍。楚令尹子玉认为重耳傲慢无礼,劝说楚成王杀掉他。楚成王却认为“晋公子敏而有文,约而不谄,三材侍之,天祚之矣。天之所兴,谁能废之?”未听从子玉。
后来秦穆公邀请重耳去秦国,楚成王便将他送去,穆公待他甚厚。晋惠公十四年(前637年),惠公死,晋国大臣们欲迎重耳归国,秦穆公便派军队护送重耳归国。重耳于第二年春天渡黄河入晋,晋国各地纷纷归附。重耳即位,是为晋文公。这时他己62岁。
晋文公即位不久,吕省、郤芮等密谋叛乱。晋文公得知后,秘密会见了秦穆公,请求援助,秦穆公答应帮助平息叛乱。吕省、郤芮见事不成,便逃跑了。秦穆公将其诱至黄河诛杀,并给晋文公配了三千卫兵。
至此,经过几十年混乱的晋国方才安定下来,晋文公开始整顿和治理国家,诸如整顿官职,责成各级官员尽职尽责,轻徭薄赋,赈救困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关税,开通道路,促进商旅贸易,奖拔贤能,赏赐有功,鼓励积极有为的精神,赡养老人,礼遇宾客,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等等。并且进一步明确社会等级结构和分封原则,“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从而晋国大治,一天天强大起来。
晋国国内安定以后,晋文公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和外交活动。最著名的对于晋文公称霸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晋楚“城濮之战”。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楚成王率楚、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援。晋文公抓住这个时机,立即进行战前准备,将晋国原有的左右二军,扩编为上、中、下三军,命令郤榖、郤溱,狐毛、狐偃、栾枝,先轸为将领。文公首先派兵攻打楚国的盟国卫国和曹国,想以此吸引楚军前来救援,以解除楚军对宋国的围攻。晋国军队渡过黄河,活捉了曹共公。晋、楚两国在城濮(今山东省鄄城西南)交兵,晋文公对楚军退避三舍,以避其锋芒。楚军统帅,令尹子玉求战心切,派人请战。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四月四日,晋、楚两军决战,晋军大胜。这次战争,由于晋文公在外交上争取了秦,齐两国参战,在军事上采取了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方针,化劣势为优势,被动转变为主动,终于取得了对楚国的决定性胜利,奠定了晋国称霸中原的基础。
“城濮之战”把北上争霸的楚国打败后,晋文公为周襄王在践上(今河南省荥泽县西北)建起一座行宫,举行向周襄王献俘的盛大仪式。周襄王命大臣王子虎等册命晋文公为齐桓公以后的又一位侯伯,从此晋文公便成为春秋时代的又一位霸主。周襄王赐给文公象征霸主权威的礼器,及黄河以南大量土地。晋文公从此可以直接祭祀天神,自由征伐。他随即在践土与各国诸侯举行了盟会,史称“践土之盟”。
“践土之盟”安定了黄河以南各国以后,晋文公便北渡黄河,回到晋国。他一共在位九年,于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逝世。作为杰出的政治家,晋文公虽然在位时间不长,但对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却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年长期的流亡生活和政治斗争的考验,锻炼了他的政治才能,同时使他对当时的形势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展开一系列的政治活动。他即位后在国内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尚贤。在周代原来的分封制下,只能以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到春秋时代,宗法制度已经显示出与当时整个社会发展的不适应。他效法齐桓公重用管仲的做法,身边也聚积一批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如赵衰、狐偃、贾佗、魏武子等,都是栋梁之材,曾跟随他流亡。在治国安帮以及称霸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晋文公避亲而尚贤,所以在当时晋国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不争高位,唯贤是举的优良风气,如晋文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佐,臣弗若也。’”从而使贤者居首,保持了晋国统治集团的勃勃生气。
二是赏功,即赏赐有军功的人,晋文公在流亡几十年回国即位后,赏赐曾经跟随他流亡和支持他上台有功的人,大者封邑,小者尊爵。他即位后,不再分封宗族公室子弟,政治上也不重用公族。他选择职官的原则是按德行、才能.功劳、所任用的主要是一些“诸姬之良”,“异姓之能”。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制度,诸军将佐既是统帅军队的军事首领,同时也是参与决断国家政事之卿,是统治集团中的核心阶层,而这些将佐分别出自不同的宗族。这样,就使一批非公族的政治势力进入统治集团的核心阶层,堵塞了公族把持晋国政治的途径。晋文公的这一改革措施,直接影响了晋国历史的发展趋势,使晋国的历史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诸侯国的显著特点,使得封建因素在晋国较早较快地出现,法家思想在这里有了更深厚的基础。
晋文公重耳是一位霸主。争夺和保护霸主地位的战争,虽然不可避免地要给人民带来种种灾难。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它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加速了新旧制度的更替,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它不但使晋国强大起来,而且还使中原一带保持了一段时间的相对安定,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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