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秦汉史》对秦国兴亡原因的探讨分析-历史探微--新法家

秦远处于华夏大家庭之西，孤立于其他各国之外。它的东面是黄河的大弯道，黄河先自北向南，然后突然东流。河之南通往秦的几条通道被山脉所阻，只有很少几个战略要隘可以通行。在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他国家之前聚集力量。贾谊首先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写道：“秦地被山带[黄]河以为固。”

秦的农业资源，由于在公元前246 年以后的几年中建造了郑国渠以及约在同时建造了成都平原的灌溉系统而增加了。后一项工程在《史记》（卷二九）有关河渠的文中只提了一句，这也许是因为它位于遥远的偏僻西南。可是它的经济重要性一定十分巨大，因为直至今日，它仍源源不断地给在成都平原约200 平方英里地区生活的500 万左右的人们供水。另一方面，司马迁充分地认识到了郑国渠的意义。他写道，它的建成为将近465000 英亩（约4万顷）原来含碱的土地提供了灌溉。“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可是主要强调这些建设来解释秦的胜利，那将是错误的。它们在秦统一之前不到25 年才修成，而秦国朝帝国方向的发展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变得很明显了。因此，这两项灌溉工程只是加快而不是决定秦的历史进程。

另一种理论把秦军事上的成就归因于先进的冶铁技术，它断言，这种技术使秦能够给其士兵配备优于其敌人普遍使用的青铜兵器的锻铁刀剑。但这个理论没有被现代考古学所证实。发掘出铜、铁刀剑的63 个战国时期遗址的表表明，在那个时期前者的数量大大地多于后者，其比率为10 比1（铜剑270，铁剑27）。此外，这些遗址都不在统一的帝国之前的秦的领土内。遗憾的是，这些考古报告都没有明确说明发掘出来的铁剑是否有相当数量因锻造而质地变硬。但是一般地说，在中国早期的冶炼技术中，铸造，而不是锻造，显然是优先采用的技术，虽然有些工具可能已经经过进一步加工，旨在增加其硬度和降低其脆性。总之，到写本文时为止，考古学还不能证实秦拥有压倒其对手的某种冶金技术优势的论点，这个结论，象对刀剑那样，也适用于其他兵器方面。

作为一个与非华夏族的“夷狄”发生冲突的边陲国家，秦取得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在它指挥其军队与其他国家交战时，这种经验无疑大有帮助。它的人民以在战争中残酷无情而闻名。他们崇尚武德的精神可以秦统治者武王为例，他喜欢在其周围安置勇武之人；他因与一人比赛举铜鼎，于公元前307年受伤而死。

出于同样的原因，秦相对地说能摆脱更纯粹的“华夏”国家文化传统的束缚，这使它更容易制定激进的革新措施。儒家的荀卿也许是在公元前264年前后访秦后，不得不承认“其百姓朴”，相当敬畏他们的官员；也承认官员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不偏袒，不结党。但说了这些话后，他为这个国家完全无儒而表示不安。他所指的儒，无疑是有儒家思想的文人，他认为这些人特别熟悉旧传统道德。他说，没有这些道德，很可能导致秦最后的毁灭。

正是由于秦文化上的落后，其必然的结果是它一发现人才就予以任用。秦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是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商鞅所定的荣誉爵位之一是客卿，它赐与取得高位的外来政治家（有记载的最早事例出现在公元前289年）。外来的显贵（不一定都有客卿的称号）包括商鞅本人、吕不韦、李斯以及本文没有提到的其他许多官员。的确，秦在用人中唯一能自给的人才是军事将领。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中，秦幸运地连续被几个既能干又特别长寿的王所统治，从而给它提供了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种连续性只有两次被短命的统治者所打破，他们合起来的统治时间仅仅持续了八年。这个长寿的统治序列始于孝公，他统治了24 年（公元前361—前338 年），商鞅就是在他治下任职的；然后是惠文王，他统治了27 年（公元前337—前311 年）；然后是4 年的武王朝（公元前310—前307 年），他因举鼎比赛致死而统治终结；然后是昭襄王，他统治了56 年（公元前306—前251 年），然后是孝文王（前250 年）和庄襄王（公元前250—前247 年）两朝4 年的间竭期；最后是秦王政至后来成为始皇帝的37 年统治（公元前246—前210 年）。可是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不应过分强调，因为长寿并不总意味着能干。例如，当周朝最后在公元前256 年被灭亡时，灭周的秦统治者昭襄王在位已51 年，但周统治者赧王本人在王位上已不少于59 年（公元前314—前256 年）。

以下的论述是根据1975 年在今云梦县（位于华中湖北省武汉西北约45英里处）境内的小小的睡虎地出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书作出的。竹简从也许是生活在公元前262 至前217 年的一个秦地方官员的墓中发掘出来，此人曾在当时秦的南郡任职。这些文书一部分肯定属于秦国法典的有名称的律；一部分通过问答方式解释法律和法律程序；一部分是为指导执法官员而系统阐述的推理的“典型”案例（其中有询问嫌疑犯，调查绞死的情况，父亲揭发儿子，报告通奸等）。

这些有名称的律绝大部分论述行政法，有“田律”、“廐苑律”和“仓律”等共十八种名称。未命名的法律的答问虽然同样涉及大部分行政法，但幸而也提到少数刑事问题，如盗劫、杀人、闹事和性犯罪等事。文书中的证据表明，材料确实早于公元前221 年秦的统一，虽然许多内容也许只早半个世纪或更少。然而，在基本内容和精神方面，大部分材料似乎可以溯源于商鞅时代。

秦以严刑峻法闻名，这些法律对此并无反证，但也没有鲜明地予以证实。当然，这部分地是由于这些法律不完整，也由于许多法律是行政法而不是刑法这一事实。提到了死刑，但次数不很多，被定为死刑的那类犯罪是预料得到的：例如，异父同母子女的乱伦，夸敌以惑众的行为。有三四处材料提到了砍掉左足的刖刑或劓刑，但更普遍的是程度不同的强制劳动。对违反行政法的行为，最普遍的惩处是罚物（与以后中国法律的情况不同）。

秦的强烈的军事气氛可从以下的事实中看出：最多的罚物以一甲或二甲（罚二甲的情况很少）计数；较轻的，一盾或二盾；再轻的，罚缴钱。最轻的惩处似乎是谇，此字可能表示“谴责”；据推测，谇将写进受谴责官吏的功过簿中。有许多律只说触犯所定之罪要受惩处，而没有具体说明应受什么惩处；还有一些律根本不提惩处，而只正面提到应怎么做。在这方面，秦的法律与以后王朝更成熟的法典（653 年唐的法典及以后的法典）大不相同，以后的法律对每种违法行为都定有具体的惩罚。

商鞅的连坐原则在这些公认是很不完整的法律中未被强调。的确，有一条法律对群盗的确处以特别重的惩罚，但这种群盗的形式很不一般：文中称为“害盗”（显然是一种警察）的官吏放弃他们的正常职守而进行群盗活动。只抢一钱，而如果是五人共同行盗，每个参与者都断去左足，并黥面，参加强制劳动。对比之下，抢劫660 钱以上的很大数额，而如果共同行盗的害盗少于五名，则受轻一等的刑罚，即黥劓并参加强制劳动。如果盗钱220 至659钱，刑罚又减轻到参加强制劳动而不劓鼻，抢1 到219 钱，则流放而不参加强制劳动。如果平民犯小偷行为而无暴力，如偷他人价值不足一钱的桑叶，罚处劳役30 天。毫无疑问，从现代的观点看，甚至上述刑罚中最轻的一种似乎也是残暴的，但也许很难说，就比在其他许多地方和时代所发现的刑罚更残暴。（例如，在1818 年前的英格兰，从店中偷价值五先令的货物就要处死。）在行政法中，有的对个人（不是集团）责任的要求竟达到不合理的程度，如在关于政府所有的牲畜的规定中：“牛大牝十，其六毋（无）子，赀啬夫、佐各一盾”（《秦律杂抄·牛马课》）。但是，就大部分法律而言，它们似乎并不是不合理的，例如，《廐苑律》规定：“叚（假）铁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受弗责”（意即借用铁具，因破旧不堪使用而损坏的，以文书上报损耗，收下原物而不令赔偿）。

引人注目的是坚持计量的精确性，这从秦专门规定布的尺寸的律中可以看出，秦政府把这些布与金属货币一起发行，作为交换媒介：“布袤八尺（约1.85 米），福（幅）广二尺五寸（约58 厘米）。布恶，其广袤不如式者，不行。”另外，又有两个关于衡和量的令，如官员定制不准确，误差量器不超过7％，衡器在1％以下的，罚一甲或一盾。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行政工作中坚持规定的手续和精确性：“有事请殹（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即不托人）”（《内史杂》）。“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辄相报殹（也）”（《行书》）。

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两者的重要性在几条秦律中也被认识到了。其中之一指示各县保存种植庄稼的记录。这些记录要登记降雨量和受雨的耕地面积，以及发生的旱灾、涝灾、风灾、虫灾和其他灾害及其后果。在规定的年份，各县都要将这些报告上报京师，上报时使用差役和驿马，以便在阴历八月末到达都城。另一条秦律具体规定了种植不同种类的谷物、豆类和纺织纤维作物应使用的种籽的数量。还有第三条秦律，它尽管措词含糊，似乎规定从第二个春月起，在大部分情况下显然持续到夏天，森林伐木、截水、掏鸟窝、毒鱼、布设陷阱和捕网等活动都被禁止。一个明显获准的例外是为新死的人伐木制作棺材（这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一个有趣的让步，虽然部分地也可能受到卫生考虑的启发）。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容许对这些法律文字作进一步的分析；这些文字尽管存在许多文风和术语方面的问题，但除了其他价值外，还有可能提供关于不同社会集团的法律地位的宝贵材料。但是，前面所引的秦律足以证明，它们实行了大大地有助于使秦取得胜利的原则：在行政过程中坚持效率、精确性和规定的程序；强调精确的计量数据；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

在整个历史中，儒家的作者一直最重视道德因素。贾谊（公元前201—前169 年）在著名的《过秦论》中也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秦以区区之地，致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一夫（陈涉）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这个论点是正确的，但只是部分地正确。前面已经提出，由于加进了窜改的文字，《史记》对秦帝国，特别是对秦始皇的描述可能是过于阴暗了。如果人们对这些窜改和汉代批评家如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的感情用事的谴责不予理睬，或者如果人们把出土的以秦代法律为例子的法家实践与法家理论作一比较，那么就会出现一个远比传统形象更为合理的形象。

这不是说秦政府的施政不残暴和没有剥削：不应忘记有无数罪犯和不幸的人被送往长城和其他地方劳动。但是复述前面提出的联想是可取的：如果其他国家拥有秦那样的实力，那么它们的所作所为也许与秦的作为不会有多大差别。也许有些批判秦的人与其说是反对苛政本身，倒不如说是反对秦更有效地推行了苛政，以及受害者既包括没有特权的多数人，也包括了享有特权的少数人。

道德论者的一个特殊的论点强调，秦之亡不单单是由于道德的弱点，而且还由于主要有关人物的据称是智能的缺陷。贾谊最全面地应用了这个论点。他说，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也大致如此，而子婴则软弱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乎？”公元74 年，《汉书》的主要作者历史学家班固受官方委托，纠正一切当时感到是过于皂白不分的评论。他的评语附于《史记》卷六。他写道，秦始皇（他称之为吕政，这样就默认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这一很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诽谤）是残暴和压制人的。可是他统一天下，连续取得军事胜利达37 年之久，并且创建了传给后世君主的政治制度。“盖得圣人之威。”但另一方面，他的继承人极愚（“愚”指智力上的迟钝，也指道德上的轻率）。他杀李斯（暗指李是一个干练的政治家），依赖赵高，“人头畜鸣”。至于子婴，尽管他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软弱和缺乏锻炼，但至少有勇气杀死赵高，“婴死生之义备矣”。

在近期，学者们就这个论题进一步在各个方面进行了发挥。郭沫若认为（写于1945 年），如果吕不韦的政策被遵循，秦不致于很快垮台。后来，郭沫若的意见来了个大转变。但据罗思鼎（写于1974 年）所说，秦的崩溃应归咎于宦官赵高，罗很不能令人心服地断言，赵高是“彻头彻尾的儒家”。

博士淳于越首先作出了秦的政策与古代圣王之制大相径庭的批评，他对秦始皇的进谏直接引起了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从此以后，这个建议一直是陈腐的儒家批判的材料。贾谊在发表以下的议论时又一次进行了这种批判：“借使秦王（秦始皇）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乡使二世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如果做到这些事情或与此类似的事情，那么尽管这两个君主有种种缺陷，帝国仍不致于灭亡。“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许多西方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对出于贾谊之口的桑塔亚纳的著名格言作出同情的反应。但是很少西方史学家会同意，行政的本领在于把国家分成属国，而不是把它置于中央统治之下。根据西方观点的似乎更为合适的批判是，秦始皇根据法家的学说抑制商业的发展，从而树立了官僚统治的一个典型，这种统治方式一直阻止中国像西方那样经历一次导致文艺复兴及随之出现的一切形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种批判在这里当然过于简单化了，所以在看重传统的中国自然是不会予以考虑的。

前面所提出的几个解释都是中国的传统史学强调过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根据社会制度和阶级斗争观察历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记得，陈涉在他带领一帮囚犯开始造秦朝的反之前曾是一名雇农，甚至也许是一名契约奴。汉代的缔造者刘邦的传说与陈涉惊人地相似。他务农出身，在公元前209年前不久也负责过囚犯的工作。一次，当他带领囚犯前往骊山的秦始皇陵墓劳动时，有几个囚犯沿途逃脱。刘邦释放了其他人，自己为“盗”，与一个12 人的集团开始向掌权的地位攀登。于是不出所料，这些起义竟被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者欢呼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起义，因此是阶级冲突的证据。洪世涤在其《秦始皇》中写道：“公元前209 年⋯ .爆发了由贫雇农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点燃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火⋯ .秦末农民大起义，为我国农民反封建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雄辩地证明了一个伟大的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用于军事、劳役和开拓新领土的大批囚犯显然由形形色色的不幸的人组成。其中有普通的犯人、被经济环境所迫的逃亡者、受歧视集团的成员；还有一些商人，有一次起义中甚至有“治狱吏不直者”参加。当秦始皇死后中央政府迅速趋于腐败时，这些人和其他人必定形成了一支随时准备参加叛乱的心怀不满的亡命之徒的大队伍。

但是，这个事实是否意味着爆发的起义甚至在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的最高体现？如果认为在这类斗争中，参与者都应明确地具有本阶级的“阶级团结”觉悟和阶级间的“阶级矛盾”觉悟，那么答案似乎是否定的。这种觉悟在为叛乱提供人力的被剥夺生计和被遗弃的人中事实上不大可能存在。例如，秦将章邯成功地利用释放的囚犯，打退了陈涉的农民-囚犯部队的进攻，而不久陈涉丧生时，杀死他的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的战车的车伕。在几个叛乱领袖进行的不但是反对秦朝、而且是自相残杀的斗争中，很少发现有“阶级团结”的证据，而大量出现的倒是机会主义和追求私利。

这里不可能讨论秦代社会结构这一伤脑筋的问题，特别是秦的“奴隶”的数量和经济生产力是否高得足以有根据称秦朝是一个奴隶制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问题。“奴”大家都用来指终身是奴隶和生来就是奴隶的人，这个字眼很少见于秦的史料。其他用来称各种受歧视的或农奴般的人的字眼，特别在出土的法律文书中，倒常见到。可是这些字眼在使用时很不严谨和不明确，因此利用它们就难以确定所指的这些人的地位、人数、经济上的重要性及他们与真正的奴的关系。我认为，根据社会和经济的关系来确立一个关于秦代社会的明确的界说，为时仍过早。

但有一件事可以说：不管对秦末的叛乱作何解释，它们也不能象提高特权者的地位那祥对被剥夺生计的人的地位进行真正的和持久的改善。从广义上说，汉朝在这方面也几乎没有重大的变化，而且这种状况在中国要长期保持下去。不管有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只是缓慢地出现。

不论重视以上的任何一种解释，或者重视其他的解释，也许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据以找到某种程度的一致意见。这就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血腥战争，当秦突然从诸侯国发展成帝国时，它承担的任务太多，根本不能在如此短的时期中完成。因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秦始皇死前的紧张局势，只能在史料中隐隐约约地见到，但是肯定存在。公元前218 年当他东游时，有“盗”惊了驾（实际上有谋害他的企图），尽管下令在全国“大索”10 天，他们都逃之夭夭，未能找到。又在公元前216年，当秦始皇带了四名士兵在咸阳微服夜行时，他遇到了强盗，受到他们的严重威胁，最后强盗才被他的卫兵杀死；这一次，在秦都周围“大索”20 天。可能更重要的是，同年一石（将近20 公升）粮食据说值1600 钱；虽然其他商品的价值不详，但这无疑是一个大数目（否则就不会记进该年的史事中）。人们对帝国在秦始皇身后不能长期维持下去，也许是不会大吃一惊的。

撇开道德方面的考虑，秦只维持了那么短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不寻常的是，尽管昙花一现，它却成功地把一套国家官僚机器的制度传给了它的政治继承者，这套制度经过了汉代的完善和巩固，又继续推行了1700 年，其间只逐步地作了修正。如果容许这项制度以原来的法家方式来实现，即对帝国结构的各个部分进行严密的中央集权控制，那么它不可能维持得这么久。在汉代，上面的行政控制与基层自我管理的行为标准结合了起来，正是这种法家和儒家的共生现象，才使中国具有得以生存下来的那种坚定性和灵活性的必要的结合。不管人们是否佩服秦的成就，但必须承认这个成就：它在质和量的方面都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致它可以名之为“革命”，虽然这“革命”是从上面推行，而不是从下面推动的。这个成就，而不是由反秦的农民起义造成的政权转移，才是古代中国的真正的革命。的确，它是在本世纪以前中国唯一的真正革命。

怀疑秦始皇异常出生的记载已在其他著作中有详细的论述（卜德：《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第15—18 页），因此，只需要作一概述。第一个理由是谈到此事的一段文字只是吕不韦传（《史记》卷八五）中几段难以理解的文字之一，这有力地说明这一卷的很大部分可能已被窜改。第二，《战国策》关于吕不韦的类似的文字（一七〔秦五〕，第275 页以下；克伦普译文，第109，第137—139 页）在许多地方与《史记》不同，完全略去了私生子的传说。第三，《史记》的私生子之说是以文中的一句话为依据，其奇怪的和含意不清的措词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是经过了一个窜改者之手。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这个传说与在《战国策》（十七〔楚四〕，克伦普译文，第227，第274—277 页）和《史记》（卷七八，第2396 页以下）都有记载的另一起王室私生子事件非常相似。据这些记载，一个地位与秦国吕不韦十分相近的有名的楚国政治家向膝下空虚的楚考烈王（前262—前238 年）进献一怀孕之姬。她后来生下之子被楚王承认为他的合法继承人，终于继位，当然，继位者实际上是那个政治家之子。不论谁想出关于秦始皇出生的传说，他是受了与秦始皇同时代的楚人传说的启发，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

只要冷静地考察一下这个情节中几件有联系的事，就足以看出此事的几乎可以确定的杜撰性质：在270 座宫中藏美女等等之说；隐蔽而有遮掩的相连的道路和秦始皇本人秘密的行踪；他从山顶窥视丞相的动向之事；两个术士“秘密”谈话中对皇帝尖刻责难的逐字的记录（在秦的历史记录中根本不可能收录）；最后皇帝亲自挑出460 人把他们残酷地处死之事。

除了这些不大可能确定的考虑之外，还可补充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事实：当两名术士在谈论皇帝时，其中一人称他为始皇。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在其《秦汉史研究》（第14—24 页）中指出，这违反了《史记》卷六和其他论述秦帝国的几卷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语义学原则，栗原提出，虽然秦始皇在前221 年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但在他有生之年只有他一人使用它。在他统治期的其余时间里。其他人所作的文告和文献只称他为皇帝，从不称始皇帝或始皇。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其继任人二世皇帝。《史记》中只有三段文字违反这个原则。第一段就是这里提到的；第二段涉及前211 年的坠星（其下倒数第二个条目）；第三段（涉及二世）不那么重要，因此不予讨论。在这三段文字中，除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原则，迷雾般的事情的原委也有助于断言它们不是历史事实。

本章付印前不久，这里阐述的假设得到了乌尔里希·内因格尔的文章《坑儒：论儒生殉难之说的起源》的支持，此文载沃尔弗勒姆·埃伯哈德、克尔齐斯罗夫·高利科夫斯基、卡尔-奥尔布雷克·西恰布编的《东亚文明：了解传统的新尝试》，第2 号：《民族和神话》（慕尼黑，1983 年），第121—136 页。

这段以阴阳五行学家的思想为依据的情节其历史真实性已经受到栗原朋信的《秦汉史研究》（第45—91 页）和镰田重雄的《秦汉政治制度的研究》（第42—93 页）的怀疑。以下是他们提出的许多论点中的几个：在前221年以后，《史记》再也没有提到秦与水有联系之事，直到前166 年，五行和王朝的继承的问题才又引起了汉朝廷热烈的争论；从前221 年直到秦末，文中的黄河一律被简称为河，从未称作德水；秦时使用六（此数与水互有关系）及其倍数（前221 年把帝国分成36 郡，同年迁12 万户豪门至咸阳周围，秦始皇押韵的碑文的诗体以12 字为节，等等），在秦帝国的前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秦帝国与水并无特殊的联系。（例如，在前221 年据说秦始皇颁布六尺为一步之前，每步已经是六尺。）最后一个最说明问题的论点是，前面注90 所指的那段引文末尾两句编者的批评（“刚毅戾深，事皆取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是将这段文字加进《史记》之中的真正理由，而在司马迁写《史记》的主要史料秦的编年史中，这类批评是决不容许存在的。

这些论点是吸引人的，但它们也面临一大困难：秦始皇在前221 年采用水德之事，不但在《史记》卷六第237 页进行过详细叙述，而且以不同形式，又在其他三卷中出现过（《史记》卷十五，第757 页；卷二六，第1259 页；卷二八，第1366 页[沙畹译注，第3 卷，第328 页和430 页]）。把这些有关的段落加进正文之中，并且要巧妙地做到在这些段落之间和在其前后几卷文字中不留下露马脚的漏洞，这得有一个特别机敏和熟悉整个《史记》的窜改者。因此，这里讨论的论题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证实，而只能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可能的假设。

根据以下几个考虑，上呈秦始皇的写有“亡秦者胡也”这句不可思议的文句的情节的历史真实性是可疑的：预言的应验性；这种可怕的预言竟能真正地献给象秦始皇那样的意志坚强的专制君主的荒谬性；卢生献文的奇怪的方式（显然是在东部海滨进献，但在《史记》中，只写在皇帝自海滨返京之后，而不是更自然地写在他仍留在沿海的上下文中）。

除了这段情节本身的荒谬性以外，从所谓刻在坠星上的文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的措词，就可以证明此事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史记》中违反秦始皇生前只有他本人使用而其他人写的文告和著作从未使用始皇帝之称号这一原则的第二段文字。另一件使坑儒成为问题的重要的反证，见上面讨论的第二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