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东汉史学家、《汉书》作者班固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汉武帝当朝大臣汲黯却当面批评自己的“老板”：“内多欲而外饰仁义”！搞得汉武帝十分尴尬，“默然良久”。退朝后对身边的近臣说，汲黯这家伙太粗暴了！

今日对于汉武帝的评价何尝不是如此！本文就集中谈谈所谓“独尊儒术”问题。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通鉴卷17）董仲舒对策是否如《通鉴》所载，系于武帝初即位的建元元年（前140年），胡三省依据司马光本人的《考异》已经表达了异议。目前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

学术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点。第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尊崇儒术究竟是在即位初年，还是大约十年之后，公孙弘第二次对策之时？第二，汉武帝是否真的如《汉书•武帝纪》“赞”总结的那样，“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还是尊儒的同时，依然“悉延百端之学”？(史记·龟策列传)

第一个问题涉及提出政策的确切时间，属于技术性问题，可以不具论（综合现有资料看，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当在元光五年，即公元前130年前后）。第二个问题涉及汉武帝治国理政的方针和政策问题，不能不论。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最早记载了汉武帝政策转向之事：“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汉武帝及其朝臣提倡儒学，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也符合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的需要，也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这是可以肯定的。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六经和儒学地位的政策。比如，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员五十名。更重要的是，“经明行修”（熟悉六经，修养品行），射策选士，成为士人进身官场获得利禄的最重要途径。官府的引导作用，自然使得天下的读书人，“靡然乡风矣”。

但是，正如班固所说的，就汉武帝用人实践来说，绝对是不拘一格的：

“公孙弘、卜式、倪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燕爵，即燕雀。“公孙弘、卜式、倪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此句谓，三人在位汉武帝启用之前，都怀有大才，就像是被燕雀讥笑的鸿鹄，未能展翅。)，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乂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汉书卷58)

在一连串的名单中，能够称得上儒学出身的，似乎只有公孙弘、董仲舒和倪宽。但是，在汉武帝器重的这一串名单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他们都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建立功业，如公孙弘为相、倪宽为左内史及御史大夫，赵禹、张汤主管法律工作，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张骞、苏武的外交风采，卫青、霍去病的战功，霍光、金日磾作为顾命大臣的作为，等等。可见，是否儒学出身，有多少儒学水平，不是汉武帝用人的绝对标准。相反，就儒学知识素养来说，董仲舒（前179-前104）远远超过公孙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孙弘年轻21岁。但是，公孙弘心思比较灵活，具有实际政务操作能力，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对于比较迂阔的董仲舒，汉武帝却是嘉许其说，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这些官员虽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们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现，不悖于儒家的价值观；或者努力向学，向儒家价值观靠拢。前者如石建、石庆为人笃实，汲黯、卜式为人质直，韩安国、郑当时为人忠厚。后者最典型的是张汤，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从知道部下倪宽以经书判案狱，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张）汤由是乡学，以（倪）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汉书卷58)

总之，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统治秩序的构建，社会行为的规范，即所谓“教化”的功能。为了将这种意图贯彻下去，必须有制度化措施，作为保障和驱策工具。于是，就有了太学和博士弟子员的设置，有了征辟、察举的入仕途辙。然而，在实际的治国理政操作中，汉武帝是非常务实的。元封五年，汉武帝以朝廷缺乏文武人才，乃下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通鉴卷21)

董仲舒

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方面批准丞相关于“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通鉴卷11)的奏章，因为就仕进渠道而言，朝廷并不崇尚法家和纵横家；另外一方面，在实际人才选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这样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或者说印证了汲黯的观察，即汉武帝志在高远（内多欲）而外饰以仁义礼教。

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尊崇儒术，是道、是经，悉延百端之学，是术、是权。唐太宗说过：“道以光大为功，术以神隐为妙。”（《帝范》）道与术的问题，也是儒家常常讲的“经”与“权”的问题。不变的原则（经或者道），与变化的世界，难免有不完全契合之处。于是，就要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这就是“权变”。所谓“以正治国”——经，“以奇用兵”——权。

可是，外儒内法，也不能仅仅要从“道”与“术”、 “经”与“权”的角度去理解。这还涉及到利与弊、时与势的关系问题。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尽管此“独尊”兼容并包“百端之学”），有利于纠正汉初陆贾、贾谊提出的道德滑坡、社会失序问题，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也影响深远。儒学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儒学成为一种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于是，腐儒、陋儒、伪儒、神儒（谶纬化了的儒学）也纷纷出现。汉元帝为太子时主张“纯用儒生”，已经令汉宣帝忧心忡忡：乱汉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谶纬化的儒学，为取代西汉王朝造势。东汉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伪君子也比比皆是。于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出现。这就是利而生弊。

怎么解决利中有弊的问题呢？这就涉及“时”与“势”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时势的变化，对于治国之道、化民之术，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做到张弛有度、刚柔兼济、礼法合治、德刑并用，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谓审“时”度“势”，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懂世异，不知时移，就会胶柱鼓瑟，适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归罪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十分可笑了。

（来源：公众号“凤凰国学”2017-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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