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被论斤贱卖

　　唐以后，从宋代到明代，中国图书典籍依然继续传入日本。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上层人士都以习中文、写书法、读中国古籍为时尚。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古籍是改善日本精神文化的一副良药。

　　但到了明治维新时期，中国古籍遭遇了尴尬，地位一落千丈，公私所藏纷纷将西洋典籍替换了中国古籍，一些中国古籍在日本开始辗转流落民间，不受待见，哪怕是平时难得一见的中国珍贵典籍也是如此。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文》，开始追求近代化的维新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日本社会全面学习西方。在多数日本人眼中，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是日本强大的灵丹妙药，进而要求“脱亚入欧”。至于那些从中国带回来的文化古籍，已全然过时，变成了废物。在明治维新西化最激烈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种种古籍几乎与废纸无异，夸张些说，已经到了论斤叫卖的地步。

中国外交官“疯狂”搜书

　　面临这种状况，不少文化名人等有了到日本搜集古籍的念头。但在明治初年赴日搜书的人中，收获最大奉献最多的可能还是清朝的外交官员，如杨守敬。

　　光绪六年（1880年）3月，杨守敬应清政府驻日本钦使何如璋的聘请，作为使馆随员出使日本。那年杨守敬42岁，前往日本时带了一万三千多册汉、魏、六朝金石碑版图书、钱币等。为换回那些流落到日本的中国古籍，杨守敬忍痛割爱，或换或卖掉了不少碑帖拓本。杨守敬换回的这些古籍，有不少是在中国已散失的善本秘籍。比如唐初流落至日本的《古写古文<尚书>影照本》，在日本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到清末才由杨守敬发现并带回中国。还有《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在日本截而为四，杨守敬历经辛苦，与罗振玉一起将此书合而为一。

　　用碑帖拓本等换书只是杨守敬搜集换回那些流失在境外的古籍汉书的方法之一。对不愿意换书的，杨守敬会想尽办法凑钱购买，如果买也行不通的话，杨守敬便抄书。

　　当时，杨守敬雇有一批专门的“抄手“，如唐代抄本极为珍贵的估计《春秋·左传集解》就是杨守敬走关系借来，花了十天时间，雇人日夜赶工抄完的。

　　杨守敬日本搜书之初，是被日本政府疑为是暗中刺探日本国情的间谍，对杨守敬进行了监视。后来发现杨守敬不过只是搜书而已，才放弃了对杨守敬的监视。

　　不知是杨守敬等中国人的行为对他们产生了刺激，还是日本人本身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西化风气过后，日本人重新认识到中国古籍的文化价值，重新利用各种手段从中国搜求古籍。现今，也有不少日本人依然对中国古籍大为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