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1年景帝去世后即位,在位54年.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在位期间超过50年的只有汉武帝以及清朝的康熙乾隆三人.汉武帝在位时东征西讨,扩大了汉朝领土并从根本上削弱了匈奴对中原的威胁.因此从来没有亲临战阵的他死后追谥为"武帝".然而汉武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并不仅仅限于武力征服,他的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更是引人注目.

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载的那样,汉武帝登基初年汉朝既没有天灾也没有人祸,仓廪充实,府库藏钱因为贯穿铜钱的绳子腐烂而无法计算,谷物也多有腐烂以至于无法食用.以这样的富裕为背景,汉武帝开始了大规模征讨匈奴的军事行动.但在汉武帝执掌朝政的头几年,还是贯彻了文景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一直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汉武帝第一次朝议讨论征讨匈奴.秦汉时的制度,不经过朝议实际上君主无法将自己的意图实施.这时候主张征讨匈奴的是担任九卿之一的大行(后改为大鸿卢,负责对外关系以及安置归顺的少数民族)的王恢,反对者则以三公中的御史大夫(副丞相即最高法院院长)的韩安国为首.西汉初年实行的三公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丞相虽然位高但在汉武帝时代并不得志,犹如荣誉性职位,实权渐渐向御史大夫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次与匈奴开战的朝议被否决.

第二年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马邑(山西省朔县)的富豪聂壹向王恢献了一计,愿意以诈降引诱匈奴单于然后埋伏人马加以剿灭.以此为契机,元光二年汉武帝再次召集群臣朝议并通过了王恢的建议.当年六月汉朝集中了三十万大军并任命各级统帅,确定了诱敌深入后将匈奴包围在马邑的计划.对此一无所知的匈奴单于这时也高高兴兴地带领十多万骑兵越过长城南下,前来夺取马邑.

然而半路上单于看到原野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十分疑惑,突袭了一个汉军的烽火台.审讯俘虏的结果知道了汉朝的计谋后大吃一惊,立刻全军退却.汉朝的大军虽然进行了追击,大草原上哪里跑得过匈奴的马蹄?这一战失败的直接结果就是主张动武的王恢被下狱处死,并导致了汉朝匈奴关系的破裂.马邑之战虽然双方都扑了个空,但看出双方的和平相当不稳固.此后匈奴连年入寇杀略边民,汉朝也不得不走向了军事征讨之路.此后就是大家熟知的卫青霍去病的活跃.

除匈奴以外,对朝鲜南越等地也进行了不间断的讨伐,并先后使其郡县化.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每次动辄动员几万十几万的士兵.如果考虑到负担后方运输的人力,实际动员的人数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军费开支以及对有功人物的封赏都耗费着财力.比如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大将军卫青以及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归来,对士兵的赏赐就超过了五十万金,即五十亿钱.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实行新的经济政策来支付巨大的财政开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被采用,一些有能力的官员被启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桑弘羊.在汉武帝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中,绝大部分为桑弘羊亲自实施.汉武帝去世后的汉昭帝初年作为御史大夫依然活跃.奇怪的是,这么重要的人物无论<<史记>><<汉书>>都没有为他作传.

汉武帝时代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元狩四年(公元前119),盐铁专卖政策的实施;

盐铁在汉朝为重要物资,当时的大富翁大多经营这两项业务.文景帝时期吴王刘濞的一大财政收入就是煮盐.战国以后铁器成为农具的主流,具有广大的市场.因此铁器的贩卖也具有高额利润.汉武帝为止的西汉对盐铁商人不过是收税,税金归入九卿之一的少府.这里有必要先将秦汉时的财政收入做一个简介.同为九卿之一,少府和大司农有不同的财政来源,少府的税收为皇家私有,大司农的税收为国库.比如汉朝初年实行的赋税制度,十五岁到五十六岁的人每年人头税一算(120钱,实际上多有减免),这笔钱归国库,而三岁到时十四岁的人每人每年20钱,这笔钱归少府,就是皇家的私房钱.这大概是周朝制度的残余.汉武帝为止盐铁等暴利行业的税收均为少府掌管.然而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在大约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不但将其移交了国库,还实行了国家专营.对于盐,西汉采取了民间生产后国家统一收购,然后国营统一贩卖的措置.对于铁,则从生产开始由国家垄断,在全国设立了五十处铁官,专门进行铁器的制造.以上的财政收入均归于大农,即国库.简单的说,原来国库没有任何的盐铁利润收入,如今不但是税收,连利润都归了国库.这当然大大增加了国库收入.这一政策实施的具体年月大约是公元前120年,正是对匈奴战争的期间.很显然,这个政策是为了支撑对外战争.

二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开始,均输法,平准法的实施　

和盐铁专卖制度同时而来的,是均输法平准法的实施.两条法律以国家统制物资的搬运和物价的调节来抑制大商人的利润,并试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均输法的内容并不明确,综合<<史记>>平准书,<<盐铁论>>等文献,大概是以下的内容:政府需要的物资从民间购买,但输送到中央没有质量保证.因此在各地设立均输官专门从事物资的购买和运输.很显然,平常由商人进行运输的利润也消失了,政府开支得以削减.五年后,在这一基础上更实行了平准法.由于中央对物资需求扩大以及各个部门竞争造成了物价波动剧烈.为了防止这一现象,事实上掌握这一政策实施的桑弘羊在物价低迷时买入并储存,在物价疯涨时卖出平易,两相结合防止物价剧烈波动,并杜绝大商人投机获利的可能性.平准法实行后一年各地输送到长安的绢就达到了五百万匹.盐铁专卖,中央又有了这样的物资储备,商人们已经很难做生意发横财了.

三 增税

除此以外,增税计划也在实施.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把西汉初年的税收政策简单列举.对于一般的人负担的税收主要有:

1 田租,汉高祖时代定为1/15,文帝时代再次减半达到1/30,公元前185年开始全部免除.景帝时代恢复到1/30.

2 算赋以及口赋,即人头税.算赋指15岁到56岁的人每年每人一算(120钱),实际上多有减免.汉文帝时曾经减少到40钱.这笔钱归入国库.3岁到14岁的人每人每年20钱称为口赋,这笔钱归入少府,即皇家私房钱.

3 财产税,个人财产估算,每价值一万钱的财产收取一算的税收,即120钱.显然,这个税收仅仅针对富商豪族.一般民众的财产到不了一万钱.

4 徭役,一般男子每年服徭役30天.如果不愿服役,可以以300钱代替,称为更赋.

以上就是西汉初年赋税的基本状况.汉武帝时代对财产税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商人每2000钱征收一算,手工业者每4000钱征收一算.简单地说,财产税一下子增加了2.5-5倍.同时对有车的人,一般的车征收一算,好一点的车征收两算,超过五丈长的船征收一算.对于一般民众,仅仅将口赋从20钱增加到了23钱.尽管口赋归入少府,多出的3钱却归入国库.

综合汉武帝时代的经济政策,很显然对一般农民的影响不大,但无论产业政策的调整(盐铁),物价的平抑(均输平准)还是税收政策的改变(财产税的增加)对于富商豪族则是毁灭性的打击.这并不是偶然的.在中国古代史的经济制度中一直有本末之争.农战为本,商业为末.汉武帝时代前贾谊晁错等对于天下"背本逐末"就颇有微词.当财政状况吃紧时,很显然要先拿"末"开刀.汉武帝自己也以身作则,将盐铁等利润巨大的行业贡献给国库后并没有给少府另行安排财源.反过来均输平准法的实行带来的是物价的平稳,这显然有利于一般民众.

汉武帝的经济制度依赖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就是货币的流通.这一点在现在不是问题,但汉朝初年是个大问题.汉高祖定鼎后,最初沿用了秦朝的半两钱.由于汉朝初年对民钱铸钱采取了允许至少是默认的态度,小钱逐渐出现,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十分不规范.秦半两钱重7.5克,而私人铸造的货币小到1.5克,最小地甚至仅仅0.2克.吕后二年(公元前186)西汉政府开始铸造重八铢的半两钱,不久后又铸造五分钱(八铢钱重的五分之一);汉文帝时铸造四铢钱,同时再次允许民间铸造,但规定了一定的质量标准.吴王刘濞的富庶一方面是因为煮盐,一方面是利用本身的铜矿铸币.景帝六年(前144年)再度禁止民间铸币,货币铸造状况十分混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元狩三年(前120)前后汉武帝开始废止四铢半两钱,铸造新的三铢钱,并相应制订了皮币(方一尺的白鹿皮定价四十万)以及白金货币.然而,这一政策也失败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诞生了五铢钱.

五铢钱,顾名思义重量为五铢,约3.5克.五铢钱成为了后来七百多年中国货币的主体,一直到唐朝的开元通宝出现(公元621年)后才被取代.然而最初汉朝一如既往在各地铸造.虽然是官方铸造,分散的铸造使得质量无法统一,并难以防止民间的私自铸造.元鼎四年(公元前113)西汉政府痛下决心,废止各地铸造货币的权利,统一由中央铸造.各地均输官将铜矿等运来,地方铸造的五铢钱也一律回收作为原料铸造新钱.根据<<汉书 - 食货志>>记载,元狩五年(前118年)到汉平帝的元始年间(公元1-5),共铸币280亿,平均一年2.2亿,即22万贯.这一数字出现在公元前的西汉时代是非常惊人的.唐朝鼎盛的天宝年间(742 - 756)平均铸币一年不过32.7万贯.中央独占铸币的权利以及货币的成功流通为汉武帝时代的经济财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大大增加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