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初，于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 号墓出土一批西汉时期的郡县级行政档案。其中一方题为《集簿》的木牍，上面记载了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经济概况。简牍整理者认为这方木牍“可能是东海郡上计所用的底稿或副本”（注：《尹湾汉墓简牍·前言》， 中华书局1997年9月出版。以下凡引此书处，不再注。）。与此同时出土的还有《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等，当也是与上计有关的资料。这批文书对于了解汉代上计制度很有帮助。现略陈管见，以就教专家。

　　　　　　一　墓主师饶其人

　　尹湾6号墓中为什么葬有与上计有关的文书资料呢？ 回答这一问题，必需先弄清楚墓主师饶其人。

　　6号墓中藏有随葬品10件名谒和衣物疏证实，死者姓师名饶， 字君兄。西汉成帝元延年间曾任法曹、功曹史等职。功曹史，“主选署功劳”（注：《后汉书·百官志书》。），即负责一郡吏员考绩、升迁等事务。虽百石小吏，但地位重要，被视为吏员中的“主吏”（注：《史记·高祖本纪》：“萧何为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郡之极位”（注：《汉官仪》：“督邮、功曹，郡之极位”。）。汉代郡县属吏，均由郡守、县令任命。这位功曹史师饶，自然是东海郡太守的亲信。

　　从墓中的随葬品看来，这位功曹史也非平庸之辈。6 号墓出土的简牍，除行政文书外，还有文学作品和各种术数资料。一篇题为《神乌赋》的作品，不仅词句典雅，且多处引用《论语》、《孝经》、《诗经》、《礼记》、《周礼》、《淮南子》等典籍（注：《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乌夺巢故事》，《文物》1997年第1期。）。这篇660余字长的佚名汉赋，无论是否墓主本人的著作，作为陪葬品，足以显示死者的爱好和具有的较高的文化素养。墓中存放的10方名谒，是师饶与东海郡太守、沛郡太守、琅邪郡太守、长安令、楚相，以及容丘侯、良成侯等地方高级官吏和社会名人互致问候、交往酬酢之物。这表明此公交游广泛，地位显赫。
　　了解墓主师饶的上述情况，不难判断出他与这批上计文书的关系。一般说来，作为陪葬的物品，总是与墓主人有某种特殊情结。就职掌而言，任功曹史的师饶与一郡的上计事务，并无直接关系。他如此珍爱与上计有关的文书，死后将其置于身旁。很有可能是因为生前曾参与过该《集簿》的编制，或担任过东海郡的上计吏。从以上所述情况看来，功曹史师饶，以其在郡府中的地位、文化水平，以及与太守的关系，都能胜任郡上计吏一职。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我们对于汉代上计制度，就会有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二　上计制度

　　所谓上计，即由地方行政长官定期向上级呈上计文书，报告地方治理状况。县令长于年终将该县户口、垦田、钱谷、刑狱状况等，编制为计簿（亦名“集簿”），呈送郡国。根据属县的计簿，郡守国相再编制郡的计簿，上报朝廷。朝廷据此评定地方行政长官的政绩。这种考评地方官的方式古已有之。秦汉时已有较完备的制度。汉代并颁布有专门的法规《上计律》。可惜该律早已不存，而今仅见一律目（注：《周礼·春官·典路》：“大宾客亦如之”。注：“亦出路当陈之”。郑司农云：“‘汉朝《上计律》：‘陈属事于庭’。”）。本文仅根据有关史料，对汉代郡国上计的几项主要制度，略述如下。

　　　　（一）上计吏的选派

　　汉代，上计吏非常任职务，必要时由郡太守临时委派。《后汉书·百官志五》云：郡国“岁尽遣吏上计”。可见此“吏”不是专门职称。否则必然会写明“遣上计吏”上计。严耕望先生已有此说，本文从之（注：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上编》（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4年版。）。不过两汉时期，具体担任此职者，有所变化。最初曾规定由郡丞奉计京师。《汉书·严助传》：“愿奉三年计最”。如淳注：“旧法，当使丞奉计”。又如《汉书·朱买臣传》：“坐中惊骇，白守丞”。张晏注：“汉旧郡国丞长吏与计吏俱送计也”。也就是说，由丞代理郡守，率长吏、计史等，奉计京师。颜师古同意此说，并解释道：“谓之‘守丞’者，系太守而言也”。但是，实际上又多由长吏（或作长史）代丞上计。以下诸条记载均作如是说：

　　《汉书·黄霸传》载，京兆尹张敞奏霸：“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其对”。又：“丞相图议上奏曰：‘臣问上计长吏守丞以兴化条，皇天报下神雀’”。

　　《汉书·王成传》载，宣帝“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

　　《后汉书集解·百官志一》注引《汉旧仪》：“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遣敕曰：‘诏书数下，禁吏无苛暴。［守］丞长史归告二千石……’。”

　　《汉旧仪》：“御史大夫敕上计［守］丞长史曰：‘诏书数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长史到郡与二千石同力为民兴利除害，务有以安之，称诏书’”。

　　以上各条中的“守”字，即非本职而兼领事。“守丞长吏”，或“长吏守丞”，即由长吏代理丞长计中央。此办法，仅实行于西汉。东汉时，径直由长吏上计。如：

　　《后汉书·应奉传》注引《谢承书》曰：“奉少为上计吏，许训为计掾，俱到京师”。

　　《后汉书·杨终传》沈钦韩注：“《论衡》云：‘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

　　《后汉书·赵壹传》：“光和元年，举郡上计到京师”。

　　师饶乃成帝时任东海郡功曹史。若曾担任上计吏，也即以长吏代理丞奉计京师。

　　　　（二）上计吏的任务

　　郡上计吏的任务，大致有两项：

　　1.送达郡上计文书和与“计偕”的物、人，至京师。

　　受命郡太守送达上计文书至京师，同时接受朝廷的审核、询问，是上计吏的基本任务。上计吏至京师，由丞相负责受计书（注：西汉后期至东汉，也曾由司徒受计。《汉旧仪》：“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丞长史上计事竟”。《后汉书·赵壹传》：“是时司徒袁逢受计”。）。宣帝也曾下诏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直伪毋相乱”（注：《汉书·宣帝纪》。）。实际上则是由丞相主持会议，令朝廷各行政机关长官及其它有关人员共同审核上计文书。《汉书·黄霸传》：“京兆尹张敞奏霸曰：‘窃见丞相请与中二千石、博士杂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为民兴利除害成大化条’。”此处所说的参加审核上计文书的“中二千石”，指中央各行政机关长官，所谓“九卿”：太常、光禄勋、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卫尉、执金吾等（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指教授经学及典礼事宜，备皇帝顾问的学官。

　　上计吏与上计文书同时送达的“物”，指郡国贡奉“天子”的土特产品，此当是定制。《礼记·射义》：“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注：“岁献国事之书及计偕物也。”疏：“汉时谓郡国送文书之使谓之为计吏，其贡献之物与计吏俱来，故谓之计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献国事之书，又俱献“贡物”。所以有人云：“计吏职贡方物”（注：《汉书补注·朱买臣传》注。）。
　　至于偕计书送至京师的“人”，则非常制，而是根据专门的诏令办理。例如：

　　《汉书·武帝纪》载，元光五年诏，“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这是令各郡国征召人才，“与计偕”送至京师，并令沿途各县为该人员供应饮食。

　　《汉书·儒林传》载，元朔五年诏，“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此诏令征召品学兼优者，“与计偕”送至太常。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九年，令司隶校尉、部刺史岁上墨绶长吏视事三岁已上理状尤异者各一人，与计偕。”

　　此诏令各郡选拔优秀中等官吏，“与计偕”送至京师。

　　2.参与朝廷重大祀典。

　　上计吏的地位虽低下，由于代表郡守上计，是一郡的代表人物，因而很受朝廷重视。东汉时，郡计吏抵京师，大鸿胪曾以迎诸侯王之礼接待。《后汉书·百官志二》大鸿胪条本注：“诸王入朝，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抵达京师后，居住专供郡国上计吏住的馆舍“郡抵寓”。如此接待，或如大匠应顺所言：“百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直装衣物，敝朽暴露，朝会邈远，事不肃给。晋霸国盟主耳，舍诸侯于隶人，子产以为大讥，况今四海之大，而可无乎”（注：《后汉书·百官志二》注。）。

　　上计吏于岁终抵京，即参加正月旦，天子会见百官朝贺的大典（注：蔡质《汉仪》：“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各陪朝贺。蛮、貊、胡、羌朝贡毕，见计吏”。）。在京期间，国家举行大典，上计吏也应召参加，如宗祀大典、大丧、会陵之礼（注：《后汉书·明帝纪》、《后汉书·礼仪志下》等。）等等。汉武帝时，上计吏参加泰山封禅大典，史书还特书一笔。上计吏参加祀典，不仅要行礼如仪，有时还令其在神轩前，报告一郡的政绩。《后汉书·礼仪志上》载，举行会陵之礼时，令“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看来，这是统治者在借助“神”的权威，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京期间，除参加祀典之外，上计吏有时还会受皇帝召，对答所问郡中的有关问题。如《汉书·王成传》载，宣帝“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再如，《汉旧仪》载，皇帝曾下诏令御史敕问计吏的具体问题：“问今岁善恶孰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与往年？对上”。有时皇帝还亲自询问计吏。如：《后汉书·张堪传》载，“帝（光武）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及前后守令能否”。

　　3.上计的时间

　　有关上计的几个时间，史籍上本有明确记载，有人不解其间的区别，将其混为一谈。兹分述如下：

　　一是“计断”时间。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所谓“计断九月”，即每年度的各项统计数字至九月底截止。因为秦以十月为岁首，九月底也就是岁终。汉代承袭此制。太初改历后，也仍然是“计断九月”。对此，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解释的很清楚。他说：“汉初以十月为岁首，朝会在十月，计吏自不得不以九月为断。自太初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计文书仍断于九月者，计吏岁尽即诣京师，不及候至十二月。郡国之远者若必断于岁尽，即不及赴正月旦之朝会，故断于九月”（注：沈家本：《汉律摭遗·上计律》。）。

　　一是起程赴京上计时间。《后汉书·百官志五》云：县、邑、道“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郡国“岁尽遣吏上计”。也就是于“岁尽”令上计吏起程赴京上计。此处没规定具体的日期，因为起程具体日期，应以各郡国离京师路程远近而定。路远的动身早，路近的动身晚，以能按时参加正月旦之朝会为宜。李贤于“岁尽遣吏上计”之后，引卢植“计断九月”之说，不妥。这样就将计书统计数字的日期与动身起程赴京的时间混淆了。

　　一是受计时间。此项，史籍中未见有明确记载，可能就在朝会之后。《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又：太初元年，“春还受计于甘泉”。这两次的受计时间和地点，均非常制。沈家本的解释可备一说：“受计当在京师，甘泉距长安不远，武帝常驻跸之所，即与京师不异。惟泰山非受计之地，而郡国计吏咸集焉，殆当日行幸之年，正月无朝会，而诸侯之来朝者并集于行幸之处，而计吏亦咸集欤”（注：沈家本：《汉律摭遗·上计律》。）。就是说，这一年春因武帝行幸泰山，于是就便在此受计。除此之外，在泰山受计还有一层原因在于，封禅是帝王为表明自己受命于天所举行的祭祀天地的典礼，此时此地，令计吏报告工作，自然是为了显示皇帝的神圣地位和统治能力。

　　　　（三）统计制度

　　上计文书，是一册通篇统计数字的文书。这些体现着地方行政长官一年政绩的数字，是朝廷考核官吏劳绩的依据，也是制定一国施政方针的重要参政资料。因而计书中所立项目、统计数字必须统一、精确、真实。为了使得从地方基层，经过县，到达郡的各项统计达到上述要求，秦汉时已经制定种种制度。从而使我们在今天仍可感觉到，这些统计不是乱杂无章，而是井然有秩。秦汉简牍中见到的一些法令条文，即是计书中的统计精确、真实的法律基础。例如，为了保证全国各地对谷、稻产量计算的统一，秦《仓》律规定：

　　稻后禾熟，计稻后年。

　　这就是说，稻与谷的收获时间不同，晚稻的收获可能在来年。“计断九月”，因而只能将稻的产量数额，记在下一年度的帐上。

　　为了避免统计发生重复，秦律对于某些特殊的钱粮支出如何统计，有具体规定：

　　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

　　此律颁行于秦置郡以前，因而各县直接向中央机关上计。“食者”，指中央列卿所属“都官”在各县领取口粮者。所以该律规定，各县计吏上计簿时，应将都官在县领取口粮和其它费用者的名籍一并呈上。都官应在结账时核对名单，以免发生差错。有此规定，各机关在统计谷物这类支出时，就避免了重复统计。

　　汉简中有关资料说明，为了确保计书中呈报的事实与数字准确不误，郡府十分强调各县对呈上的计簿要经过认真校对、核实。汉简中有以下简文：

　　①□长丞拘校，必得事实。牒别言，与计偕如律令，敢告卒人。掾定、属云、延寿、书佐德（注：《居延新简》E·P·T53:33A、B）。

　　②拘校，与计簿相应（注：《居延新简》E·P·T52:576）。

　　③卅井言，谨拘校二年十月以来计最。未能会，会日谒言解（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430.1,430.4）。

　　④书到，拘校处实， 牒别言（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下）317.6）。

　　所谓“拘校”，即“鉤校”，“乃钩稽比较之意”（注：于豪亮：《居延汉简丛释》，《文史》第十七辑。），也就是校对、核算。将以上四条简文综合一起来看，即郡府命令所属地方基层、各县对上计文书要认真核对。发现错误，要查出原因，所谓“拘校处实”、“必得事实”。并要另附文书说明，所谓“牒别言”，与计簿一并呈上。

　　除了各县对于所上计书要认真“拘校”外，郡府还要求呈送《集簿》时，将其中某些项目的明细账目，另列清单（所谓的“牒”），作为副件一并呈上，以备郡府直接复查、审核。如汉简：

　　阳朔三年九月癸亥朔壬午，甲渠鄣守候尉顺敢言之。府书：“移《赋钱出入簿》与计偕”。谨移应书一编，敢言之。

　　　　　　尉史昌（注：《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35.8A、B）

　　此简所说的“应书”，即根据郡府命令，随计书一并呈上的《赋钱出入簿》。

　　但是，由全国各地呈报上来的各项统计数字，要做到完全不发生差错是不可能的。于是便有了如何处罚产生差错的责任者的问题。秦汉法律对此也有规定。首先是关于如何区分统计中所发生差错性质的规定，汉简中有“书误”、“实误”之别（注：《居延新简》第355、364、 258页。）。“书误”，也即“笔误”是一种过失。“实误”是实际亏空、短缺，对此需要查明原因。秦律中有“大误”、“小误”之分。并明确规定：“计算错人户、马牛及诸货财值过六百六十钱为‘大误’，其它为小”（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对于会计、统计中出现的差错，按其性质、严重程度，分别给于处治。如汉简中有条简文载：“坐移正月尽三月四时吏名误”（注：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85.32）。即因所上“四时吏名籍”中有差误而受处罚。再如， 《汉书·武帝功臣表》载，“众利侯郝贤，元狩二年，坐为上谷太守人戍卒财物，上计谩，免。”师古注：“上财物之计簿而欺谩不实”。“谩”，指欺谩，故意犯罪。此上谷太守的行为，不是偶而失误，而是汉宣帝所说的：“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是一种重罪，应该“免职”。

　　　　　　三　上计文书《集簿》的内容

　　关于汉代上计文书《集簿》的内容，据胡广《汉官解诂》所言，为“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等几项。现从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集簿》来看，胡广说的仅是郡县上计的基本内容。东海郡上计《集簿》所载，远远多于胡广说的几项，而且不仅是简单的数字，且间有说明。这册题为《集簿》的木牍，正反两面书写，约650字，22行。 现按其内容的性质，归纳为四类，分别评述如下。

　　　　（一）地区面积和行政机构

　　《集簿》专有一项写明东海郡地区面积：“界东西五百五十一里，南北四百八十八里。如前”所谓“如前”，即和已往一样，没有变动。上计文书有郡地区面积一项，十分必要。郡太守是国家封疆大臣，有责任、有义务卫护疆域完整。《集簿》申明郡地区面积“如前”，即完整无失，表明本郡守履行了自己卫护疆土的职责。

　　《集簿》以七个项目分别列出该郡各级行政机构和其它各类机构，以及全郡吏员人数，以表明本郡各类机构的设置完备，吏员配置整齐，各机构均有人员司职、行政（注：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该文附有各类史员统计表，甚详，《文物》1997年第1 期。）。这里不详述。

　　　　（二）农业经济

　　《集簿》中，关于农业经济方面的上计有四项：

　　1.“提封五十一万二千九十二顷八十五亩二□……人。如前”。“封”，疆界、限域（注：《左传·襄公十三年》：“田有封洫”。）。“提封”，指一郡土地总数。《汉书·刑法志》：“提封万井”。李奇注：“提，举四封之内也”。《文选·西都赋》：“提封五万”。臣瓒注：“提，撮凡也。言大举顷亩也”。就是说，该郡的土地面积，如以前一样，共有512092顷85亩余。

　　2.“□国邑居园田廿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十九万百卅二……卅五万九千六……长生”。此项缺字较多，难以了解原意。兹录下所见与其有关的资料两则，提出初步意见，以俟详考。
　　①《汉书·地理志下》在录下汉代“提封田”之后，即在田亩总数后，又分别列出“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田”，“可垦不可垦”田和“定垦田”。《集簿》在“提封”田亩数后，所说的“□国邑居园田”（注：史籍中常见将“邑居”等占用土地，列为“不可垦”土地。除本文所引《汉书·地理志》外，其它如《食货志》：“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刑法志》：“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占用土地若干亩，是否也在说明东海郡的“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各有若干亩？

　　②《后汉书·黄香传》载，东汉延平元年，黄香“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这类“园田”不仅魏郡有，边远郡国也有。汉简中就有由戍卒耕种的“园”田。这就是说，汉代郡及其所属各县的行政机关占有此类“园田”。《集簿》此项说的“园田”若干亩，是否也是这类土地数额呢？

　　3.“种宿麦十万七千三百□十□顷。多前（注：多前，指多于上一年度。《后汉书·刘般传》：“吏举度田，欲令多前”。注：“多于前岁”。）千九百廿顷八十二亩”。

　　武帝时，董仲舒提倡广植宿麦（注：《汉书·食货志》。）。此后常有主张种植宿麦，以救济灾民的记载。如《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三年诏：“劝有水灾郡种宿麦”。汉简成帝《永始三年诏》：“往秋郡被霜，冬无大雪，不利宿麦，恐民……”云云。朝廷如此重视种植宿麦，东海郡本年度宿麦“多前千九百廿顷八十六亩”，有此增产成绩，自然会引起朝廷注意。

　　4.“春种树六十五万六千七百九十四亩。多前四万六千三百廿亩”。

　　《集簿》此项说的“春种树”数目，以亩计算，当不会是通常所说的树木。否则，一年种656794亩树，按《集簿》所说的全郡266290农户计算，每户至少要种二亩半树。树是多年生植物，每年种如此多的树，逐年累计，将是很大数字。此处说的“树”指的是桑树。“种”，也不仅指栽种，而说的是耕种，曾有“耕桑”之说。汉时，农桑并重，主张“方春，农桑兴”。在诏令、政府文书中，常云“劝督农桑”、“勉务农桑”、“勉劝农桑”等等。如此说来，每户有两亩多地的桑树，用以养蚕，是可以理解的。东海郡贯彻朝廷“劝农桑”政策，鼓励“春种树”，并于这一年种桑，“多前四万六千三百亩”。这自然又是一项值得夸耀的成绩。

　　　　（三）财政

　　《集簿》中，财政方面上计内容有两项：

　　1.“一岁诸钱入二万万六千六百六十四万二千五百六钱”。“一岁诸出钱一万
　　附图 四千五百八十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一”。这就是说，本年度收入减去支出，还余120808115钱。

　　2.“一岁诸谷入五十万六千六百卅七石二斗二升少□升。出四十[原字为廿右加廿组成]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一石四斗□□升”。就是说，本年度谷物收获量，减去支出数，还余九万四千五十五石八斗二升余。

　　钱、谷两项均有如此多的余额，表明东海郡本年度在财政管理方面也卓有成效。

　　　　（四）民政

　　《集簿》中的内容，可列为民政—门的上计项目有四类，分述如下：

　　1.户口。

　　户廿六万六千二百九十。多前二千六百廿九。其户万一千六百六十二，获流。

　　口百卅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原字为廿右加廿组成]三。其四万二千七百五十二，获流。

　　男子七十万六千六十四人。女子六十八万八千一百卅二人。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

　　以上三种中有两事，当说明之：

　　①两书“获流”。

　　“流”，指因遇灾荒而流亡的百姓。成帝建始、河平至鸿嘉年间，黄河数次决口。河水溃溢横流，大者流经四五郡、百余县。东海郡处黄海之滨，虽未直接受黄河泛滥淹没，但灾民流徙此郡，自然有之。每遇灾荒，统治者恐“人民流散，盗贼将生”（注：《汉书·沟洫志》。），便令地方政府妥善安置灾民，所谓“谨遇以文理”。令流落各郡者入籍定居，并赐田宅、什器、农具等。在这种情势下，东海郡积极安置流入本郡灾民11662户，42752口。《集簿》中两处令人注目地书上“获流”数，自然希望得到朝廷褒奖。宣帝时，胶东相王成自奏言：“流民自占八万余口，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注：《汉书·王成传》。）。此事对于本《集簿》起草者不会没有影响。

　　②女子“多前”。

　　《集簿》写明本年度东海郡人口总数后，又写上男女分别统计数，并说明“女子多前七千九百廿六”。就是说女子人口增长速比男子快。如此作比较说明，在此前历代“案比”资料中不曾见过。东海郡向来是女子增长速度慢于男子，因而人口少于男子。为何本年度突然“多前”如此数？令人费解。但是《集簿》作者如此书写的用意，是不难理解的。就是说，虽然东海郡男多女少，不平衡。但此状况不会长期影响本郡人口增殖，因为女性人口会逐渐增多。秦至汉初，连年战争，人口锐减。因此，汉代统治者就竭力鼓励增殖人口。早在惠帝时，就立法促使女子早婚：“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汉书·惠帝纪》。）。应劭注：“《国语》：‘越王勾践令国中女子十七不嫁者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此说甚是，提倡女子结婚，甚至早婚，是为了“繁息”人口。《集簿》特意说明东海郡女子人口已在逐年增多，即考虑到了郡人口日后增长的问题。人口状况如何，是评定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方面。例如《汉书·循史传》中的6位循史，就有3位有“户口岁增”、“户口增倍”之类的评语。东海郡太守不能不注意本郡男女人口的比例问题。

　　2.赈济贫困。

　　赈济贫困，是郡守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在上计文书中不能不专列一项：

　　以春令成户七千卅九，口二万七千九百廿六。用谷七千九百五十一石八斗□升半升。率口二斗八升有奇。

　　汉代初期，较注意赈济贫困。文帝曾提出“方春和时”，“赈济孤独穷困之民”（注：《汉书·文帝纪》。）。此后遂为制度。《后汉书·百官志五》本注曰，凡郡国“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何为“乏绝”？刘昭注引《礼记·月令》疏曰：“暂无曰乏，不续曰绝”。如此说来，春季青黄不接之际，郡国应赈济贫困农户。这就是所谓的“因时施政”的“时令”。也就是《集簿》说的“以春令成户”。为何名曰“春令”呢？此词系仿《礼记》中的“月令”而来。《礼记·月令》疏引郑氏目录曰：“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春令”，即随春时而行令，表示按汉代制度，“振救乏绝”是郡太守春季应实行的政务。所以，汉时有太守“行春”之说（注：《后汉书·郑弘传》、《周章传》等。）。综上所述，可知《集簿》所说，“以春令成户”。若干，即按制度于春季救济贫困农户若干。为此用谷7951石，8斗余。平均每人发放谷二斗八升多。显然， 这是东海郡实行的一项“仁政”，上计文书中岂能没有。

　　3.矜老幼、尊高年。

　　《集簿》中关于矜老幼、尊高年的内容，有以下两项：

　　年八十以上三万三千八百七十一。六岁以下廿六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凡廿九万六千四百五十九。

　　年九十以上万一千六百七人。年七十以上受杖二千八百廿三人。凡万四千四百九十三。多前七百一十八。

　　这两项虽然是人口年龄统计数，但却不是陈述人口年龄构成问题。从其统计方式看，可能是呈本郡“矜老幼、尊高年”成绩。试分析如下：

　　①将“八十以上”和“六岁以下”年龄的人口列为一项，并相加出总数，只有一种用途，即为了陈述贯彻、执行“矜老幼”的刑法政策。汉代，标榜奉行《周官》所谓的“三赦”主张。据颜师古解释，幼弱，即七岁以下。老眊，即八十以上（注：《汉书·刑法志》注。）。此年龄段内的人犯罪，可减免刑罚。据此主张，景帝后三年下诏：“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宣帝元康四年下诏：“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成帝时也有此类诏令并将赦宥幼弱年令的下限“八岁以下”改为“七岁以下”。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注：《汉书·刑法志》。）。《集簿》在此项虽未作文字说明，但其统计方式，是要表述东海郡在司法中贯彻宥幼弱老年政策的情况。

　　②《集簿》将“年九十以上”和“七十以上受杖”数相加，并说明此两者的人数“多前”若干，自然是在陈述东海郡本年度执行“尊高年”政策的成绩。此事不必详述。仅有一点值得一说，《后汉书·礼仪志中》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辅之糜粥”。有人据此而认为，汉代凡年七十者，均授杖。从《集簿》的统计数字看来，并非如此。据《集簿》所记，“年九十以上”11670人，“年八十以上”33871人。而“七十以上受杖”者2823人。如果说，年满七十就受杖，那么此受杖人数，大大少于九十、八十者。这是不可能的。“受杖者”只能是“七十以上”人的一部分。《礼仪志》说，“七十始受杖”，当另有其它条件。

　　　　（五）置三老孝弟力田以导民

　　《集簿》中专有一项说明“三老”、“孝弟”、“力田”人数：

　　县三老卅八人，乡三老百七十人。孝弟、力田各百廿人。凡五百六十八人。

　　三老，汉初即置。高帝二年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注：《汉书·高帝纪上》。）。关于孝弟、力田，文帝十二年始置，并同时规定按人口比例选择之，“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注：《汉书·文帝纪》。）。《集簿》中的乡三老，是一乡一人。孝、弟、力田，是按人口比例置定的。《集簿》中的三老、孝、弟的设置，有两点值得注意：

　　1.《集簿》将三老和孝、弟、力田列为一项，并没有将其列入县、乡吏员。《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也没将三老列入县乡吏员。而《汉书·百官公卿表》与此不一致。将三老作为乡官，与其它乡官列在一起：“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

　　2.从《集簿》中的县、乡三老，以及孝、弟、力田的总数来看，孝、弟是分开的。这与文帝十二年诏，以及其后西汉有关诏令是一致的。而东汉时有些诏令则与此不一致，将“孝弟”作为一员。明显的例子有东汉明帝即位诏：“赐爵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注云：“三老、孝悌、力田，三者皆乡官之名”。又：元和二年诏：“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也是将“孝弟”作为一员，显然有误。

　　三老“掌教化”，职在“帅众为善”。置孝、弟、力田，也是为了“劝导乡里，助成风化”。《集簿》列出本郡三老、孝、弟、力田数目，作为上计文书的一项内容，意在表明郡太守也很重视当时的精神文明建设。

　　读过一册《集簿》后，大大增加了我们汉上计文书的了解。其中有些项目，是在此之前不可能想到的。但据史籍记载，另有一些内容，却未列入此《集簿》。例如：

　　1.《汉官解诂》载，郡上计文书中应有“盗贼多少”一项。有关史料证实此说可信。如宣帝时任丞相的魏相说：“案今年计（注：杨树达《汉书窥管》：“计为郡国所上计簿”。），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注：《汉书·魏相传》。）。如果计簿中没有“盗贼多少”的统计，丞相如何知道此情况。可能随《集簿》呈上的另有专门统计“盗贼多少”的附件。

　　2.《汉官解诂》载，各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廷尉“劳勉”，需由郡提交“功状”为依据。由此可知，郡上计文书中应有郡及所属各县吏员功状。《周礼·天官·小宰》：“岁终，则令郡吏致事”。郑注：“使赍岁尽文书来至，若今上计”。疏：“汉之朝集使谓之上计吏。谓上一年计会文书及功状”。据此，可以认为《集簿》缺“功状”一项。本文开始曾提到，与《集簿》同时出土的还有《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等，或即与“功状”有关的文书，随《集簿》一并上呈。

　　除以上所述，郡上计吏还要奉上本郡“宗室名籍”。《后汉书·百官志三》载，“郡国岁因计上宗室名籍”。此名籍虽也为“计偕”文书，但不是考核郡守工作的项目。

　　最后，这篇上计文书写法上的特点，也值得作一评价。

　　郡上计文书，是郡太守的述职报告。写的如何，主要决定于郡太守一年来工作的如何，但如何编写也很重要。元帝年间，曾任御史大夫的贡禹说：“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注：《汉书·贡禹传》。）。这就是说，当时，地方各郡国都很注意挑选善于编写计簿者，担任此职。成书于这一时期的《集簿》，其中有无“欺上府”之处，由于没有其它资料核对，难以断言。但其写法上的特点，足以说明这篇文字是编写计簿里手的作品。作者仅以600 余字便概述了该郡一年的行政事务。所列的计书项目，多是朝廷令地方政府应当认真办理的事情。这便表明东海郡的政务是按照朝廷的方针、政策进行的。对于郡太守的功绩，《集簿》没有费笔墨宣染、称颂。而是以比较方法，在文中用几个“如前”、“多前”，将东海郡一年来的进步显示出来。这种简洁、明确的陈述，正是行政文书的书写笔法。所有这些也表明西汉中后期，地方政府在上计方面，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