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一书，历来争论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三个问题。第一，今本《尉缭子》是杂家《尉缭》还是兵家《尉缭》？第二，《尉缭子》成书于什么年代？第三，《尉缭子》的作者是梁惠王时的尉缭还是秦始皇时的尉缭？现将这三个问题的分歧点和我们的看法分述如下，作为《尉缭子》的简介。

第一，今本《尉缭于》是杂家《尉缭》还是兵家《尉缭》？

《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杂家《尉缭》二十九篇，下注“六国时”三字；另有兵形势家《尉缭》三十一篇。都与今本《尉缭子》二十四篇不符。因此引起了今本《尉缭》究竟是杂家《尉缭》还是兵家《尉缭》的词题，迄今尚在争论中。

我们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两种《尉缭》，但唐初魏征撰修的《隋书·经籍志》却只著录了杂家《尉缭》一种；魏征在另一著作《群书治要》中又收录了《尉缭》四篇，其内容基本与今本相似。足见唐初只有一种《尉缭》(即今本《尉缭》)流传下来，而魏征将其归入杂家。五代时，后晋刘昫撰修的《旧唐书·艺文志》以及北宋欧阳修撰修的《新唐书·艺文志》也都将此《尉缭》列入杂家，而无兵家《尉缭》。但是与欧阳修大约同时的王尧臣等，则在北宋景佑间(公元1034-1038年)编辑的《崇文总目》中，将《尉缭子》列入兵家。宋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又把《尉缭子》列为《武经七书》之一。查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卒于1072年，不但与王尧臣基本同时代，而且与宋元丰年间也很接近。由此，可以断定欧阳修、王尧臣所见到的《尉缭子》以及《武经七书》中的《尉缭子》应是相同的书，只是由于欧阳修与王尧臣等的观点不同，欧把它按先例归入杂家，而王等则把它归入兵家罢了。本来《汉书·艺文志》早已注明，所有杂家都是可入兵家的。我们从今本《尉缭子》的内容看，它主要还是谈的军事问题。虽然其中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等问题，但这些本来就是与军事有关的东西。因而北宋以后，把《尉缭子》列入兵家，进而列入《武经七书》也是正确的。

第二，《尉缭子》成书于什么年代？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年代，《汉书·艺文志》已注明“六国时”。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一批竹简中，发现若干《尉缭子》残简。经整理后，其内容与今本大体相符，银雀山汉墓已被断定为西汉武帝初年墓葬，其随葬竹简的书写时间当然还要早些。从其书写中不避讳汉初几个皇帝的名字如“邦”、“恒”、“启”、“彻”等来看，竹简书写时间应在汉以前。而竹简书写时间又必定在该书已经广为流传之后，那么，成书年代自然还应更早。所以《汉书·艺文志》注明“六国时”是可信的。

第三，《尉缭子》的作者缭尉是梁惠王时的还是秦始皇时的？

本来，《尉缭子·天官第一》就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句。因此一般都认为尉缭是梁惠王时人。但由于史书中，梁惠王时并无有关尉缭其人的记载，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却记载有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有个大梁人尉缭，被秦始皇任为国尉。因此，有人就认为《尉缭子》可能是秦始皇时的尉缭所著。这个问题至今尚在争论中，在没有发现更多的证据前，一时尚难定论。但我们认为，梁惠王于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距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5年)约八十多年，两个尉缭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既不是同一个人，那么，如果是秦始皇时的尉缭写的，为什么他与素始皇的谈话，偏要说成是与梁惠王的谈话呢？是托古吗？相隔只几十年，也谈不上“古”。托名吗？秦始皇的威名比“东败于齐”，“西丧地于秦，南辱于楚”的梁惠王显赫得多，身为秦国国尉的尉缭又何必要去托一个史无记载的尉缭之名呢？而且书中所谈的内容多是强调“务农战”、“修号令”、“明刑赏”、“审法制”等思想，都反映了当时山东六国变法图强的政治思想，这些主张，对梁惠王来说，无疑是力挽危局的有效办法。而对于早经商鞅变法，已经强大起来，正力图征服六国的秦始皇来说，则近于无的放矢的陈词滥调了。特别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载尉缭说秦王之词：“以秦王之疆，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纵，翕而出不意，此乃知伯、夫差、氵昏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勿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这些已为秦王所采用，并收到实效的谋略，却不见有一点反映于《尉缭子》书中，可见秦尉缭与《尉缭子》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此外，书中提到吴起与秦战而颂扬吴起，也说明《尉缭子》一书不可能是秦始皇时的尉缭所作，而是梁惠王时的尉缭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