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出土竹简震憾中国考古界

　　在一马平川的阜阳市，如果有一座20多米高的大土堆，就相当于一座小山，可以登高望远。在明朝时期阜阳城建造的奎星楼，仅9米多高，就能望见大别山之余脉霍山，称望霍楼。然而，在今天的阜阳师范学院新校区处，四十多年前却有一座20多米高的大土堆。可以遥想当年，那该是多么一座壮观的土山呀！

　　四十多年前的这座土山位于原阜阳县城郊公社罗庄生产队。这座土山当地人称双古堆，不知是从哪个朝代出现抑或是人工垒起，这些已成为历史之谜。所有的一切都静静地卧在阜阳广袤的大地上。1957年，阜阳建飞机场取土对它进行了开挖，从20多米高的大土堆变成了仅仅4米高的土堆。1977年，罗庄大队罗庄建砖窑厂把其全部挖平。然而，就是这一次挖土，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大土堆下面却隐藏着一个惊天之谜：地下竟然埋葬着2000多年前的汉代开国功臣汝阴侯之子夏侯灶，这个大土堆就是几千年来踪影难觅的汉初陵墓，同时也是在阜阳流传几千年的一对仙鸟之谜，梦幻般张扬着神秘色彩的大土堆竟是汉初陵墓发祥之地！

    说起汝阴侯及后裔墓葬之地，几十年前人们只会想到陕西西安，谁也没有想到会葬在阜阳。感谢1977年罗庄大队那次建砖瓦窑厂，从地下挖出了两个灰质陶马头。考古工作者闻讯而至，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随着挖掘的步步进行，一件件文物呈现于世人面前，考古工作者惊呼走进了梦想中的天堂！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竹简和极其丰富的陪葬物品，尽情展示着汉初曾经的富足和风韵。其中仅二十八宿圆盘就是我国考古学上的新发现，是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失传的《甘石星经》。阜阳出土的大批汉简笑傲全国，主要就是靠这批汉简《诗经》，后来称为《阜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它展示了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我国文化史上具有最重要、最有价值、可读性最强的惟一一部经书的早期风貌。

    考古专家寻找当年双古堆

“好像就是在这里，当年有个飞机场跑道，挖掘的墓葬在飞机场跑道左侧，附近还有一个大深沟。但这些都没有了，我在北京呆了11年，回来又十多年了，变化这么大，真确定不了是不是这里”。站在阜阳师范学院新建的大楼后面，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指点着眼前近一米高荒草，表情显得有些疑虑。他说，既没有当年的飞机场跑道，也没有罗庄生产队居住的房屋，真不好判断。在这一片空白而开阔的场地没有任何参照物，我实在搞不清楚他指点的具体方位。但我知道，韩自强的目光已经穿透了27年前那次挖掘现场，在寻找当年墓葬之地到底在哪里？

    2004年10月13日，韩自强陪同我们一行驱车前往双古堆。作为参与当年文物考古发掘者之一的韩自强，已有二十多年没有来过此地。他致力于汝阴侯墓出土的竹简研究，已出版两部书。可以这样说，对于汝阴侯墓研究他是最有发言权。然而，由于时光久远的缘故，他已记不清当年汝阴侯墓确切的地点。在阜阳师范学院西侧一正在施工的工地上，看到了一群正在干活的建筑工人。韩自强说，这里干活的可能是附近村子里的人，问问他们也许知道。我走上前去询问，当年这里一座双古堆在哪里？几个干活的工人指着一个人对我说，你问他就行了，他可是当年亲自挖掘过双古堆。这位叫李会启的工人，今年已62岁。他说，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还找墓干什么。我说，想看一眼当年所在地，同时也想感受一下千年前的气息。他对我说的话有点不太明白，不过，他没再问。用手指着阜阳师范学院这座高校，就是这座高校正前面一二十米处。随后，他带领着我们来到了当年汝阴侯墓葬所在地。指着校门前我们脚下踩的大理石地面说，就是这里了。我有点感觉不可思议，真不敢相信这里就是当年的双古堆汝阴侯墓葬。见我疑惑，李会启说，阜阳师范学院建这座楼时，曾把线划在汝阴侯墓葬上面，村子里人都纷纷议论，说这大楼要把墓建在下面，可是非常不吉利。后来，这消息传到师范学院领导层，再后来就把楼向后退了几十米。对于他讲的教学楼向后退了几十米，韩自强分析认为，学校领导不可能迷信而把划好线的地基向后退。可能是因为汝阴候是座大坑，地基松软，不利于建高楼，所以向后退了，在建筑工程中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李会启对我说，那位戴眼睛的是不是博物馆的人。我点点头。李会启说，二十多年前我见过他，当时他还很年轻，在现场负责文物挖掘。很快，韩自强认出了他，是当年罗庄大队抽四个人帮助清理古墓的人之一。李会启说，当年他才35岁，罗庄生产队抽出四个人帮助挖土舀墓里的水，每天给10个工分。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叙话时，都感觉到双方老了。是的，27年前的汝阴侯古墓挖掘，两个人都很年轻，一个负责文物考古的青年，一个是队里出工分干活的青年。光阴荏苒，日月如棱。转瞬间，两人再回首，已都是60岁的人了。

    李会启还回忆小时候的双古堆，那时候双古堆没有什么像样树木，仅有不多的杂树，不太高，小时候他们经常与伙伴跑到双古堆顶上玩耍，玩抓敌人捉特务，还玩滑滑梯，从大土堆上直接滑下来，有时衣服划破了回家告诉父母在别处玩碰破的，都不告诉父母是在双古堆玩划破的，因为父母不让小孩子到双古堆玩。可能当时双古堆过于冷寂神秘，同时，那还是一处坟场地。与李会启一同干活，在五里庙居住的谢风良回忆当年双古堆情景时说，当年的双古堆跟现在师范学院的8层楼差不多高，方圆占地大约有十几亩地。小时候在家里一抬头就能看到这双古堆，他们经常跑到双古堆玩耍，当年双古堆周围都是一片光秃秃，没有树木，有一些说不上名的矮小杂草类，双古堆附近全部是白土。大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阜阳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霜将麦子打冻了。双古堆附近居住的村民听信谣言，用双古堆上的白土能够救活小麦，于是大家纷纷到双古堆拉土挑土施到麦地里。直到阜阳建飞机场垫跑道，挖双古堆的土垫，一下子把双古堆挖的还有四五米高。

“女阴家丞”来作证

    今天的双古堆因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早已走进了历史。双古堆的墓中文物早已得到了妥善的抢救性发掘，我们在庆幸27年前那次紧急抢救性发掘中得到的许多宝贵文物同时，心中也或多或少地对当年贡献惊世文物的双古堆产生了怀念。那么，二十世纪七十年前的双古堆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从双古堆汉墓发掘中又如何判断是西汉汝阴侯夏侯婴之子夏侯灶夫妇之墓的呢？

    今年已80高龄，从市党史办离休多年的王襄天老人，他当年曾作为文物工作者参与汝阴侯墓挖掘，给我提供了一份当年《阜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文件》。文件内容是《关于双古堆西汉墓发掘情况的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大致可以了解到当年双古堆是怎样的情形。双古堆位于阜阳市西南角，紧靠飞机场的西侧。据当地群众反映，它原是两个紧相连的高大土堆，故得名“双古堆”。双古堆原高出地面二十余米，东西长一百米，因1957年修建飞机场时从上面取土垫跑道，所以现仅有四米多高。据《正德颍州志》记载：“城西南五里有双冢湖。”经调查双古堆周围确是洼地。近年来，罗庄大队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已平整土岗和大小土堆七十多个。1977年春，罗庄大队又在双古堆建立了砖窑厂，计划把双古堆挖平。窑厂在取土做砖坯时发现有出土的古代陶马头，经派人鉴定和对双古堆钻探调查研究，确认双古堆是年代较早的夯筑土坑古墓，并立即向地革委和省文化局、省文物队作了汇报。随后，又和阜阳县、社、大队初步商定结合罗庄大队平整土地对该墓进行发掘。4月12日地区展览馆将上述意见书面报省文化局。后经省文物队派人进一步钻探，认为墓确有挖掘价值。因当时正值抗旱紧张，所以推迟到7月1日才动工。上面一段是我从当年的内部文件中了解到的。由此我们可知当年双古堆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了。

    当年亲自参与墓葬发掘和文物整理工作的韩自强和王襄天两位老人回忆：1977年7月1日至8月8日发掘了双古堆西汉墓两座。经过对古墓的发掘，发现这是一座夫妇合葬墓。双古堆两座汉墓的漆器和铜器上有“女阴侯”铭文，西墓中又出土了“女阴家丞”封泥，漆器铭文有“元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等年数，这些都为判定墓主人及其年代提供了确切的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女阴，故胡国”。属汝南郡，故城即今阜阳。女阴侯是汉高帝刘邦对其功臣夏侯婴的封号。夏侯婴与刘邦同为江苏省沛县人，参加了刘邦的起义军后，多次立功。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被封为汝阴侯，在朝中任太仆，一直到吕后当政。吕后死后，他以太仆的身份参与了废少帝立代王为文帝的斗争，死于汉文帝八年。夏侯婴的儿子夏侯灶，汉文帝九年嗣位，死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夏侯婴孙子夏侯赐，于汉文帝十六年嗣位，死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在位三十一年。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于汉武帝元光二年嗣位，于汉武帝元鼎二年畏罪自杀，在位十九年。汉武帝除去了汝阴侯的封号，食邑也被取消了。汝阴侯共四代，凡历时八十六年。汉宣帝元康四年，虽曾诏令夏侯婴的玄孙之子长安大夫信复其家，但再没有恢复汝阴侯的称号了。

    那么，汝阴侯墓出土了多少文物呢？我们从当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物局三个单位关于双古堆发掘简报中，来了解一下当年出土文物的数量及相关情形。这两座墓葬内死者的尸骨都无残留，内含有漆皮和碎陶片，由于早期被盗，随葬器物全被扰乱，有的器物因棺椁塌毁砸压破碎，完整的已不多。残存的器物都放置在头箱和边箱内，棺床上除了铜镜、带钩外，别无他物。在东墓头箱西南角单扇门内横放着一把漆鞘铁剑，剑刃虽锈，但还锋利。剑的北边放置银扣长方漆奁、耳杯、长元盘、唾器、小陶罐等。洗去漆盘上的污泥，看到底部刻的铭文，考古工作者兴奋异常。铭文是：“女阴侯布平盘，径尺三寸，七年吏讳工速造”。这件平盘的发现，是墓主人自报家门。从而让考古工作者知道了这座墓是汝阴侯家族墓。在靠近南椁壁陈放着大小银扣漆盘、银扣三足漆卮、漆匜、杯、壶、桃形银镶片、铜镜、弓弭、漆勺、弦枘、陶编钟、陶编磬、铜弩机、铜斗(勺)、银削柄、不知名漆器、半两钱、骨、牙雕碎件以及木俑、木兽座、马饰件等。东边箱和头箱的头部有许多彩绘漆片，是木笥残片。许多器物原放在木笥内，因木笥破坏而散乱。放置的物品有铁剑、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栻盘架、铁锤、石磨、太乙九宫占盘、漆布奁、木弓、铜镞、铁杆箭、铜生肖印、铜带钩、金泡钉、错金银铜轴头、铜环、竹简。东边箱东北角有铁甲胄，卷放在一个木笥内(只有木笥残片)。西边箱陈放有鎏金铜弦枘、木杆、铜行灯、子弹形铜器、金箔盾饰、铜戈、铅网坠、漆脯奁等等。棺床框架上塌下的木炭内有一鎏金铜牌，西北角椁盖板上有一件铜矛，北边箱还放有铅弹丸等。东墓出土文物最多，共有206件文物。西墓内放着一件髹漆彩绘鸠形木质仪仗。棺床前陈放有铜镜、漆盘、耳杯、盂、卮、奁、陶盒等。东边箱放置有陶马头、鼎、盒、壶等陶器，均已残破。西边箱有陶盒、银鐏和三块“女阴家丞”封泥。还有残破的竹篾编织物，似竹笥，笥内装有葫芦子、麻子、鹿角、猪趾骨等，在棺床东北角棺盖板下还有两面小铜镜，此次西墓出土文物共有64件文物。此次发掘汝阴侯墓共两座，共累计文物272件。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2000多年，年代太久远，当我们再次凝视这段历史的时候，已无法准确描绘当时的真实情景，只能从古文献中去寻寻觅觅。

    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为把这批汉简剥开在北京一呆就是整整十年，韩自强在北京与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又是如何把这些黏结在一起的汉简剥开并把文字整理出来的呢？如今已过去了27年，作为现在研究双古堆出土文物的考古专家韩自强，他在这27年里整理出多少篇有价值的阜阳汉简呢？当年参与文物考古发掘的王襄天老人回忆，1977年7月1日开始发掘至8月8日结束，历时38天，汉简是在第36天才被发现的。就在考古发掘进行到最后两天时，8月6日，安徽省考古专家殷涤非同志来到汝阴侯墓挖掘现场。他在观看挖掘出来的文物时，发现了许多粘结在一起的漆片，好奇的他就拿起一块木笥(漆的竹片)，用刷子刷几下，没想到，木笥被刷子刷过后，出现了一行行小字。殷涤非仔细辩认，发现是一行带“疒”字偏旁的字。在一旁的王襄天激动地大喊起来，竹简！竹简！发现了漆片上有字，随后，考古文物工作者迅速把散落在墓地旁的全部漆片收集起来，带回到了阜阳地区博物馆。与此同时，在这批残破的漆器中，其中还有三件比较罕见的珍贵文物。一个是刻有二十八宿星名的圆盘，圆盘是木胎髹漆的，分上下两盘，大小如同盛菜的瓷盘。另两个是方形漆盘，都是上下两层，犹如方形带盖的石砚，揭开看，上面也都刻着星宿和图象。当时王襄天和韩自强他们认为是天文仪方面的东西。初步给那个带有二十八宿星名的圆盘定名“二十八宿圆盘”。对另外两件因不懂其用途就没有命名。阜阳汉简及三件天文仪器的出土，不仅引起了当地文物工作者的惊喜与关注，还引起了省、国家考古专家的关注。因为汉简已严重变形扭曲、腐朽粘结，而更为让人担忧的是三件天文仪是漆器，它一离开水就要干瘪变形。如何识别、保管已成了当时阜阳地区博物馆的头疼问题。为此，省博物馆要求迅速带到省里进行保护和研究。

    1977年9月23日，王襄天和韩自强把这文物全部用棉花层层包住，里面再撒上大量的水，从阜阳乘飞机带到合肥。然而，送到省文物工作队，省考古专家吃惊地发现，在安徽省还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根本搞不懂如何保护，曾想做“扒皮”处理，但担心会把仪器上的字搞掉了。针对这种情况，省考古专家给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打电话请求支援。北京方面的考古专家因没有见到实物，不知道汉简变形到什么程度以及什么天文仪器，也就无从谈文物如何保护的问题，只告诉他们带往北京进行研究和保护。9月30日，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再次带着这批珍贵文物乘飞机前往北京。到达后，被指令送到“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一生研究漆器的保护专家胡继高接待了他们两人，从湿布包里打开这些文物，连胡继高也惊讶有如此多的汉简，看到天文仪，胡继高认为可以完整地保护下来，但汉简破损严重，已薄如纸张，互相叠压镶嵌、粘结变形，给剥离揭取工作带来难以想像的困难。经过判断胡继高认为须泡在药水里剥离开，并要求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留下来当助手。后来的事实证明，胡继高用药水泡并剥离是十分正确的。罕见的天文仪器刚到北京那几天，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为了弄清带来的这三件天文仪用途和姓名，他们两人又去考古研究所找夏鼐所长。当时夏所长正忙着去伊朗讲学的准备，没有见到。便找科技史专家王天木、自然博物馆专家薄树人、席泽宗，因这几位专家要一起参加美国天文学家座谈会，一时不能在一起研究。后又去请教古文字学家唐兰和天文学家顾铁符、考古学家张政琅、严敦杰等专家。他们对这三件天文仪器，都赞叹不已。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听说阜阳的汉简和天文仪器带来了，便抽空看了文物，又和古天文学史专家薄树人、席泽宗、张政琅、严敦杰等专家对这三件天文仪定了名。对带有二十八宿的那个圆盘，同意王襄天和韩自强他们定的“二十八宿圆盘”。对那个有圆形天盘和方形地盘并刻有冬至、夏至等天文用语的一件，取名“太乙九宫占盘”；对刻有北斗星图象的天盘和刻有二十八宿地盘的一件，定名为“六壬栻盘”。困扰阜阳考古专家的这三件天文仪终于初步知道了是什么仪器之名，但因资料失传，其使用方法和作用还不得而知，有待进一步研究。那么，时隔27年后的今天，这三件天文仪器初步研究应该有些眉目了，它对于对于我们了解古人又有什么意义呢？而这三件天文仪器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韩自强说，当时在双古堆墓中出土的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太乙九宫占盘，这三件罕见的栻盘形制用途各异，为我国考古工作中的首次发现。在中国古代，天文与占卜是分不开的，“栻”既是测天文以定时日的工具，又是占卜用具。古代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占卜，而占卜与天文是分不开的。《史记·龟策列传》中，春秋时宋元公召博士卫平圆梦，卫平就曾扶着栻盘定日月星辰的方位为之部析。王莽最信占卜，当农民起义军打进长安城火焚宫殿时，他还叫天文郎把栻盘放在他面前，按当天的时辰星象方位，顺着栻盘上北斗星的斗柄指向而坐度祈祷(见《汉书·王莽传》)。王莽时的“六壬栻盘”，1972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了一件，其形制和汝阴侯墓“六壬栻盘”大同小异。现在国内外所藏出土或传世的另外几件栻盘是东汉和隋代的，它们没有这次汝阴侯墓出土的六壬栻盘年代早，而且只有六壬栻盘一种。那么，这三件栻盘是不是古代人测天而用或别的用途呢？韩自强因这27年一直致力于阜阳汉简的研究对这三件天文仪器作更深的研究。让我们从1978年第八期《文物》上的《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中寻找这三件罕见的天文仪器风貌。

二十八宿圆盘，为上、下两盘，皆呈圆形。上盘直径23.6cm，边厚0.4cm，下盘直径25.6cm，边厚0.5cm，两盘中心有圆孔相通。上盘面刻6颗圆点，与盘心圆孔正好连成北斗星座图象。过圆心划有一轻痕十字线，边缘排一周小圆孔，孔如谷米大，不透穿，因边缘稍破，小圆孔总数经推算为365个。下盘刻二十八宿星名和各宿距度。二十八宿圆盘是我国考古学上的新发现，特别是下盘所刻的二十八宿名称和各宿距度，根据唐《开元占经》所辑，是战国时代《甘石星经》中的名称和数据。《甘石星经》已经失传，但是它的数据保留在二十八宿圆盘上，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史的宝贵实物资料。

六壬栻盘，分天盘、地盘。天盘在上，为圆形，直径9.5cm，厚0.15cm；地盘在下，成正方形，边长13.5cm，厚1.3cm。天盘中间刻北斗七星星座，边缘刻十二月次和二十八宿。地盘中间放天盘处稍突起，地盘边至天盘间刻二道方框线，框内有3层文字：外层是二十八宿，每边7宿；中层是十二地支(子、丑、寅、卯等)，每边3个；内层是天干(甲、乙、丙、丁等)，每边2个，并把戊、己刻在四角。在内层的四角分别刻有“天豦己”、“士斗戊”、“人日己”、“鬼月戊”。这个盘保存完整，字迹清晰，既有占天之用，又有其医学上的实用价值。

太乙九宫占盘，分上、下两盘，上面的上圆盘放在下面方盘的凹槽里。小圆盘直径8.3cm，厚0.3cm，方盘边长14.2cm，两盘中心有圆孔可以通连。太乙九宫占盘的正面，是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金木水火土)排列的。九宫的名称和各宫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圆盘上刻划的九宫数字排列则与后世的“洛书图”完全符合。而“君、相、百姓”等又都是《灵枢经·九宫八风篇》中的内容。《灵枢经》是《黄帝内经》(中医学书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重要医学文献，成书年代约在战国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天气的变化与人体的关系，以占风候，治疾病。这个盘的刻划实为《灵枢经·九宫八风篇》的图解，其用途与天文、医学有关密切的联系。过去曾有人怀疑《灵枢经》是唐人的伪托之作。太乙九宫占盘的出土，证明了这种说法不正确，为《灵枢经》成书于秦汉之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韩自强的10年时光可以说，提阜阳的汉简，就离不开韩自强。今年68岁的韩自强，从事文物考古生涯已达42年。回忆当年阜阳汉简进京并在北京呆的10年，韩自强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1977年10月25日，王襄天和韩自强两人从北京坐火车回到阜阳。组织安排王襄天回到阜阳县文化局，并负责筹备四九起义革命文物陈列馆。韩自强则被借调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参加阜阳汉简和整理和研究工作，谁知，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时光。韩自强在北京整理汉简，每天都是一个人自己做饭洗衣。提起在北京呆的10年，韩自强仅用一个“苦”字来形容。1980年春节过后，韩自强便来到北京。汉简经过药水浸泡后，还须经过更多繁琐的工作，才能揭开粘结的汉简，而揭时还须提防别掉了字。韩自强每天一上班就点燃炉子，把汉简放在锅里蒸，蒸了几个月，觉得太慢，便改用消毒纱布包起来放在锅里煮，煮透以后再用刀片一层层剥离揭开。每一块汉简都像普通纸一样薄，揭开一条用玻璃片夹住，然后逐个编上号，再用照相机拍照留资料。仅这项简单操作工作就干了两年多时间。随后又用了三年时间记录简上的文字，再一一分类找出处。这项工作量最大，因为每片汉简上只有一句话或几个字，甚至有时仅有一个残缺不全的半个字。还须按照古籍查找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的出处，碰到残缺不全的字，简直无法查找。随后的几年，把这些清理过有文字的汉简用蒸馏水浸在密封的玻璃管里，共装了2000多管100多盒进行保存。经过十年的整理，阜阳汉简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这批汉简原长约25cm，宽1cm多，用三道绳子编联在一起。除少量的木简、木牍之外，大多为竹简。阜阳汉简实乃历代文献书籍，有竹简、木简和木牍，但其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目前已清理识别出《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和木牍等十一种古籍。

    阜阳汉简《苍颉篇》存字541个，超过中国历次发现的总数。《苍颉篇》是未经汉人改易过的秦代底本而抄录的汉初抄本。阜阳汉简《诗经》，后来被称为《阜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阜阳汉简《周易》内有数字卦，韩自强首次提出数字卦与易卦的学术观点，震憾中国考古界。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大量的竹简被焚毁，而更多的竹简则被岁月湮灭。随着岁月的流逝，阜阳汉简已经面目全非，我不知道，它在那些历史学家的心中，是不是永远保留着不被岁月侵蚀的痕迹呢？从阜阳双古堆出土的大量汉简中，历史学家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又能揭示出哪些神秘？该怎么讲述我对阜阳汉简的眷恋呢？从第一次走近阜阳双古堆，到博物馆馆藏室与出土文物零距离接触，阜阳汉简就像一个陌生而熟悉的旅途伴侣，在人生的旅途中匆匆相遇，在转身而去的瞬间，留下长久的回味。可以想像一下，阜阳汉简挤压变形，已薄如一张纸，有些已支离破碎，把这些变形扭曲的一根根竹简剥离开并把每一个字意义整理出来，这项工作多么繁琐与困难。然而，我们的考古学家却做到了。阜阳汉简的整理工作，从1980年9月开始。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的于豪亮、胡平生和我市的韩自强同志，他们经过拼合、辩认、研究，已逐渐识别出《苍颉篇》、《诗经》、《楚辞》、《周易》、《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春秋事语》、《儒家者言》和木牍等14种古籍。而这些研究出来的古籍，对我们了解古代社会文字、教育、生产、医学、天文等等学科提供了最宝贵的研究资料。

苍颉篇露出庐山真面

    首先研究整理的就是《苍颉篇》。相信许多人对苍颉造字该不会陌生。今天我们阅读的文字以及看到我们汝阴侯之谜系列报道也是苍颉的功劳。但对于历史上苍颉是何许人？文字是不是他创造发明的，至目前一直是历史之谜。作为当年参与整理《苍颉篇》的市历史学家刘奕云认为历史上有无苍颉，尚未定论。即使有，文字也不是他一人创造的。他可能把四方百姓约定俗成的文字符号，广泛收集加以整理，这倒是他一大功劳。对于历史上苍颉造字，史传不一。传说苍颉是黄帝的史官。《说文》：“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迒蹄之迹，知分理之相别也，初造书契。”有的将苍颉推尊为皇或帝。《路史禅通记》：“苍帝史皇氏，名颉，姓俣罔，生而能书。及受河图洛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视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鱼文鸟类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秦始皇既然改革了文字，并把文字整理汇编，总得有个名目，于是便出现了《苍颉篇》一书。秦始皇统一六国，推行“书同文字”，命丞相李斯作《苍颉篇》，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作为全国统一教科书予以颁布。汉初经过整理，合三篇为一，称《苍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计三千三百字。随着文字发展，新字增多，汉平帝命杨雄等续撰《训篡篇》，同时改易《苍颉篇》中重复的字，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东汉章帝时班固又续作十三章，七百八十字。和帝时贾鲂续作《滂熹篇》。晋代，人们把《苍颉》、《训篡》、《滂熹》合称“三苍”，也有加《爰历》、《博学》统称“五苍”。隋唐间，《苍颉篇》在民间已不甚流行，宋代便亡失无踪。

    《苍颉篇》一直是历史学家猎逐的目标。阜阳汉简的发现整理，实为重大考古收获。更为珍贵的是，它是从未经汉人改易过的秦代底本而抄录的汉初抄本。其渊源之久远，和后人修订的“三苍”、“五苍”相比较，其辈份实可称为“老苍”。刘奕云说，《苍颉篇》系字书。《苍颉篇》自亡失至本世纪前，人们只能在史书《艺文志》等古籍中，采辑些单字，很少有成文成句的。本世纪初，人们才逐渐发现实物。英人斯坦因从敦煌汉代烽燧中，获《苍颉篇》残篇四十多字。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汉简中发现《苍颉篇》开头几句，即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和第五章的六十字。1972年至1976年，在甘肃破城子简中相继发现《苍颉篇》第一章大部分。1979年在敦煌简中又有零星发现。阜阳汉简《苍颉篇》，存字五百四十一个，超过历次发现的总数。由于字数多，底本古，又是实物，因此学术研究价值很大。如对于秦汉启蒙教育的研究，对于字书创建部首这一科学原则的研究，对于书法源流和书法艺术的研究等等，都提供了至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国家文物局胡平生与韩自强两人经过近一年的整理，对苍颉篇残篇再发现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初步研究。

　　他们两人认为，《苍颉篇》是教科书，所载应是秦汉时期的一种规范语言。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我国古代的字书，当首推《史籀篇》为最早，其次是《苍颉篇》。研究古代语言，这是难得的资料。秦统一中国后，《苍颉》、《爰历》和《博学》，就是作为全国统一教科书加以颁布的。汉代以后，小学发展起来，先后又有《凡将篇》、《急就篇》、《元尚篇》、等等。然而，这些字书中，至今只有《急就篇》流传下来。班固和许慎都曾指出，《苍颉篇》本诸《史籀篇》，而《急就篇》、《元尚篇》又皆《苍颉》中正字也。目前，秦代《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篇的字数今已不可考知。《苍颉篇》所收多为当时日常所用的基本字词，词义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并非皆用文字本义。如“苍颉作书，以教后嗣”，为叙述句，其中词语只能按照它在句中的意义理解，不能照文字本义解释。“苍颉”、“后嗣”，都是复音词，更不能照单字的意思看待。从《苍颉篇》到《急就篇》，再到《说文解字》，可以清楚地看出创建部首这个中国文字学上最重要的原则的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截止目前，研究《苍颉篇》仍然还有许多历史之谜有待解开。例如，阜阳汉简《苍颉篇》中有如下残字：“杞芑、挟”，这几字以同音相连属，似与词义无关，这到底是怎样一种体例呢？还不得而知。当前，我们所看到的《苍颉篇》，成句的或者基本成句的不足二百，按照汉代《苍颉篇》八百二十五句计算，还不到四分之一。因此，必须承认，《苍颉篇》对于考察古代字书的源流，研究秦汉时代的语言文字，是十分重要的资料。璀璨夺目的中原文明以下阜阳汉简出土的还有十种古籍，目前韩自强仅初步研究到《万物》，同时也限于篇幅，我仅简要介绍一二。

    阜阳汉简《诗经》，在中国考古界称《阜诗》，是现存最早的《诗经》古本。《阜诗》展现了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早期风貌。虽然残简断编，破碎得惊人，但仍整理出一百多个破碎的简片，包括今本《诗经》、《国风》中的近六十篇诗和《小雅》中的《鹿鸣》、《伐木》等，遗憾的是已无一首完好者，有的仅存篇名。《汉志》载：诗有鲁、韩、齐三家及毛传。清人陈乔枞《诗经四家异文考》云：“四家之诗，其始口相传授，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各用其乡音，故有同音而异字，同字而异音者。”今阜阳汉简《诗经》与上述四家又皆不同，有异文近百处，多为同音假借，也有些异义的异文。中国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马王堆帛书与楚文化的流传》一文中，曾推测《阜诗》也许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种本子。对此，韩自强比较认可这种说法。《阜诗》的发现，无疑是我国文学史和古文献研究中的大事。

    阜阳汉简《周易》，整理出三百多个破碎的简片，包括今本《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其中有卦画、卦辞的九片，有爻辞的六十多片。阜阳汉简《周易》保存下来的卦画仅有五个，分别是大有卦、林(临)卦、贲卦、大过卦、离卦。阜阳汉简《周易》卜事之辞为固定的格式，指出各种天象和人事的吉凶，如晴雨、田渔(田猎和捕鱼)、征战、事君、求官、行旅、出亡、嫁娶、疾病等等。阜阳汉简《年表·大事记》，上起西周，下迄于汉。记周秦以来各国君王在位之年。此简残断尤甚，现存一百七十余片，绝大多数不相连属。表中王、公、侯、伯，多以谥号称谓，楚熊噩(鄂)、吴州于等称号。王、公、侯、伯之上皆未标国名，可能当初此卷简札右起第一支简专列国名，可惜已经看不到了。《大事记》仅存少量残简。阜阳汉简《万物》，初始研究称《杂方》。后在汉简中发现有一些关于医药卫生、物理、物性的残简，原来没有书名，整理时根据内容，并参用简中“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一语，重新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片计一百三十余条，这是阜阳汉简中最为完整的一部分，有一支残简最长约21.6厘米，存三十余字。其余长短不一，有字多寡不等。其叙事叙物，基本上一句一读，两句之间用墨点的圆点隔开，一支简有二、三句者。主要内容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医药卫生方面，一类是物理、物性方面的内容。另外还有一部分关于动植物养殖与捕获方面的内容。但大都与生活实际相关，好象是当时的自然科学技术常识，可以归入“方技”、“方术”一类。《万物》究竟是一种什么书。初始曾把其与《山海经》、《博物志》、《淮南万毕术》、《神农本草经》等书相比。后发现都不似，猜测《万物》可能是早期的“本草”、“方术”书。阜阳汉简《万物》的整理与发现，对研究我国医药学史和自然科学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阜阳汉简《作务员程》，此古籍名称，见于云梦秦简《为吏之道》一书：作务，作业工技之流；员程，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此类简近百片，也残破得相当厉害。主要内容有器物制造、建筑工程、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规格、标准，以及每人每天的工作量。与此有关的，还包括一些度量衡制度的材料，可补文献之阙遗，可惜材料不多。阜阳汉简《行气》，残存不多，内容主要讲行气的功能和方法。阜阳汉简《相狗经》，仅残存数条，讲狗的体态特征与善走的关系。《汉志·数术略》形法家中有《相六畜》等书，此既其类。阜阳汉简《辞赋》共有九字，在阜阳汉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之体裁，未明作者。阜阳汉简《刑德·日书》约有数百余片，内容多为星象、天文与人间活动吉凶的关系，如“日辰星皆大凶，不可祭祀、作土事、起众、益地”。《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日为德，月为刑，月归万物死，日至万物生。”汉人十分迷信，言行举止，皆要避凶取吉。此类书即为当时必备的工具书，马王堆汉墓中曾出土此方面的古籍。

　　木牍，共三块，一块较完整，两块已残破，皆为书籍篇题。完整的一件，正、背两面各分三行书写，今存篇题四十六条，内容多与孔子及其门人有关，如“子曰北方有兽”等等。这些篇题的内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语》和《说苑》、《新序》中见到，旧说以为《孔子家语》和《说苑》、《新序》系刘向伪作，今阜阳汉简木牍证明早在西汉初期，已有类似的书籍。最后，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阜阳出土的汉简，各种书籍书体各不相同，《苍颉篇》走笔则郁拔纵横，《诗经》则飞龙走蛇，《作务员程》则严谨端庄，《辞赋》则温文清秀，每一种古籍走笔都有不同之处，应该说，出土的阜阳汉简古籍，对于研究书法艺术及书法史来说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双古堆出土的阜阳汉简，韩自强已经苦苦研究了27年，其《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一书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还需要说的一件事，阜阳汉简已引起国外许多学者的关注。早在1984年，日本书道连盟常务理事浅见笕洞先生随团访问中国，在北京故宫濑芳斋看到了阜阳汉简。浅见笕洞先生回国后，即在日本夏期书道大学讲座中作了激情洋溢的演讲。后来这篇洋洋近万言的《关于新发现的阜阳汉简》被阜阳市(县级市)志第二集中予以刊载。尾声双古堆出土文物已时隔27年，该进博物馆的文物也收藏起来了，阜阳汉简研究也进入了倒计时。然而，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还有一丝遗憾。韩自强说，当年挖掘双古堆时，北面还有一个单古堆和姚古堆，因为资金问题没有进行挖掘。而这两处古堆，可能都是汝阴侯家族墓，如果不进行发掘，将来会被埋在新建筑地下。自1977年至今，韩自强先生一直致力于双古堆出土的阜阳汉简研究工作，27个春秋，他殚精竭虑地通过这批价值连城的出土汉简，穿越时光隧道，走进秦汉先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探索秦汉文明的奥秘，无怨无悔。在汝阴出土如此大规模的墓葬文物，并在这处遗址上创造出如此丰富显赫的文明成果，表明古时汝阴也是中原政治文化的中心城市之一。由此可知，阜阳是远古文明的圣地，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可以说，阜阳双古堆出土的这批汉简是远古先民给我们留下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我们惟有不懈地努力，与远古先民对话，探索、沟通、传承那神秘的汉简文明所发出的永恒光辉，让阜阳汉简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