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没有具体的形状，有形状的事物都有相应的名称。名称是判定客观事物的依据。正因为判定客观事物的依据取决于名称．那么名称是不能有差错的。所以孔子说：“一定要纠正不恰当的名分。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大道没有相应的名称，万物一定有相应的名称。从没有名称的大道中产生出来的万物，都具备各自的形状特征。由于名称产生于各种形状的事物中，那么众多的名称应当与各种具体事物相对应。

    用大道治理国家，那么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自然就会被废弃。而用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治理国家，也不能离开大道。老子说：“道是万物的根本。它是善人的法宝，也是不善人所要保持的。”用大道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善人；凭借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学说治理国家的人，被称为是不善人。善人和不善人之间，名位和职分日益分离，以致不用认真审察就能把它们区分开来。

    用道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法制，用法制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术，用权术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力，用权力治理国家感到不足时就用权势。权势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权力，权力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权术，权术用尽了再反过来用法治，法治用尽了再反过来用大道，用大道治理国家，就会达到君主无所作为而天下大治的效果。所以说事物陷入穷尽就发展到了终点，发展到终点就会返回到开始的地方，这样开始和终点互相循环因袭，永远没有穷尽

    有形状的事物必定有名称，有名称的事物不一定有形状。有形状而没有名称的事物，不一定会失去它的形状、颜色等特征。有名称而没有具体形状的事物，不根据名称去检验具体的事物，则往往出现差误。所以，有时用事物的名称来检验事物的形状，有时根据事物的形状来确定事物的名称；有时用事物的名称来规定事物的种类，有时根据事物的种类来检验事物的名称。弄明白了事物的形状与名称之间的关系，那么事物的形名关系与事物之间的道理，就无法隐瞒了。

    名有三种类型，法有四种表现。名的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事物的名称，如事物的方、圆、白、黑等；第二种是诋毁、赞誉的名称，如善、恶、贵、贱等；第三种是形容的名称，如贤能、愚蠢、爱慕、憎恶等。法的四种表现：其中第一种是永恒不变之法，如君臣关系、上下关系等；第二种是教化之法，如道德品行修养得好与坏、风俗习惯的同与异等；第三种是治理民众之法，如奖赏有功的、惩罚犯罪的等；第四种是平准之法，如制定法规、统一度量衡等

    权术是君主所秘密使用的法宝，臣下不能随便窥测。权势是制定法令的有力武器，臣下不能随便利用。君主所采用的权术，如果让臣下窥测到，这种权术便不是深奥莫测的了。君主所利用的权势，如果被臣下随便利用，这种权势就没有份量了。总的要求是首先纠正有偏差的名分，让它们不互相侵扰混杂，然后君主的权术就可以保密，君主的权势就可以专用。

    名称是用来命名事物形状的，事物的形状是与名称相对应的。但是，事物的形并不是专门用来纠正名的，名也不是专门用来纠正形的。那么形与名二者判然有别，不能互相混淆。也不能互相缺少。没有名称，大道就无法以名相称；有了名称，能用名来匡正各种事物的形。现在世上万物都是客观存在，如果不用名来区分它们，就会发生混乱；世上各种名称都摆在那里，如果不用形来与它们对应，就会出现偏差。所以，形与名的关系，不能不认真加以辩正。

    用好名称命名好的东西。用坏名称命名坏的东西，所以好的东西有好名称，坏的东西有坏名称。圣贤仁智，是用来命名好人的；顽嚣凶愚，是用来命名坏人的。现在如果用圣贤仁智之名，去寻求圣贤仁智之实，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实；如果用顽群嚣凶愚之名，去寻求顽嚣凶愚之实．也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实。如果能把好名、坏名完全区分开来，即使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实际情况，但不必担心出现大的差错，所以说对名不能不辩证清楚。

    名称是用来区别不同事物、检查形名关系的。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运用得当就能成功、运用不当就要失败的。失败是因为名分混淆不清，成功是因为名分明察清晰。现在人们亲近贤能之人，疏远不肖之徒，奖赏道德品行好的人，惩罚犯罪的人。贤能之人、不肖之徒、品行好的、犯罪的，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名称；亲近、疏远、奖赏、惩罚，这都是人们所采取的主观态度。人们的主观态度与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名称，这就把两种名称区分清楚了。如果把客观存在的贤能之人、不肖之徒与人们所采取的亲近、疏远的态度混为一谈，把品行好、犯罪与奖赏、惩罚混为一谈，把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人的主观态度不加区别，这就把名称搞混乱了。所以说，对名称是不能不审察清楚的。
   
    人们常说“好牛”，这个名分不能不辩察清楚。“好”是事物的通称，“牛”是事物的形体，用事物的通称来修饰事物的形体，永远没有穷尽。比如再说“好马”，通称的“好”又与形体的“马”相连在一起，那么“好”所通用的范围就没有什么限廷限定了。比如再说“好人”，那“好”的名又归属到形体的“人”了。然而“好”的概念不是“人”的概念，“人”的概念也不是“好”的概念。那么“好牛”、“好马”、“好人”的名分就自然区分开来了，所以说名分是不能互相混乱的。

    五种颜色、五种声音、五种气味、五种味道这四类物质，都自然地存在于天地之间，它们并不期望被人们利用，但人们却一定要应用它们，终身不改变对它们的好恶，且不能分辨它们之间的名分。事物的名称应该是自然存在的事物本身，对事物的分辨则是人们的主观因素。我喜欢白色而讨厌黑色．喜欢商声而讨厌徵音，喜爱膻气而厌恶焦气，喜欢甜味而厌恶苦味。白黑颜色、商徵声音、膻焦气味、甜苦味道，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名称。而喜爱憎恶、爱听不爱听、喜欢讨厌、爱吃不爱吃，这却是人们的主观态度。能够确定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名分，那么万事万物就不会出现混乱。

    所以人们用尺度来计算物体的长短，用量器来测量东西的多少，用秤具来称量物体的轻重，用律吕来辨别音乐的声音，用名分来考查事物的虚实，用法制来规定国家的治乱，用简明来治理烦琐疑惑，用变易来排除危险和困难。把万事万物都归结为一个道理，各种准则都用法律作准绳。万事万物都归为一个道理，这是最简要的方法；用法律作准绳，这是最便易的措施。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么顽固、愚蠢、耳聋、眼瞎的人就可以与开明、智慧、耳聪、目明的人一样，共同治理国家。

    天下的事情各种各样千差万别，不能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如果要求一个人什么都会做，即使是圣贤之人也办不到。假设一个人能做天下所有的事，但在他做事的前后左右、远近缓急方面，必定有不能兼顾到的。如果有不能兼顾到的，对于治理国家就会有所欠缺。如果要使国家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没有欠缺，就应使事情的大小多少方面都恰如其分，农民、商人、工人、官吏，都各守其业。如果有经验的老农和擅长经商的商人，熟练的工匠和老练的官吏，都发挥自己的专长，那么处在上层的统治者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亲自做呢?  

    因此，有些话虽然有道理，但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君子绝对不说；虽然有能力，但对成就事业没有好处．君子绝对不做。君子不是乐于好说，而是因为对治理国家有好处，不得不说；君子不是乐于好做，而是因为对成就事业有好处，不得不做。君子所说的话，不外乎名、法、权、术方面的内容；君子所做的事，不外乎农业生产、战争打仗方面的事情，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所以，贤明的君主任用君子。对治国无益的话，小人总爱说；对国家没有用处的事，小人总爱去做。小人也知道这些话对治国有损害，却不能不说；小人也知道这些可能有损于治国的大事，却不能不做。所以，他们所说的，都是儒家、墨家的是非争辩；所做的，都有虚伪偏执的倾向。他们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取功名罢了，所以贤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古话说：“不知道并不能妨碍一个人成为君子，知道也不能阻碍一个人不是小人。工匠不能做别的事情，并不妨碍他是能工巧匠；君子不知道其它事情，也不妨碍他能治理好国家。”这话的确是可信的。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从，这叫独善；自己做事精巧让人不能跟着学，这叫独巧。这两者都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自己行善也能使众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让众人做到精巧，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可贵之处，不在圣人能独立治理国家，而在圣人能与众人共同治理国家。能工巧匠任的可贵之处，不在他个人做事精巧，而在他能与众人共同做事精巧。

    现在的人们，行为总想表现出自己特别贤惠，做事总想表现出自己特有能力，论辩总想表现自己才能超群，勇敢总想表现自己无人相比。行为独贤，不足以教化万民；做事独能，不足以完成各项工作；论辩超群，不可能做到家喻户晓；勇敢无比，不可能上阵与众敌应战。大凡这四种情况，是国家产生混乱的根本原因。所以圣人用道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确定法律来处理各种差异。使贤人和愚人不互相抛弃，使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能人与庸人不互相舍弃，那么能人与庸人就会同样取得成功；贤人与愚人不互相抛弃，那么贤人与愚人就会共同考虑国家大事，这是最佳的治国权术。

    名义确定后，人们对事物就不会争夺；分属明确后，人们的私欲就不会盛行。人们对事物不争夺，并不是人们没有争夺之心，而是因为名义确定之后，人们就无法实施争夺之心；人们的私欲不能盛行，并不是人们没有私欲，而是因为分属已经明确，人们就无法实施自己的私欲。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却能使人们做到没有私心、没有私欲一样，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田骈说：“天下有志的男士，没有谁肯老呆在自己的家里，伺候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们必定要到各诸侯国的朝廷去游说，求得一官半职，这是受利禄的引诱所致。他们到各诸侯国朝廷游说的目的，都想成为卿大夫，而没有想成为诸侯国的君主，这是因为名分限定了他们。”彭蒙说：“野鸡和兔子在野地时，众人都会追逐它们，这是因为分属还没有确定的缘故。鸡和猪充满集市，没有人企图抢夺占为己有，这是因为分属已经确定的缘故。财物丰富之后而分属未定，即使是仁智之人也会争夺；分属确定之后，就是贪得无厌的人也不敢乱抢。

    圆的东西之所以会转动，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会转动而转动，而是因为它具备转动的条件而不得不转动；方的东西之所以会静止，并不是因为它本身会静止而静止，而是因为它具备静止的条件而不得不静止。顺应圆的东西能自己转动的特性，使它不得静止；顺应方的东西能自己静止的特性，使它不得转动，何必担心事物失去本性呢?所以，利用贤能之人对治理国家有用的特征，使他们不得不为国家所用；顺应愚昧之人对治理国家无用的特征，使他们不得为国家所用。国家用与不用，都不是由我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顺应他们可用与不可用的特征，使他们各得其所，为什么担心事物会发生混乱呢?

    人都不能做到而自然就能做到。人都不能知道而自然却能了解。聪明的人并不是自己想聪明就聪明，愚笨的人并不是自己想愚笨就愚笨，好看的人并不是自己想好看就好看，丑陋的人并不是自己想丑陋就丑陋。人们不能做到而自然能做到，人们不能知道自然却了解。那么聪明和好看有什么可珍贵的呢?愚笨和丑陋有什么可卑贱的呢?聪明的人不能向愚笨的人炫耀，好看的人不能讥笑丑陋的人，这都是懂得了治理国家所应遵循的大道。

    如果大道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与卑贱的人就不会有怨言，富裕与尊贵的人就不会高傲自大，愚笨与软弱的人就不会恐惧害怕，聪明与勇敢的人就不会盛气凌人，这是因为确定了名分的缘故。如果法制能在世间施行，那么贫穷与卑贱的人就不敢怨恨富裕与尊贵的人，富裕与尊贵的人也不敢欺凌贫穷与卑贱的人；愚笨与软弱的人就不敢企盼超过聪明与勇敢的人，聪明与勇敢的人也不敢鄙视愚笨与软弱的人，这就是施行法制不如施行大道的地方。

    被世人看重的东西，与世人同样看重这些东西就叫做顺应风俗习惯；被世人所使用的东西，与世人同样使用这些东西就叫做物尽其用。如果违背众人的意愿。就会遭到习惯势力的反对；如果伤害了众人的感情。就会被习惯势力所摒弃。因此。人们的心思尽管不同，但行为却能互相一致；人们的爱好尽管各异，但所使用的东西却能相同。这就是风俗习惯对人们所起的统一作用．也是物质对人们所起的修治作用。所以，对风俗习惯的作用不可不慎重对待，对物质的修治作用不可不认真加以选择。

    从前齐恒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齐国境内就没有卖其他颜包的绸布。楚庄王喜欢细腰的人，结果楚国境内的人就都面带饥色。处在上位的人提倡什么来做群下的表率，是国家得到大治、大乱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果风气不正，一定要制定法令来加以矫正；如果物质丰富，一定要用制度来加以检查。如果被坏的风气所左右，受奢侈腐败之风的支配．这种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

    从前晋国苦于奢侈成风，晋文公用检约的办法加以纠正。他穿衣不穿夹层的绸衣，吃饭不吃两种肉菜。没过多长时间，人们都穿粗布衣服，都吃粗茶淡饭。越王句践图谋报吴王灭越之仇，企望人们变得勇敢起来，在路上碰到一只发怒的青蛙，便站在车上手扶车轼向它表示敬意。过了几年，国人无论年长年幼的，遇到敌人时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躲避。可见，处于上位人的表率作用。对群下竞能得到如此明显的验证。

    圣明的君王知道人民的情感容易变动。便制作乐来加以调和，制作礼来加以节制。使在下位的人不得行其私，所以只有礼乐能够在天下通行。礼乐在天下通行，那么个人的私欲就逐渐被废止。个人的私欲被废止．而无论遇贤明的君主或愚笨的君主都一样。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国家就得到治理．遇到愚笨的君主国家就遭到混乱，国家治乱的根本就取决于君主的贤能与愚笨，而不取决于礼乐的完备，这样圣人的治国之术就和圣贤的君主一同消失。治理国家的法术，换了朝代便可能使罔不能使用，那么国家就会出现乱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国家出现乱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那么贤明的君主也无所谓尊贵，愚笨的君主也无所谓轻贱

    处在高官显赫地位的人，虽然是不肖之徒．不必担心人们不亲近他；在贫穷卑贱地位的人，虽然具有仁爱贤能之德．不必担心人们疏远他。亲近与疏远完全取决于他的权势和财利。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是仁贤之士或不肖之徒。我也不敢把这看作是顺应天道的自然之理，而只认为这是现实处在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自然存在的关系。现在天地之间．不肖之徒确实很多。仁贤之士确实太少。趋炎附势的心理，在不肖之徒中特别严重。廉洁知耻的心理，在仁贤之士中比较偏多。现在用礼义招纳仁贤之士。所得到的仁贤之士，不到万分之一；用名利招纳不肖之徒，所得到的不肖之徒。遍地皆是。所以说礼义能够成就君子，君子不一定需要礼义；名利能够治服小人，小人不可以缺少名利。

    奖赏有功，惩罚犯罪。这是君主的事；严守职责，尽心竭力，这是臣子的职能。君主对臣子论功升迁。据过贬黜，所以有庆赏刑罚；臣子各自慎守职责．所以有守职效能。君主不能参与臣子的职业，臣子也不能侵犯君主的权限，上下互不混淆侵犯，这就叫作名正。名正就能使国家的法律秩序顺畅。承接万物使它们互相区别，条理国内大事使它们不相混杂。受到欺侮而不觉得耻辱，得到推举而不骄傲自满，禁止暴力，平息战争，解救世上的争斗，这就是仁义君主的德行。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一国之主。严守职责名分不使其混乱。慎重地做好本职工作而没有私心。遇到富足时与遭到灾荒时都不变心。受到批评或表扬时都能正确对待．得到奖赏时不得意忘形，受到责罚时也不怨天尤人，这就是作臣子的节操。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成为合格的人臣了。

    世上有因名而得到实的，也有因名而失掉实的。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听别人说自己能用很强硬的弓，其实；也所用弓的拉力不过只有三石，并拿来让左右侍从看，左右侍从都试着拉弓，拉到三石的一半便停了下来，都说：“这张弓的弓力不低于九石，不是大王谁能用这么硬的弓?”齐宣王非常高兴。然而齐宣王所用弓的弓力不过三石，但他终身都认为自己拉的是九石的硬弓。三石是此弓的实际弓力，九石是此弓的虚假名声，齐宣王由于喜欢虚名而丧失了实际。

    齐国有个姓黄的男士，喜好谦虚自卑。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国内极其漂亮的美女。因为她们都很漂亮，黄公便常用谦辞贬低她们，说她们容貌丑陋，结果丑陋的名声传播很远，超过了正常结婚年龄也没有人来聘娶她们。卫国有个上了年岁的单身汉，当时冒然取了其中一个，发现果然是国内漂亮绝顶的美女。然后便说：“黄公喜好自谦，所以丑化他女儿不漂亮。”消息传出后，人们争相聘娶黄公的另一个女儿，果然也是国内漂亮绝顶的美女。漂亮绝顶是内在的事实，丑陋是外在的名声，这是违背外在丑陋的名声而存有内在漂亮的事实。

    楚国有个人挑着野鸡走路，路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鸟?”挑野鸡的人欺骗他说：“这是凤凰。”路人说：“过去我只听说过有一种鸟叫凤凰，今天才算见到它，你现在卖吗?”回答说：“卖。’’路人用十金来买，挑野鸡的人不卖。路人愿意增加一倍钱，才卖给了他。路人准备把野鸡献给楚国国王，但过了一夜野鸡便死了。路人来不及心痛金钱购买野鸡，只遗憾不能把它献给楚国国王。人们纷纷传说这件事，都认为这是真凤凰，路人感到凤凰非常珍贵，还是想把它献给楚王。这件事终于传到楚王那里，楚王非常感激这个人把珍贵的凤凰献给自己，便把他召来重重地奖赏了他，他得到的赏金超过了购买野鸡的十倍。

    魏国有个农夫在田野里耕地，捡到一块直径达一尺左右的宝玉，但他不知道是宝玉。便把这件事告诉了邻居。邻居私下想谋得到这块宝玉，就对农夫说：“这是一块怪石，留着它对你家不利，不如把它扔到原来的地方。”农夫心里虽然有些忧虑，最终还是把它带回了家，放在厅堂外的屋檐下。当晚宝玉便散发出亮光，照得屋里通明，农夫全家大为恐慌，又把这件事告诉了邻居。邻居说：“这是怪异的征兆，赶快把它扔掉．祸殃才能够消除。”农走赶快把这块宝玉扔到很远的野地。邻居不久就把这块宝玉偷偷捡回，把它献给了魏国国王。魏国国王召集治玉工匠鉴定这块宝玉，玉工远远地望见这块宝玉．便珲了两拜，站起来向魏国国毛祝贺说：“祝贺国王得到这块天下少有的宝玉，臣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宝玉。”魏国国王向玉匠询问这块宝玉的价值。玉匠说：“这块宝玉没有什幺贵重东西的价值可以与它相比，用五座都城的代价只能看它一眼。”魏国国王立即赏赐给献玉的人千金，并让他永远享有上大夫的俸禄。

    大凡天下纵横万里，各种事情都有个是非标准，我不敢欺骗隐瞒。正确的东西总是正确的，错误的东西总是错误的，这我也深信不疑。然而正确的东西尽管总是正确的，但有时却不被采纳；错误的东西尽管总是错误的．但有时却必须实行。所以说有时采用正确的做法却遭到失败，有时实行错误的作法反而会获得成功。正确与错误虽然道理不同，而社会兴旺衰败的更替变换，翻来覆去为我所用，那么是非的标准又在哪里呢?观察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成功的经验，不沦他们是采用受惮的作法或是采用夺权的作法，只要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的需要就昌盛；观察夏桀，商纣、周幽王、周厉王失败的教训，不论他们是采用正确的作法或是采用错误的作法，只要违背了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就失败。春秋五霸的兴衰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宋襄公率军与楚国军队在泓水交战，公子目夷说：“楚国军队人多我们人少，请求您下令在他们还未完全渡过河时就突然袭击他们。”宋囊公说：“不能这佯。我听说仁义之师不进攻没有排好队列的军队。我虽然是亡国之人的后裔，也不敢照您说的去做。”结果宋国军队；被打得大败，楚国人俘虏了宋襄公。
   
    齐国人杀了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国君，召忽、夷吾侍奉着公子纠逃到鲁国，鲍叔牙侍奉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不久，公孙无知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公子纠应该被立为国君，但公子小白先回到齐国，所以齐国人便立公子小白为国君。遂后，公子小白指使鲁国人杀死了公子纠，召忽为公子纠殉难，公子小白便征聘管仲为相。

    晋文公被骊姬的谗言所害，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晋惠公卒，文公行赂秦国由其帮助返回晋国，杀死晋怀公后自立为国君。宋襄公的行为符合正确的仁义标准，但不免成为俘虏；齐桓公、晋文公两位君主采用了不正确的做法，却成就了霸业。

    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而世人都加以否定，那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正确的；自己认为是错误的而世人都加以肯定，那么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错误的。这么说是非标准是随众人的砰价而转移的，不是自己所能独自决定的。违背众人意愿的就是错误的，顺应众人意愿的就是正确的。所以，处在权变之中的君主要凭借自己的威势，使自己经常处在无可非议的地位，那么人们就无法批评君主了。君主安居不动时大家都尊敬他，君主做事时大家都跟着做，君主说的话大家都深信不疑，君主的行为大家都争相效法，这样君主才能凌驾于万民之上，驾驭各级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