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29日，17省会议代表在南京选举产生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

　　民初议会政治失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最大关节点之一，分析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存在的若干缺陷有助于理解失败的原因。首先是选举规模急剧扩大，组织混乱，选民虽多但素质低，不理解民主政治，不能给国会有力支持。更重要的是各主要政治势力参与程度不同，特别是最强的北洋派及地方实力派几乎没有参与选举，选出的国会与实际政治格局完全背离，国会没有权威，无法正常运作，最终被国会以外的强大势力推翻。

　　规模急剧扩大、选举质量低下：忙乱的组织者和不知所措的选举人

　　所谓选举规模的急剧扩大，是指相对于1909年前清咨议局选举而言。全国规模的选举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政府对于如何组织大规模的选举，选举人对于如何理解和运用选举权，参选人对于如何竞选议席，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客观上需要有一个学习、摸索的过程。民初国会的选举规模比仅仅三年以前的咨议局选举急剧扩大了24倍之多，1909年咨议局选举全国选举人总数不过170多万人，到仅仅三年之后的1912年，国会选举的选举人总数猛增到4000多万人。按照全国人口大约4亿人计算，选举人比例从0.4%猛增到10%。经过这样一次选举权急剧扩张的大跃进，民初第一次国会选举成为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国会选举之一。

　　对于数以千万计的选举人来说，选举权像是天上掉下来的，毫无心理上和知识上的准备和训练，令人不知所措，好像选举权不是需要尽力争取的权利，而是官府派下来的一种差事。有记者在南通采访选举，听到了一个选举人令人啼笑皆非的自述：“余(乡人自谓)父在日亦尝为农会会员也，每年春日即有持入场投票证至余家者，余父届日必赴会所，且携两元为投票费。日前有投票证至余父者……余因余父已死不果来城，不意昨日又有以投票证见惠者，余恐不来城必有不测祸，不敢不来，且并前次投票费亦一并带来补缴，不识能不怪余之来迟否也。”

　　像江苏南通那样的糊涂选民，恐怕在四千万选举人中要占多数。还有很多选举人已经学会了用选票换两三角钱或是几碗米粉，这总算是一种进步，毕竟他们意识到了选举权是一种有用的权利。此类难以记数的拖着辫子徘徊在投票站的选举人和他们最后选出的国会将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几百名国会议员的个人力量恐怕还抵不过一个连的士兵，国会的权威来自于其背后的四千万选民，但这样的选举人能够给国会以有力的支持吗?历史清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查禁国民党为由，非法取消了四百多名议员的资格，致使国会无法开会，参、众两院提出抗议，但无济于事，此时全国四千万所谓选举人默然无声，能够听得到的只有各省军人、官吏的叫好。

　　各种政治势力对选举的参与程度不一，国会构成与政治力量格局的背离，直接决定了第一届国会以至民初议会政党制度的命运

　　民初的政治势力纷繁复杂，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大总统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系，其次是以前革命派为主体的国民党，再其次是以前立宪派为主体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党后来合组进步党)，这三种可以说是全国性的政治势力。第四种则是数量庞大但极为分散的地方实力派，这种地方势力不是以省份来划分的，比如国民党控制省份中的大部分师、团长，其实并不真正忠实于国民党，金钱和胁迫很容易使他们转变立场，这在二次革命中看得最清楚，这种一盘散沙式的地方势力是民初政治格局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基本特点，袁世凯驾御这种格局的高超手段正是他取胜的关键。不同政治势力对国会选举的态度和参与程度有很大不同，因而在国会中获得的席位也大不同，最终形成了国会构成与政治力量格局的背离，这直接决定了第一届国会以至民初议会政党制度的命运。

　　（一）国民党的积极进取和组织力量

　　对国会选举最为重视的是主要来源于革命派的国民党，民初国民党的组织力量，虽然在实际斗争中还不如北洋集团老式的家长制那样有效，但比其他的政党已经是有力得多了。国民党依靠本党掌握的一切资源筹措竞选经费，并且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分配，以资金充足地区补助资金不足地区。比如，河南是北洋派的地盘，很难就地筹措经费，所以河南国民党成立支部和竞选的费用，都是1912年9月从当时暂住北京铁狮子胡同的黄兴那里领来的，结果有大批国民党员在袁世凯的老巢河南当选国会议员，竞选成绩显著。

　　国民党还利用提名助选的方法，把有限的选票资源做合理的分配，尽量用最少的选票选出最多的议员。有的国民党员甚至本人完全不必出面竞选也可以当选，比如安徽党员汪建刚，经其宗兄时任都督府顾问的汪菊友推荐，由国民党安徽支部提名，再由汪菊友给徽州当局写了八封信，本人只印了十打照片和两百张名片，自己没有参加任何竞选活动，就顺利当选众议员。

　　上述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在参议院取得了绝对优势，在众议院也取得微弱优势。

　　（二）立宪派各党（进步党系）组织松散的竞选

　　主要来源于前清立宪派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对国会选举也很重视，但是共和党、统一党都反对“政党内阁”的政策，民主党虽然主张“政党内阁”，但由于本党力量很弱，实际上只是对一种政治理论的认同。由于没有通过政党内阁掌握政权的雄心，立宪派各政党投入竞选取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原动力与国民党相比自然大打折扣。当时立宪派最有力量的是共和党，其在地方上最大的支持者是湖北都督黎元洪、四川都督胡景伊，两省的重要位置大都被共和党把持。但是，共和党湖北支部马宙伯、张汉等挪用湖北官钱局官票五十万串用于竞选，1914年段芝贵出任湖北都督时不准销账，马等到北京向黎元洪求情，曾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愤愤然说：“谁叫你们为五个参议员花这么多钱，比前清捐五个道台的钱还多呢。”

　　可见，虽然共和党得到了湖北、四川等省行政力量的支持，但支持的程度是不能和国民党相比的，统一党在河南等北方省份得到北洋系少许的支持，民主党得到的支持就更少了。为了与国民党抗衡，三党不得不在1913年4月国会召开后合并组成进步党。在袁世凯大笔金钱的资助下，进步党才通过分化国民党议员在众议院扭转了劣势，而参议院仍被国民党控制。

　　（三）地方实力派的冷眼旁观

　　宪政法制成熟的国家，是不允许军人干涉政治的，但是民初的中国还没有足以制约军队的宪政力量，因此军人干政是必须接受的现实。庞杂的地方势力，其性质与北洋系类似，或者可以说它们是许许多多小型甚至微型北洋集团，分散在全国各地。比如，旧巡防营出身的张作霖，已经在东北经营后来被称为奉系的势力;同样出身于巡防营的陆荣廷，也在广西经营后来被称为旧桂系的势力。他们还没有问鼎中央的实力和雄心，也保留着旧军人在士绅面前的自卑，对选举并不关心，参与不多，任由少数政党人物相互竞争，所以在思想最保守的张作霖控制的东三省以及张镇芳控制的河南省才会选出相当多激进的国民党国会议员。

　　地方势力与省议会的关系更为直接，间接地与参议院也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参议院是由省议会选举产生的。实际上各省议会大多和都督发生冲突，地方势力也没有把本省参议员看成自己的代表，所以当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的时候，各省都督一致声援，因为他们本身与省议会的关系，和袁世凯与国会的关系是一样的，地方势力把省议会视作眼中钉，正如北洋系把国会看成肉中刺，不久以后各省省议会也被解散。

　　北洋派的缺席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失败

　　北洋派参与第一届国会选举的态度比较消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结果则决定了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命运。首先是北洋系领袖大总统袁世凯的态度，由于袁在当时得到各政党的一致支持，因此对于各政党采取超然的态度，既不加入任何政党，也不对任何政党公开大力支持，似乎更没有必要自己建立一个政党与其他政党争胜于国会选举。

　　孙中山、黄兴1912年8、9月份态度鲜明地表示对袁世凯完全拥护以后，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已经缓解，认为国民党对他已经没有太大威胁，没有向进步党系寻求支持的迫切要求。国民党议员韩玉辰回忆：“民元秋孙中山、黄克强先后北上与袁商讨国是，对袁俱有好评，并许其执政若干年可跻富强。袁以孙、黄易与，视同盟会若无物，对国会自然不十分措意。迨选举揭晓，国民党在两院俱占多数，其中心人物宋教仁力倡‘争内阁不争总统’之说，俨然以多数党候补内阁总理自任。这种紧迫形势，远出袁及袁党意料之外。下面且引1914年春吴景濂面告余一则故事。吴大意说：赵智庵(秉钧)一日来访，谈及宋遯初被害事。智庵说：‘宋遯初养病农事试验场(即今北京动物园)，我屡去慰问，并代项城致意。遯初表示国民党及个人愿以在野地位帮助项城把国家事办好。项城闻之很满意。遯初将南下，项城属我壮其行色，赠以交通银行可以随地支取的若干万元存折一扣(详数余回忆不清)，遯初受了，珍重道别。讵到南方，处处演说，号召国民党必争政权，并对项城种种诋毁，其尾随谍者悉录以报项城。项城屡诘问：你说宋教仁拥护中央，何反复乃尔?’”

　　可见，由于对新型议会政治的隔膜，袁世凯以为用老手腕笼络个人，使孙、黄、宋等领袖放弃竞争，天下就可以无事。袁世凯在国会选举结束后，突然发现国民党不仅要竞争政权，而且由于拥有国会多数席位有能力合法地竞争政权，不禁大吃一惊，痛悔失算，急忙通过支持进步党和收买国民党当选议员变节以图补救，虽有些收效，但终于不能改变第一届国会的激进性质，激进国会与袁世凯的矛盾成为民初政局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民国初年，中国的国内政治生活还没有进化到非武力的文明阶段，漫长历史时期的文治传统实际上也是一种假象，作为开国皇帝的大军阀武力统一全国后建立文官制度，其基础仍是军队。以年轻士绅知识分子为基础的民初议会政党政治运动，既没有中央武力的支持，也没有地方武力的支持，当然更没有广大民众的支持，其所以能够在一段时间里形成一定的声势，是中央武力与地方武力之间暂时形成的制衡关系创造了机会。但这种脆弱的平衡不容易维持长久，一旦中央武力压倒了地方武力，就要在全国实行专制，甚至要做皇帝，这正是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所做的;反之，一旦地方武力重创中央武力的权威，就会出现军阀割据，地方武力在各自的地盘上做土皇帝，这正是护国战争以后各省军阀所做的。所以，当时的国情决定了民初的议会政党政治难以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