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思想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之故。中国人所以弱于天下者，日惟无此之故。中国人果无此乎？曰恶，是何言？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有更先于欧美者。谓余不信，请语管子。

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顾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不少概见；而訾謷之者反倍蓰焉，此误于孟子之言也。

   孟子之论管子也，与孔子异。孔子虽于器小之讥，偶有微词，而一则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再则叹之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岂非以其事业之所影响，功德之所沾被不徒在区区一齐，而实能为中国历史上别开一新生面耶？孟子之论管子，则轻薄之意，溢于言外，常有彼哉彼哉羞与为伍之心。嘻！其过矣！吾以为孟子之学力，容有非管仲所能及者。管仲之事业，亦有断非孟子所能学者。在孟子当时或亦有为而发，为此过激之言。而后之陋儒，并孟子之所以自信者而亦无之，乃反吠影吠声，樵至迂极腐之末论以低警管子。彼于管子何损？而以此误治术，误学理，使先民之良法美意，不获宣于后，而吾国遂涣散积弱以极于今日！吾不得不为后之陋儒罪也！凡政治之进化，必有阶级。跟阶级而进焉，未有能有一功首己。欧洲自十八世纪末，自由民权之学说披靡一世，用是开今日之治。此稍有识者所同尊也。虽然，当中世黑暗时代，全欧泯泯葬梦，其历史几为血腥所掩。于彼之时，能为诸大国巩厥基础使继长增高以迄于今者，非孟德斯鸿与卢梭之学说，而马格亚比里与霍布士之学说也。而马氏霍氏之与吾管子，则地之相去数万里，世之相后数千岁，不期而若合符契。而其立说之偏至，又不能如吾管子之中正者也。

且近世泰西之言政治者，率分三派：其一日主权在君主者，其一曰主权在人民者。此二说各有所偏，而皆不适于正，遵之以为治，而利皆不胜其弊。至最近二三十年间，然后主权在国家之说，翁然为斯学之定论。今世四五强国，皆循斯以浮兴焉。问泰西有能于数千年前发明斯义者乎？日无之。有之，则惟吾先民管子而已！，

美国现大统领罗斯福氏有言：“政治家者，政治学者之臣仆也。”岂不以理想为事实之母？政治学者所发明之学说，而政治家乃得采用之以成其业耶？而政治学者之天职，又不过发明学说以待他人之采用而已，非能自当其冲也。故遍考泰西之历史，其政治家与政治学者，未有能相兼者也。予之翼者两其足，傅之爪者去其角，天之生材，固有所限耶？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之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调乎远矣！

前此为管子传者，惟《史记》一篇。然史记别裁之书也，其所叙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托其孤怨。若《管晏列传》，亦其类也。故徒读《史记·管子》，必不足以见管子冬真面目一欲求真面目，必于《管子》。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虽然，若《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有然，不独《管子》矣！）且即非自作，而自彼卒后，齐国遵其政者数百年（亦见《史记》本传）。然则虽当时稷下先生所讨论所记载，其亦必衍《管子·绪论》已耳。吾今故据《管子》以传管子，以今日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爱国之士，或有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