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前，中国有一个起草宪章制度的高手，叫宋教仁（1882—1913），年龄不大，只有29岁。年长14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对他赞誉有加，认为他是总理人选。小小年纪，何以有如此声望？唉！说到底是中国人才缺乏，老一辈太保守，总以为典章制度、道德文章中国是最先进的，对西学没有人才储备，只好让新一代来闯世界了。可惜，他设计的宪法制度正待提交国会通过时，就在上海火车站遭人暗杀，时间是1913年3月20日晚22时，年仅30岁。

　　宋教仁死后，他的宪政思想，在1947年又被国民党统治区拿出来炒作一番，虽然作为立法精神写入了宪法，但一直没有能够实行。最近台北马英九还在重提多数党组阁一事，在中国首先设计这一体制的人，即是宋教仁。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宋教仁是很有贡献的。但当时参加革命的派系五花八门，有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分歧，有各种不同的小组织，有前清将校，有原来的立宪派人士等等。袁世凯重新出山，担任清王朝内阁总理后，指挥北洋系军队，很有战斗力。同盟会军事领袖黄兴到湖北指挥革命军作战，迭遭败绩。怎么来完成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业呢？于是，革命党人就想到策反袁世凯。以反满为旗帜的革命派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汉人，他们愿意推选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参加了革命的原立宪派人士如张謇等人，就认为袁世凯很能干，训练北洋新军很有成绩，经济建设也很有成绩，政治上支持立宪运动，将来要把国家治理好，“非袁莫属”。他们希望国家尽快稳定，以便进行建设。于是，开始了南北和谈。

　　但一时间，革命派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毕竟袁世凯不是自己人，参加了革命的立宪派人士也不是自己人，革命党人当然希望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规划建立革命政府的过程中，章太炎就告诫同盟会，“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只有天下为公，才能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如果你们组织一党的政府，人心就会解体。你们并没有战斗的能力，就不要以一党之私来妨碍革命的大局。他自己着手组织同盟会的反对党。

　　因应这样的政治局势，宋教仁就来对未来的国家制度进行设计。他看到中国社会上政治派系很多，将来难免出现政治风潮，要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让总统作为国家的象征，维持政局的稳定，让内阁承担实际的行政责任，一旦发生政治风潮，由总理承担责任，撤换总理一职，元首不负责任，国家政治局面仍然是稳定的。而内阁总理一职应该由议会的多数党担任。这一设计既照顾到总统一职要让给袁世凯的可能，又照顾到同盟会实际控制政权的需要。理论运算起来，就成了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规划，在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中逐步固定下来。这一政治设计类似当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过，马英九的说法，则类似于现在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孙中山作为同盟会的领袖，长期在国外流亡。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国外争取国际援助，但没有成功，迟至1911年12月25日才回国到达上海。革命党人迅速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

　　孙中山以满腔的热情回国领导革命，对章太炎、宋教仁的说法大为不满，认为都是些书呆子的想法。孙中山认为同盟会是有规划的，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应该实行军法统治，为向民主宪政时期过渡创造条件。章、宋都是知道的，怎么能违背这些原则？在革命和军政时期，权力当然要掌握在总统手里，怎么能让总统失去统一指挥的权力？而且，他认为这一切都只能由革命的同盟会来承担，才能实现革命的纲领和目标。责任内阁制只能在政局稳定的和平时期实行。也就是坚持１1906年与黄兴、章太炎一起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实行“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从巩固新的革命政权到完成共和体制要有一段时间。宋教仁的制度设计没有被采纳，他在临时政府中也只担任了一个法制局局长的职务，实在是有点屈才。

　　孙中山一筹莫展

　　尽管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总统制，但孙中山一接手总统职务，就一筹莫展。他和袁世凯的谈判一度濒临破裂，他希望进行军事动员，但革命派四分五裂，他想指挥各地军政府，但临时政府没有财政支持，号令不能出府门。理想是理想，实际是实际。在这里讲道理没有用，讲的是实力。不妥协又该怎么办？与袁世凯妥协好歹完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任务。于是，在南北和谈中达成协议，袁世凯逼清帝和平退位，宣誓效忠共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的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清帝退位，国家统一，完成了反满的革命任务。

　　孙中山放弃了自己革命的战斗计划，章太炎、宋教仁的规划得到落实。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3月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用内阁权力来架空袁世凯的总统权力，谋求同盟会未来的执政。在此前后，中国政坛上涌现了组织政党的热潮，当时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是属于拥护袁世凯的政治派系。同盟会的革命组织方式已经落后于形势，宋教仁积极谋求政党建设，谋求改变同盟会的秘密革命党的性质。1912年3月，在孙中山主持下，同盟会改组为进行议会运动的政党，落实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政治主张。但是，宋教仁原指望排除同盟会内的激进分子，由稳健派另行组党的设想没有成功，一些激烈反对袁世凯主张暴力的人也继续留在同盟会内。尽管如此，中国革命党人摸着石头，终于过了推倒满清政府的第一条河。

　　宋教仁走上前台

　　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政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别说这些年轻的当事人给时局弄糊涂了，我们现代的历史学者也至今理不清头绪。革命时期已经过去，国家建设正要开始，今后怎么办？该过哪一条河？孙中山的革命目标是《三民主义》，他认为民族主义（排满）已完成，民权主义也已实现，两条河已经渡过，只有民生主义没有实现。同时，他自己已经辞职，袁世凯虽然已经效忠共和，也不可能按自己的理想去施政，既然自己在位时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也只能期望袁世凯维持一个小康的局面。于是，孙中山决心暂时脱离政治，在社会上为国家从事和平的建设事业，增强国家的实力，使国家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宋教仁的认识和孙中山不同，仍然在政治上雄心勃勃，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希望通过自己设计的制度来达到目的。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是些政治动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多数留学生学的是军事和政法，不搞政治，你让他搞什么？现代科学的、经济的、文化学术的工作，很少有人懂得。读过书的人，都集中到了政治和军事的领域。宋教仁认为当前的国家还不稳固，制度不健全，因此要进行政治建设，制定一部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法，依法治国。南北和平告成之后，宋教仁又走上了政治前台。７月２１日，宋教仁接替汪精卫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在孙中山、黄兴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下，宋教仁担任了实际的同盟会的政治总指挥。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由他的亲信部下，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唐绍仪担任第一任国务总理，４月间，政府和参议院也应袁世凯的要求迁到了北京。第一届全国统一的中华民国政府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关键的陆军总长一职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里，同盟会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被任命为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各部总长，共和党和无党派人士也参加了政府。一个以西方为榜样的政治制度开始运行起来。

　　这个制度运行的结果，在内阁以及参议院中，政党恶斗，政见分歧，效率低下。南方的革命派和北方的拥袁派互不信任，谣言四起。帝国主义列强又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袁世凯告诉政界人士说，现在的政治体制，总统不负责任，难道国家灭亡了，当总统的也可以不负责任吗？事实上，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袁世凯没有参与讨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遵守？他从来不认为他的权力来自于南方革命党人的选举，他一直是作为军事领袖而获得政治地位的。

　　政府和议会北迁后，袁世凯不断地寻找机会，侵蚀内阁和议会的权力，破坏《临时约法》的体制。他拒绝按照体制任命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超越总理的副署权，违反临时约法，直接任命王为“督办南京整理军队事宜”。总理唐绍仪被迫弃职离京。随后，袁世凯任命了一个没有自己施政方针的陆徵祥担任国务总理，遭到参议院否决后，动用军警势力出面，迫使参议院接受其组阁。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的请求，又不经过法律审判，以军令突然捕杀奉召进京的武昌起义领袖张振武、随员方维。张、方的同志连夜营救都来不及了。他和湖北都督、副总统黎元洪结成联盟，一步步地侵蚀革命派的地位和成果。每次政治风潮出现，他都要动用军警的力量，干涉政治。但他在得利之后，又安抚南方的革命派，信誓旦旦，效忠共和。

真共和还是假共和

　　这新生的共和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许多人心生疑惑。武昌起义骨干蔡济民作诗道：“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年轻的《民权报》主笔戴天仇（季陶），严词谴责袁世凯帝制自为，高度怀疑袁世凯对共和制的忠诚，甚至鼓吹“百万言之锦绣文章，不如一支毛瑟”，主张用武力反抗袁世凯。为了国家的稳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主张调和南北冲突，认为这是由误会而起，在袁世凯表示忠于共和的前提下，向袁世凯的挑衅让步。思维奇特的章太炎，更率先公开向现行制度挑战，认为前清的灭亡是由于预备立宪，而将来民国灭亡则是因为实行了共和制，他要求参议员们放弃自己的权力，由袁世凯实行独裁，提高行政效率，挽救国家危亡。

　　宋教仁的心地倒是很单纯，相信将来国家有了一部好宪法，政治就可以走上良性的轨道。眼下就是要把政党组织好，进行合法的竞争。袁世凯迫使唐绍仪弃职后，同盟会方面即表示，目前政治局面的混乱，是由于混合内阁、政见不一造成的，因此主张实行政党内阁制，即由议会多数党组阁，以便政府有统一的政策。但袁世凯主张人才内阁，认为中国缺乏人才，因此只要是优秀人才，就要提名请他入阁。同盟会为了贯彻自己的方针，拒绝参加新的内阁，作为在野党起监督政府的作用。可是，在这里有个问题被忽视了。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历史学者李剑农，在《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说：“对于违宪的问题，竟好像‘熟视无睹’。可怜他们还在那里‘是丹非素’地争政党内阁呢！”在上述几次政治风潮中，在西方认为是违宪的大问题，在这里都可以逃过追究，那么，完善法律体系的努力，又怎能发生效力？

　　临时参议院到北京改组后，同盟会在参议院中的力量已经削弱。面对这样的局面，宋教仁出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之后，采取了一个大动作，将同盟会改名重组，与其他几个政治见解接近的政党，合并组成一个新党——国民党。为此，他向其他政党作了妥协，放弃了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放弃了男女平等参政的主张。孙中山、黄兴都同意和接受了国民党的组成，但不负实际责任。国民党成了国内的第一大党，宋教仁十分兴奋，他认为，自此以后，国内政党惟我独大，共和党虽然专横，不会有力量和自己竞争了。

　　宋教仁在政治上很天真。从形式上说，同盟会—国民党的反对党是共和党，以梁启超为谋主，他们和袁世凯联合对付同盟会，同时也希望协助袁世凯建设现代国家。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基本政治立场一致，后来联合组成进步党，他们都是希望依托议会运动生存的党。但实际上，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真正拥有实力的政治势力，是袁世凯的北洋系军政集团，并没有采取和依靠政党的政治形态，他们才是与同盟会—国民党真正对立的政治集团。

　　真政党还是假政党

　　那么，那时政党纷扰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一个人说得比较明白，就是与章太炎一起组织政党的程德全，他是前清江苏巡抚，第一个反正参加了革命。他说，现在根本说不上有政党，不过是一些沽名钓誉的人在搞，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在追随。说是政党，问他有什么政见，根本答不上来。我们国家没有5年、10年的准备，还是不要组织政党的好。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中国还没有这套政党政治的文化土壤，没有社会生活的基础。李剑农后来总结说，那时党员是跨党的，党义不过是空洞的招牌，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也就是说，组党的人其实都是些士大夫，究竟民主政治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皮毛，不知道内涵。后来，就形成了民国时期在台下讲民主，在台上搞独裁的政治局面。

　　当时的北洋军队，是袁世凯的军队，只服从袁世凯指挥。自从湘军建立之后，兵归将有，就成了中国军队的传统。军队是军事领袖私人的，兵和将不再是分离的，因而不是属于国家的。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就是因为北洋军队是当时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借助了革命的冲击力，篡夺了清朝的政权，其实与曹操类似。他只是在政权稳固以前暂时容忍了议会政治形态的存在。

　　1912年8月25日，在孙中山到达北京与袁世凯会谈的第二天，国民党举行了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说后，即离开了会场。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但他并不愿意担任，勉强同意后，即请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职务。

　　孙中山以稳定政局、进行经济建设为目的，与袁世凯会谈，向外界担保袁世凯可靠，自己与袁世凯分工合作，从事铁路建设，希望十年内建成20万里铁路。黄兴也随后进京与袁世凯等会谈。孙中山和黄兴都劝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但袁世凯认为，自己入甲党则乙党不满意，入乙党则丙党不满意，所以什么党都不加入，采取“不党主义”。当时，国务总理陆徵祥在政界没有威信，称病辞职。袁世凯很谦虚地向黄兴征求总理人选，国民党方面有意请袁世凯提名宋教仁为国务总理，但正式国会选举即将举行，临时政府行将结束，此时出任总理一职，难以贯彻政党内阁的政策。黄兴权衡再三，请袁世凯任命他自己的人选，但建议总理和内阁人员全体加入国民党，组成政党内阁。袁世凯接受了黄兴的建议，任命他的亲信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多数内阁成员也同意加入国民党，于是，国民党员组成的政党内阁宣布成立。宋教仁也为赵内阁的成立出了力。这样的政治游戏，只是国民党自己忽悠自己而已。

       权力要价下的搏杀

　　孙中山曾告诫宋教仁，这时候国家内外交困，单纯从政治上下手，只会越弄越乱。但宋教仁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在国家虽然实现了共和，但政治建设还没有走上轨道，内政、外交都没有良好的表现，只有国民党才能承担起治理国家的责任。他要进行坦荡荡的议会选举，进行所谓“光天化日的政客竞争”，为国家制定一部良好的正式宪法，为国民党赢得中央政府的执政权。按照规定，1912年底到1913年初要进行正式国会议员的选举，由正式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宋教仁于1912年10月离京南下，一方面回湖南老家省亲，一方面部署议会选举。1913年1月，宋教仁离开湖南到武昌活动，然后到达上海。在此期间，消息传来，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成了多数党，虽然没有达到过半的绝对多数，但超过了共和、统一、民主三党议员之和。

　　宋教仁对于选举的结果非常高兴，但不知道为什么，在选举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宋教仁与反对派之间的政见辩论，而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却不断地抨击政府，而且他忘了当前的内阁是国民党内阁。看来，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毕竟西方的运动方式与当前中国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同。

　　现在，摆在宋教仁面前关键的问题是，国民党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并没有参与议会选举，他也没有党派，并不在乎谁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但很在乎总统选举。将来正式国会成立后，选举谁当总统，就成了宋教仁的一个大难题。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要袁世凯当一个无为的总统，实在不靠谱，将来的责任内阁制也很难落实。黄兴、宋教仁先后到武昌后，就秘密和黎元洪会谈，希望黎元洪出来与袁世凯竞选总统，国民党予以支持，将来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掌握行政实权。毕竟，黎元洪比较软弱，容易为国民党操控。但遭到黎元洪的拒绝，黎坚决支持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

　　国民党中的急进派也公开主张不选袁世凯为总统，并呼吁南方革命党人准备应付北洋军人的暴乱。孙中山担心总统问题引起政治风潮，特意从日本致电胡汉民，请他联络各省都督，支持袁世凯出任正式大总统。北洋军警和拥袁派的舆论，也一直强调总统非袁世凯莫属，甚至放言“非袁则乱”。国民党方面衡量再三，为了与袁世凯的势力相调和，也只好接受孙中山的主张，满足于以责任内阁制来分享国家行政权力。但显然，国民党方面已经提高了对权力的要求，不再满足于做在野党。

　　在宋教仁提高了对权力要价的同时，袁世凯也提高了对权力的要价。1913年2月底，梁启超的弟子、云南都督蔡锷联合拥袁各省都督提出宪法要点：“（一）组织内阁无须得国会之同意；（二）大总统任期须定七年以上；（三）大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四）大总统有不裁可法律案之权。”袁世凯本人也向老同盟会员谭人凤表示对《临时约法》束缚总统权力的不满，他表示，如果选举我任总统，我也要看宪法是怎样规定的，如果还是《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总统权力受到严重制约，不能有所作为，我也不会担任。当然，袁世凯说不担任总统其实是一句威胁性的话。大家要知道，袁世凯如果不出任总统，谁能来指挥北洋军队？天下岂不大乱？到时候害怕国家动乱的人，都会主动出来请袁世凯收拾残局了。袁世凯的手下也已经准备以武力应付政局的演变，陆军总长段祺瑞就表示：“至于党派竞争，不顾大局，非武力震慑不可，自当密为筹备。”袁世凯的权力基础本来就是武力，宋教仁希望用和平的竞争，来取得战场上没有取得的成果，焉有可能？

　　双方在对政权的高要价面前，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妥协的余地。宋教仁的同志不断获得情报，告诉他有人尾随，企图行刺，要他注意安全。但宋教仁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摆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无所畏忌。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应袁世凯的邀请，到上海火车站准备前往北京商谈国事，当他在黄兴、廖仲恺等的陪同下，从休息室到检票口准备进站时，民国初年的政坛上，演出了袁世凯政府收买上海流氓暗杀宋教仁的黑暗一幕。两天后宋教仁伤重不治而亡。去世前，他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希望袁：“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终前，他痛苦地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 他最终也没有弄明白这个复杂的社会，能不令人浩叹！

　　缺乏现代文化意识是个根本的问题

　　宋教仁去世后，孙中山在追悼会上送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孙中山决心与袁世凯决裂，策动了二次革命。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做了一个独裁的总统，并且还要筹备做皇帝。但孙中山一直没有能够组织起革命的力量，没有找到通向民权主义的道路。

　　为什么和平的道路也好，革命的道路也好，都过不了河？从当事人到现代人都在反省。孙中山后来意识到，包括革命党人在内，大家都在想当官、当皇帝，一时间大家都当不了，才有了一个实行共和的机会，其实真正懂得民主、拥护共和的人很少。被我们骂得要死的吴稚晖在大革命时期说得更透彻：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成了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不能不让位给没有经验的乳臭分子，都是因为士大夫发酵变酸了。我们这些人想从井中救人，结果自己也回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还是18世纪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