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顺洪教授）

（程恩富教授）

最近中国社科院的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建议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修改为“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

程恩富、张顺洪两位教授在建议中说：第一，近40年来，中国没有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系统实行了比较严格的管制措施，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规模较小，他们还不足以与中国国有金融资本抗衡，进而还不能操纵中国的汇率、利率等资产价格，也很难影响我国的股市等金融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危机爆发国造成的损失之大、危害之深、影响之久，是有目共睹和令人胆寒的。因此，我国的金融政策更应该充分体现“审慎原则”。第二，我国2015年的股灾造成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加上其他金融问题的存在，至今仍然存在着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隐患。我国金融系统的资产负债结构并没有显著优化，房地产等高风险的贷款占比仍比较大。第三，如果我国在现有情况下，“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容易伴随外资的大规模进入而推动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这将对我国出口产业造成较大影响。1985年美国强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本本土产业空洞化的悲惨教训，我们需要吸取。第四，世界发达国家的银行普遍不让外资控股甚至持股，因而为了落实“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和关于防风险的攻坚战这些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建议在今后的文件中表述为“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第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时刻谨防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关键领域联手对付我们。如果放开外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金融领域的股比限制，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就可能伺机给我国股市等金融市场和人民经济生活制造混乱和社会动荡。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不希望看到和不得不防的大事!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集团抗衡的。因此，现阶段我国决不能对外资股份放开限制。

对于程恩富、张顺洪两位教授的建议我非常赞成，而且我以前也写过类似的文章，建议政府对金融开放持极为严格和谨慎的态度。从近代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从美国取消美元与黄金的锚定以来，我们还没有发现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取得成功，没有一个开放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被西方发达国家洗劫财富，而且这些国家的财富全都呈周期性被洗劫的状态，几乎无一幸免。中国现在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处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边缘，随时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一个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的理论骗局，让这些国家以为是一种经济现象，而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阴谋。而目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随时都可能掉进这一政治陷阱的边缘，此时全方位开放金融市场，让外资进入中国控股中国的金融机构，控股作为国家最核心最关键最重要的银行，提出这一政策建议、作出这一决策的人或机构是否认为中国已经做好了充满的准备？中国是不是已经完全有把握不惧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周期性洗劫？我个人认为目前的中国并没有做好充满的准备，此时提出这一政策并做出决策将使中国冒极大的风险，而且我们也没有从政府的任何材料中得到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必要性的论证说明。

在这里我们会想起2015年发生的中国股灾，这是一次国内外势力相互勾结造成的金融灾难，我们也不会忘记2016到2017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然大规模减少、危急国家金融、经济安全的重大事件。程恩富、张顺洪教授在建议中提到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危机爆发国造成的损失之大、危害之深、影响之久，是有目共睹和令人胆寒的。”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为什么实行民主制度、进行市场和金融全方位开放的拉丁美洲始终走不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市场和金融这两大领域过度开放所产生的后果，在国力不够强大时过度开放市场和金融领域的结果只能是被发达国家的资本周期性的洗劫，这已经是规律，不仅是拉美国家的规律，也已经成为亚洲和非洲各发展中国家的规律，整个东南亚在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年过去了，泰国、菲律宾、印尼这些曾经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国家现在仍然没有走出困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立即通过美元作为世界货币霸主的优势地位大量释放货币，通过四次量化宽松向市场释放数万亿美元，成功地将危机转嫁给了欧洲及其它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巴西、南非、委瑞内拉、土耳其等国纷纷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资本大量外逃、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危机前其GDP换算成美元还有2万多亿，危机后只有1.46万亿，国民财富被洗动了几乎一半。中国的高房价也因此而来，中国最后之所以有惊无险没有倒下，就因为中国有一道金融防火墙。现在政府要将这道防火墙拆掉，我们不知道其底气从何而来？

现在我们会想起另一件事，那就是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混改”，而且国有企业“混改”已经作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大规模推行。2017年8月19日，我曾就“混改”写过一篇评论，题目是：《谁在利用混改围猎央企》，我在文章中写道：“当前正在进行的央企混改其核心是向民营企业出让部分股权，或让管里层或部分员工持股，这些正在进行混改的央企全是事关国家经济控制力、影响力的战略性经济领域，可能暂时不会出现由某个民营企业控股某家央企的情况，但闸门一旦打开，未来中国央企的道路怎么走还真不好说，既然已经有人开始惦记央企，以后围猎央企、搞垮央企、吞噬国有资产的行动一定会更加肆无忌惮。”“现在央企是整个中国经济中最后的优质资产，在此前数十年大量贱卖国有资产、让一部分人猖狂掠夺国有资产之后，一些利益集团惦记央企这块肥肉是必然的，在过去这些年，中国不仅产生了权贵资本集团，而且可能在围猎、掠夺央企这块肥美蛋糕的时候，产生一批控制中国经济的新财阀。”“当前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如转基因生物技术市场对外资开放，种子市场面临沦陷，中国农业市场大门敞开，中国农产品正在国外农产品冲击下节节败退。现在又出现了利用混改将央企股份出卖给少数财阀的情况，我不知道这是何用意，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最近我看到有人在宣传中国那些即将进行混改的央企效率低、负债率高的负面新闻，这是要在混改中压低这些企业价值的节奏吗？这是开始贱卖央企资产的节奏吗？”“美国经济是被财阀控制的，日本经济是被财阀控制的，韩国经济也是被财阀控制的，现在有人想让中国经济也被财阀控制。一国之经济被少数财阀控制，特别是被少数连其性质都说不清的财阀控制，对国家和人民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现在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在所谓的混改过程中那些说不清性质、也不知道代表谁的利益的跨国企业趁机掠夺中国央企这块中国经济中最后的优质资产，如果这些资产变了颜色，中国经济也就变了颜色，中国也就变了颜色，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也就连皮都不存在了。”“混改到底因何而生？又想达到什么目的？此时此刻如果我们不能奋起捍卫国民经济公有制的性质，不能奋起捍卫法律赋予的国家公有制性质，中国将真的可能变色。”

现在我们再从央企混改回到金融全面对外开放，可以将金融全面对外开放当作央企混改的扩大、深化和延伸，因为金融机构，因为银行是中国央企中最具有战略性、控制性、全局性的资产，是核心中的核心、关键中的关键，是中国自市场全方位开放后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政府要打开这道闸门，是真的已经做好准备了吗？

这里我们如果继续思考，会将央企“混改”和金融全方位开放当作一种继续市场化、私有化的道路选择，如果如此，那问题将更为严重，因为中国在市场化方面已经走得相当远了，在私有化方面也已经走得忘记了初衷，在一些持自有化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和某些官员那里，一直都希望中国在私有化方面走得更远，对此我是坚决反对的。2016年9年7日，我曾写过一篇评论《我为什么坚决反对私有化？》，后来这篇文章被“求是”官方微博转发，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在文章中指出：“这是一个关乎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无论有多少经济学家和公知们叫喊要将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我都会坚决反对，我国国有企业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但那是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的问题，而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说得轻一点这是改革的问题，说得重一点，这是一场战争，国有企业的生存关系到中国的国运，也关系到普通大众的生活。”

我在评论中提出了三个观点：一是必须从战略和全局上来思考国有企业改革。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掌控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控制了金融和高科技产业的制高点，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打工者，中国现在人均收入才8000多美元，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4万美元左右，是中国的五倍以上，更是最不发达国家的十倍二十倍，他们高额利润来源的主要途径是金融垄断和高技术垄断，主要是掌控关键技术，掌控产品的定价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经济命脉的控制，就永远逃不出给发达国家当奴隶的命运。前苏联在解体的时候，采取的是休克疗法，也就是将90%以上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甚至连一些关系到国家核心控制力的企业也都私有化了。在这一过程中，瓜分国有企业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权贵阶层和原企业管理层，另一类是国外的资本巨头。工人阶级一夜之间一贫如洗，国家数十年积累的财富全部被新生的资本家集团（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瓜分，产生了无数亿万富翁甚至千亿富翁，而且那些获利者不是将所获得的巨大财富留在国内进行投资发展，而是大多选择了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去挥霍或投资。其结果是两个：一个是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完全丧失，一个是劳动人民整体陷入贫困状态。苏联解体前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四倍，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虽然一个是前苏联，一个是俄罗斯，不具有可比性，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和伤害都是巨大的。普京上任后，最先做的是打击资本寡头，收回能源等关系国家命脉的行业控制权，现在俄罗斯的主要收入主然依靠由国家控制的军工和能源两大产业，而私有化之后的其它产业依然没有得到发展，那些民营企业都被西方国家的跨国企业打垮、吞并或收购。再看南美洲国家，南美洲国家长期作为美国经济的后院，并没有获得美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拉丁美洲经济几乎完全被美国的跨国公司所控制，随着美洲国家政治和经济独立，南美国家经过近百年的奋斗，逐步发展了一部分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但每次经济发展实现一次腾飞，其财富就会被随后到来的经济危机所吞噬，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被美欧跨国公司收购，如此循环往复，到现在，以巴西、阿根廷、委瑞内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再一次陷入困境，只得再次变卖国有企业以渡过危机。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拉美国家都曾在国家经济的控制问题上有过惨痛教训，没有国家对经济命脉的强力控制，就无法逃脱西方发达国家对国家财富的反复洗劫，我建议大家都去读一读拉丁美洲近五百年来的近现代史，那是一部比中国近代史更加惨痛的历史。

二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将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使工人阶级更加贫困化。在实行私有化的企业里，工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工资普遍很低，由于我国“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的出现使得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的情形被掩盖，在私有化企业里，工人的劳动时间从未得到真正保障，加班是常态，只有高强度和长时间工作才能得到可怜的工资，这是我国收入差距加大的最主要原因。在1998年前后进行的中小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浪潮中，看似国家摆脱了一部分亏损企业的包袱，实则是数千万下岗职工和买断工龄的职工随后数十年极为困难的生活换来的。中国亿万富豪的财富爆发主要是以下几个途径获得的：一是通过权力与资本结合后获得，一个是中小国有企业管理者通过贱买国有资产获得，一个是通过上市投机获得，另外也有一部分是通过合法创业获得，但没有一个是通过劳动获得。工人阶级这个群体在一次又一次的国企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中失去了其地位，别说领导地位，就连合法保障其生活工作的地位都没有得到，1998年的中小国企私有化改革与苏联解体时瓜分国家财富何其相似。我们无论是宪法还是党章中都规定，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可你要问现在谁是工人阶级，我想除了现在国有企业中的职工，真还说不清谁是工人阶级，如果现在按某些人的想法，将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那么工人阶级群体是不是就消失了？那么谁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否也就不存在了？将来谁来保证工人的利益？国企改革不仅关系到国家命运，也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命运，这是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性质的大问题。

三是中国国有企业是实现国家核心战略的主力军。当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迅猛，比如阿里巴巴、华为、万达、腾迅、百度、京东等，但这些巨无霸民营企业中，除了华为等少数企业，许多为外资控股，特别是像阿里这样掌控着中国网络经济命脉的超大企业为日本人控股，而且还在向金融、医疗、文化、教育、媒体等产业发展，它以其庞大的资本几乎将触角伸向了国民经济能够进入的所有领域，将来一定会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我们都说现在中国缺乏知名品牌，可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改革开放前中国就有不少品牌产品，一改革一开放就被国外资本消灭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有许多品牌刚一在中国市场上形成气候，就被国外跨国公司收购，然后这个品牌就消失了，国外企业需要的不是中国的品牌，而是需要中国的市场，他们要消灭中国市场上的一切中国品牌，然后由他们控制市场，控制价格。美国这些年一直在跟中国谈什么？谈市场开放和市场准入，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对美国来说简直妙不可言，是个财富取之不尽的聚宝盆，所以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进入这个市场，然后消灭中国本土企业和本土品牌。中国靠什么来支撑经济迅猛向前发展并走出国门呢？靠的就是强大的国有企业。

现在作为国家名片走出国门、风云全球的除了华为等少数民营企业，就是国有企业，如中国高铁、中国核电、中国电网、中国水电、中国电建、中国航天、中国军工等等，当前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抵御国外资本大鳄的扫荡，在重要战略资源、战略行业、战略产业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因为中国国有企业没有被国外企业打垮，中国国有企业一直都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和资本大鳄觊觎的美味，一直都想吃掉而后快。为什么他们这么恨中国国有企业？是因为中国国有企业在许多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已经成为他们的有力竞争者，使他们不能以高出几倍、几十倍的价格向中国输入他们的产品，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垄断权和产品定价权，使他们不能够高高在上的享受巨额专利费、使他们不能专享高新技术产品的超额剩余价值，不能再让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为他们当奴隶，从而打破了他们设想的中国“低收入高物价”，他们“高收入低物价”的生存法则。

中国国有企业可以集中力量在一些重要产业和领域进行攻关，比如在航空航天领域，如果我们不是以国家的力量进行投资、研发和制造，恐怕永远无法打破美、英、法的垄断，如果我们不集中国家力量进行高速铁路研发和制造，也不会有今天中国高铁引领世界，傲视群雄，如果没有举国家之力，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军事工业的快速发展，像印度一直到现在都仍处于购买发达国家武器而没有形成本国军工全产业链，如果没有国家力量，也不会有今天中国北斗导航系统，而在国家安全上受制于美国和欧洲。中国制造能够走出国门，能够在全球制造业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少数民营企业之外，主力仍然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

有人说，美国就很少国有企业，英国也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怎么仍然好好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先发国家，他们有着雄厚的资本，他们在技术上有着高于我们几个代级的优势，他们在市场上有着强大的垄断优势，他们的产品在规模生产上比我们要先进得多，如果我们完全放开我们的重要能源、稀有资源、金融、航空航天、国防科工等领域，中国恐怕会在所有重要领域都会被发达国家占领，我们只会剩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业，只会像俄罗斯、巴西等国家一样出口资源。我觉得当年我国对农业领域的开放就没有考虑中国农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考虑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所以中国现在出现了饭碗不能端在自己手上的战略性风险。西方国家虽然以私有经济为主，但其跨国公司并不仅仅代表股东，也代表国家，受到跨国公司所在国家如同国有企业一样的政治、军事保护。再者，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他们在国外获得的利益都能够流回国内，而中国由于情况复杂，许多收益被转移到了国外发达国家，一旦金融危机爆发，国家金融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

从金融全方位开放说到央企“混改”，再说到国民经济私有化，虽然是不同的话题，但涉及到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国家经济和金融的战略安全问题，当中国企业到美国去入股或收购美国金融企业时，美国政府却非常坚决地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而进行限制，中国在全方位开放市场时，美国却长期对中国实施高技术和武器禁运，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往往都对中国关闭金融领域的并购，并没有向中国打开金融大门，而中国这个仍然很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却不仅要全方位开放市场，而且要全方位开放金融领域，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在金融领域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设置金融防火墙本来是中国避免发生金融危机、防止被外国资本洗劫的宝贵经验，现在却要挥刀自宫，自拆防火墙，让人担心中国会走上拉美国家一直在走、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路，因此在这里我要向程恩富、张顺洪两位教授表达敬意和支持，也希望中国在金融开放方面慎之又慎，不要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