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集团与建立西汉王朝的刘邦集团在出身上的最大差异在文化上。刘邦集团多出身微贱,不习儒术,有“布衣将相”之称,而刘秀集团则多为地方豪强,且精通儒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之不同也”[1]。这种文化差异与特定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形成了两个集团不同的升降轨迹和发展方向。

    刘邦自称马上得天下,经历了“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功臣的功,也主要是攻城略地的野战之功。功臣集团的核心是“从高祖起丰、沛”的丰沛楚人集团,刘邦的重要文臣武将,如萧何、周勃、卢绾、王陵、樊哙等都出于这一集团,这一集团共约3000人,是刘邦军和后来西汉政权的骨干和基础。丰沛地属南方,而“南辟之民曰蛮,质以朴”[2]。以质朴的武人为主体的功臣集团的整体素质,就不免武功有余而文治不足,而文治对于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却是极其重要的。早在西汉建国不久,陆贾就对刘邦讲文治的必要性,“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3]。得到了刘邦的称赞。排列功臣位次时,刘邦力排众议,以萧何为功臣之首,而“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4]。的曹参屈居第二,就反映了这种由“武功”向“文治”的政策转变倾向。但是萧何死后,还是不得不以曹参为丞相,这主要是因为刘邦过早逝世以致皇权相对弱小。《史记·儒林列传》说“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5]。直到文帝时,还是“将相皆旧臣,少文多质”[6]。“少文多质”的特性,使功臣们多为“忠厚长者”,有利于他们接受同是起源于南方的简约易行的黄老政治思想,从而推行“与民休息”的“无为而治”,保证西汉帝国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有效的恢复了社会生产力,为西汉初的百年鼎盛之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汉初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恢复,到了文景时期,黄者政治的负作用也日渐显露,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如诸侯王国问题日趋严重,促使汉朝向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政策转变。功臣集团质朴的特点使他们拒绝改变现状,对贾谊、晁错的改革措施实行抵制,在专制皇权形成的过程当中,逐渐成了阻碍力量,只能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同时,由于“不好文学”,功臣集团的本身的素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有了很大的下降。“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7]。崇尚质朴而又钟鸣鼎食,使功臣集团的后代普遍骄奢淫逸,成为纨绔子弟,到了文景之世,“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陨命亡国,或亡子孙。讫于孝武后元之年,靡有孑遗”[8]。高祖和惠吕时期的功臣失侯的极少,且大多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文帝和景帝时期,失侯的功臣大为增加,共占了功臣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功臣子孙因有罪而除国的。武帝时由于法网较为严密,加上酎金律的推行,失侯者大为增加,所有初封的功臣侯国没有一个过了武帝之世的。纵观文、景、武三世,大多数功臣后代都是“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因杀人、奸淫等各种罪而除国。由此可见,刘邦功臣集团的衰落是和其自身的不断退化分不开的。

    相比之下,刘秀集团的文化倾向就明显不一样。经过了西汉的发展,当时的社会主导思想已经是儒学了,而由儒生所发展而来的“士”这一阶层,已经充分发展成熟。他们在经济上占有大片田土,是武断乡曲的地方豪强;文化上则推崇经学,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

    刘秀集团中,有相当部分成员明于经学,因而形成了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这就是刘秀集团的文化气质[9]。刘秀自己曾在京师学习《尚书》,对经学很感兴趣,虽在行伍之间,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进立横舍,……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 [10]。此后《尚书》甚至成为东汉皇族的家学，和西汉皇族习《诗》相映成趣。刘秀所征辟的大儒卓茂、伏湛、杜林、桓荣、桓谭、卫宏、陈元、刘昆、洼丹、欧阳歙、牟长、丁恭、高诩、包威等人,都在朝廷中担任显要职位。卓茂官至太傅,伏湛、欧阳歙官至大司徒,杜林位至大司空、桓荣仕至太常。桓荣任太子少傅之日,“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以自己为“学而优则仕”的证明。云台二十八将中习儒或儒生出身的就有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弇、祭遵、李忠、朱祜、窦融、王霸、耿纯、刘隆、景丹等人。周谷城先生称：“光武领导地主阶级,建立政权；凡从地主阶级出身的攀龙附凤之辈,为着社会的安宁,为着本阶级的利益,遂努力于此政权的维持与巩固。因此之故,知识分子之中,养成一种卓越独特的行为,直接间接,利于政府……后之史家,评论社会道德,常以东汉为第一”[11]。清赵翼也指出“东汉功臣多近儒：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意气孚合”[12]。也许是王莽篡位时，大量儒生趋炎附势，上谶纬，称圣德的无耻之行刺激了刘秀，他对不屈服于王莽的儒生都给予重用，重“气节”成为东汉一朝之特色。在刘秀的政治改革措施中,察举制度被加以完善,而被察举的重要条件,就是通经,经学起家便成为东汉士人的进身之阶。周天游先生指出以经学起家是门阀形成的重要因素,刘秀于东汉初年所立14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的学者。而东汉的早期门阀士族,基本上都是以经学为世业的,多来自于今文经学盛行的关东地区,与刘秀集团中的经学者密不可分[13]。东汉的经学是一般是家传的，如桓荣家族以《尚书》世代为帝师，贾复家传《易》。在九品中正制将出身与政治特权相结合之前，以经学传家的世家大族垄断了文化权力，也就等于实际上垄断了政治权力，这就形成了东汉门阀的初始形态——“经学门阀”。

    西汉末年已经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刘秀集团中也不乏其人,如窦融“累世二千石”,邓晨“世吏二千石”,寇恂“世为著姓”,马援虽然因为曾祖谋反而“再世不显”,但三个兄长“皆为二千石”,其它的功臣也多为地方豪强。刘秀罢用功臣之后,这些拥有了大批田产的功臣侯们或者如贾复“合门养威重,授易经,起大义” ,或者如邓禹“修整闺门,教养子孙”[14],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养成了整个集团注重经学的文化氛围。通儒术使得刘秀集团中的许多人“淳谨自饬”,功臣集团的生命力比刘邦集团就长久得多,他们的子孙因有罪而国除的记载相对而言比较少,多因为无子而国除,许多甚至“与汉兴衰”[15],与刘邦集团富贵不过三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秀集团的后代通过习儒术,同时凭借家世地位,可以轻易做到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如贾复子贾宗“兼通儒术”,起家郎中,后为朔方太守,迁长水校尉；来歙从曾孙来历起家侍中,历迁射声校尉、执金吾、太仆、将作大匠、卫尉、车骑将军、大鸿胪。任光子任隗起家奉朝请,迁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又迁长水校尉、将作大匠、太仆、光禄勋、最后拜司空。最有名的当数桓荣,因通《尚书》为帝师,拜太常,爵关内侯,其子桓郁也因经学仕至太常,弟子和再传弟子丁鸿、张酺、刘恺、杨震、朱宠、朱伥、桓焉、黄琼、虞放、杨赐等都先后致位三公。刘恺、张酺、黄琼等再世为三公,杨震家族甚至四世三公。因为刘秀集团本身属于“士”这一阶层,他们从马上得天下到以柔道治理天下所进行的角色转换就轻松得多,东汉的政治阶层也没有经历刘邦集团从“布衣将相”而法吏集团而文吏集团的变化,相反刘秀集团始终保持着对东汉政治尤其是早中期政治的参与和影响力。可以说,正是通过经学和“世代簪缨”的政治地位相结合,刘秀集团中的一部分转变为从西汉地方豪强向魏晋高门大族过渡的中间形式——东汉经学门阀,也找到了保持集团长盛不衰的方法。

注释：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中国出版社.1987.61
[12]戴圣.大戴礼记·千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中华书局,1959
[4]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59
[5]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59
[6]班固.汉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
[7]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中华书局,1959
[8]班固.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中华书局,1962
[9]赵庆伟.刘秀人才集团的群体考察.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115
[10]范晔.后汉书·朱浮传.中华书局.1965.1144
[11]周谷城.中国通史.中华书局.1964.142
[1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中国出版社.1987.61
[13]周天游.东汉门阀形成的上层建筑诸因素.学术界,1989年第5期.83
[14]范晔.后汉书?邓禹传.中华书局.1965.605
[15]范晔.后汉书?耿弇传.中华书局.1965.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