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这本书里面，重点对明史发表了一些新的看法。考证指出，清朝官修《明史》是被投降满清的文官集团，特别是东林党人，带着很强的偏见去写的，里面有很多歪曲历史真相甚至颠倒黑白的内容。但是对于明史之前的中国史，我这本书里说的东西是比较少的。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长文，感觉到我的这些观点，其实在《明史》之前的中国史中，也有很多被儒家文官集团故意歪曲颠倒的地方。这篇文章是辛德勇写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非常权威的正史《资治通鉴》中的很多内容进行了考证。指出《资治通鉴》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正史，而是一本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书。
这篇文章主要考证了“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的真伪。
汉武帝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在西汉王朝前六十年休养生息、发展国力的基础上，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汉武帝北击匈奴战争示意图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他又恩威并施，同时采取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来使西域诸国臣服。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这些成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对北方游牧文明的伟大胜利。当时的匈奴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之一，对中原文明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汉武帝给予匈奴的毁灭性打击和征服西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他也因此名垂千古。
但是呢，也流传一种说法：到了汉武帝晚年，他对自己的这些行为开始反思，甚至有点后悔了。他觉得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所以他开始反悔自己之前的战略决策。
这种说法的权威来源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边关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描述是这么一段描述：
征和四年三月，从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汉武帝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句话说的很重：“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就是把自己当皇帝以来，前三四十年做的事情全盘否定；“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我非常非常后悔，自己扇自己耳光。
《通鉴》里面还说，有一些儒家学者跟他建言说方士神仙信不得。汉武帝也完全接受他们的建议，把所有的方士神仙全部赶走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悔过，汉武帝还为此写了一个诏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又称为《轮台悔过诏》。
在这个诏书里面——根据后代学者的说法就是——汉武帝系统地反思了自己一系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悔过和自责。
田余庆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论轮台诏》一文，就是说在汉武帝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了政治取向，由横赋暴敛、穷兵黩武，转向“守文”，澄清了纷乱的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这样，在武帝死后，西汉王朝才有了“昭宣中兴”的大好局面，使西汉统治又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田先生的意思，反过来理解，就是说：如果汉武帝还走原来那条穷兵黩武的道路，可能西汉王朝马上就要崩溃了、就要灭亡了。正是因为有了晚年悔过，有了这个“轮台诏”，使这个国家又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复兴。国家才又存在了一百年。而田先生的这个论点，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资治通鉴》上的记载。
如果《资治通鉴》上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会对汉武帝一生的功绩产生很强烈的疑问。汉武帝去北击匈奴，这么大一件事，可能就是过错大于功劳了。他不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暴君——为了满足自己开疆拓土的虚荣心，搞得天下民不聊生，这不是暴君是什么？
但《资治通鉴》上的记载，也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一个皇帝，特别是像汉武帝这样强势的皇帝，竟然会公开用“向时愚惑”，甚至“所为狂悖”这种词句来自己骂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算他意识到了错误，悄悄的纠正过来就可以了，或者找几个替罪羊，把执行他之前战略扩张政策的大臣拿下，政治路线自然就转变过来了，何必用这么严厉的词语咒骂自己呢？这种做法本身有点违背常理，让人觉得可信度不是很高。
而且，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他说自己“向时愚惑，所为狂悖”，正好发生在他去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汉武帝泰山封禅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很多历史文献都有记录，《汉书》里面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真实可靠。那么，武帝的想法转变得太突然了。如果他真的在深刻反思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又非常听儒家学者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带着一大批方士神仙去泰山封禅，宣告自己的伟大功绩，搞这么大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泰山封禅回来，就幡然悔悟，自己骂自己，这个转变速度也不太符合人之常情。
前面这两条，都是基于常理的推测，对史料提出质疑，还不能算是证据，不能证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是假的。
辛德勇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些证据，我认为是比较有力的。首先，汉武帝自己骂自己的这段话，在《汉书》里面都没有记载。是在西汉灭亡一千年以后的《资治通鉴》里面才出现。
《资治通鉴》里边能在《汉书》里边找到根据，说汉武帝有“晚年悔过”之举的，只有一个“轮台诏”。
《轮台诏》的原文，在汉书里面有记录。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下《轮台诏》以及它发布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轮台之悔”，并不能成为汉武帝系统地反思自己政策的一个证明。
《轮台诏》的发布是什么背景呢？就是桑弘羊等几个大臣，上疏请求汉武帝下令派人到西域轮台那个地方去驻军囤田，说这个地方是西域的战略要地，占领这个地方有助于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汉武帝接到上疏以后，就下了一个诏书——也就是“轮台诏”，说了一大堆话，总的意思是：轮台这个地方非常偏远，前一段时间我们对西域用兵，特别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去征西域，仗没打好，损失惨重，劳民伤财，士兵大量死伤。我感到非常的悲痛，觉得目前还是应该让士兵和人民都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轮台驻军这个事儿就不要干了。（《轮台诏》原文见附录）
所谓的“轮台悔过诏”，其实就这么一个东西。
从“轮台诏”发布的前因后果来看，实际上汉武帝只是针对轮台驻军这个事在说事。他完全没有说自己北击匈奴的整个战略是错的。
这里面武帝有关对军事失利和人民困苦的反思的原话是：
“贰师败军（贰师将军李广利败了），士卒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他重点是说轮台驻军这个事儿。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诏书的后面，他还补充说了一下，虽然轮台不驻军了，但还是要“毋乏武备”——不要让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而被削弱。整个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郡国二千石以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员，都给我上书说一下，以后我们怎么干才能够积蓄更多的马匹，怎么能够巩固边防。
从这个文本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轮台诏》的意思就是：前两年我们打仗没打好，花的钱太多了，所以应该休息两年，把工作重点从对外征伐转变为改善内政和补充兵马钱粮，现在就不要到轮台那么远的地方去驻军囤田了。这属于短期的战术调整，而并不是否定之前的国家战略。
——至于所谓“向时愚惑，所为狂悖”这种话，并没有出现在《轮台诏》或者其它任何汉朝官方记录中，只能在《资治通鉴》中找到。现在有一些文献直接说武帝在《轮台诏》中骂自己“所为狂悖”则是完全以讹传讹、牛头不对马嘴了。
除了《轮台诏》的文本解读以外，说汉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不存在，还有几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武帝死后，留给儿子的顾问班子，即所谓顾命大臣，都是对外进攻政策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武帝的儿子八岁登基，受武帝顾命掌握大权的主要是四个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霍光是大将军，是征讨匈奴的名将霍去病的弟弟。汉武帝信任他，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霍去病。
桑弘羊是武帝的财政大臣，他以善于为皇帝理财而名垂千古。武帝对外战争，主要就依靠桑弘羊建立了一套征税系统来保障军费后勤。国家垄断盐铁专营和对商人征收重税来扩大财政收入，都是桑弘羊搞出来的。
上官桀是职业军人，官拜左将军，曾经与李广利一起统率汉军，北拒匈奴，西征西域，拓疆守土，战功显赫。
金日磾是匈奴人，是对投降汉朝的匈奴休屠王的儿子。投降以后一直是武帝的贴身侍卫。
我们看武帝留下这个人才班子，三个武将加一个军事后勤专家，这四个人都不是儒家文官，也不是主张修身养性的黄老学派代表人物。这个班子的搭配说明，武帝希望在他死后，前几十年这种对外扩张政策能够得以延续。
如果汉武帝在他去世之前三四年已经对自己之前的政策感到后悔，那么他一定会对核心决策层进行调整。他死后留下的这个顾命大臣班子，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肯定会有一些儒生，有一些向他提议进行战略休养生息的官员，但是没有。这是武帝没有“晚年悔过”的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就是《盐铁论》。
《盐铁论》是汉武帝去世之后四年，由霍光和桑弘羊组织的一次讨论国家盐铁专卖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很幸运的完整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会议记录中，桑弘羊等中央官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对汉武帝时代的政策进行了长达数天的讨论。如果汉武帝在晚年有过系统的“悔过”，主张与民休息，认为自己穷兵黩武导致劳民伤财等等，那么当时的学者，一定会引用武帝的言论，说先帝晚年的时候曾经后悔过云云，来证明盐铁专卖和征收商业税的不合理。肯定会有这些说法。
但是，在《盐铁论》当中，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相反，大家基本都是在说，要恢复“文帝之政”。简单说就是反对武帝当时的政策，回到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时候的政策路线上去。
而桑弘羊，则主张继续维持政府在盐铁方面的管理。他说：“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也就是说，武帝刚死，你们这帮人就要改变先帝的这个政治路线，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的辩论记录也可以说明：争论的双方都很清楚，汉武帝晚年并没有改变其一贯的政治路线，没有任何显著的“悔过”的举动和言辞。如果有，不可能不在《盐铁论》中反映出来。
此外还有第三个侧面证据。在轮台诏之前，实际上汉武帝有多次类似的战略收缩的先例。比如说元朔三年，“罢沧海郡，罢西南夷”——听了一些儒生的建言，停止了很多地方的军事征发的事宜。但是过了一年以后，马上又派卫青率大兵攻击匈奴。
这样的先例说明，武帝很清楚在制定国家战略的时候，需要一张一驰的节奏切换——打了一段时间的大仗之后，就休养生息，让人民有机会休息，士卒有机会训练；等国家又积蓄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再大举向外扩张；扩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休息一下，恢复国力……这种从战争到休息的节奏切换，显然不能算是对整个战略的反思。
通过这些证据，我认为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所谓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事儿，应该是虚假的。在历史上不存在武帝晚年悔过的问题。
那么关于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资治通鉴》是从哪儿来的呢？
根据考证，它应该是来自一本叫做《汉武故事》的野史。这本野史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在很多史料当中有抄录它的内容。它里面有关武帝晚年悔过的内容就跟《资治通鉴》里面的表达，是非常一致的。而这本《汉武故事》的野史呢，大量地记载了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类似于一本神鬼小说。它的可信度非常低。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这么重要的史学著作，怎么会去引用这样一个看起来这么不靠谱的、讲妖魔鬼怪故事的《汉武故事》这个书呢？儒家不是讲究“鬼神之事敬而远之”吗？
这里面应该说，他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轮台之悔”，或者是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很明显的体现出了儒家文官集团的政治取向，叫做“重文轻武，丑化皇帝”。
儒家文官集团这些人在打仗方面是不行的，总体而言大大弱于职业武官。特别是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文官集团掌权，武将被边缘化，被剥夺了统兵的权力。北宋的军队对外基本上一打就全军覆没，丧权辱国、丧师失地。儒家文官集团主导整个国家权力，军事上就是不行，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跟汉武帝时代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是，儒家文官集团必须要论证北宋这种局面的合理性。如果历史书上说，中原政权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打赢了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打输了是一件丧权辱国的事情，那么儒家文官集团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就要被动摇。北宋的局面就说明你文官当权不行，还是要武将来，要加强皇权。这样，武将的权力必然上升，皇帝的权力也必然上升。
北宋是儒家士大夫的乐园，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当然不会允许这种宣传论调出现。
通过“轮台之悔”这件事情，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文官们就可以昭告天下：汉武帝对匈奴的一系列打击，是过大于功的，本质上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中国的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使国力衰退等等。武帝本人晚年都非常后悔，自己骂自己狂悖、愚蠢。就像田先生所说的，如果武帝不反悔的话，西汉可能马上就要完蛋了。
把这个故事加进来之后，那么，再来看北宋，在对外战争当中，少数民族来打我，我就不应该反击，打输了也没什么丢人的，说明我们不像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嘛，对不对？敌人一打过来，我们就签条约，割地赔款，这个才是正确的。这种做法跟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样，儒家文官集团的执政合法性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整个国家民族的价值取向就被颠倒过来了——对外战争、开疆拓土的皇帝和将军们变成了罪人，割地赔款的文官大臣们变成了英雄。
于是，我们就面临两种观点。西汉能够存在两百年，到底是靠汉武帝去打击匈奴打出来的，还是靠他反省自己打击匈奴，搞休养生息休养出来的？
这是两条政治路线。
如果是前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的两百年国运是靠打击匈奴打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中华文明，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就应该走富国强兵、积极防御的道路。对于给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敌人，就是应该严厉打击，对于敢于用暴力来跟我们对话的敌人，就是坚决的以暴制暴，先用暴力把你打服了，我们再来谈和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和平。
如果后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在武帝死后还能维持一百年，全靠武帝晚年悔过。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北宋这种积贫积弱的这种国策来生存，对外妥协，依靠金钱外交来谋求生存空间。
我个人的看法很明确，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是假的，《资治通鉴》的这种价值观是通过伪造历史来传达的，不可接受。
北宋的文官集团执行的后一种方略，结果怎么样？《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北宋灭亡于1127年。《资治通鉴》成书后40年，北宋就灭亡了。而且国家是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中原人民被屠杀得非常惨烈。
武帝死后，汉朝有“昭宣中兴”，汉军横扫匈奴，把西域全部纳入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西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个王朝，武帝在位的五十年，以及武帝死后的五十年，都是中原政权非常强盛、国家经济繁荣的好时光。西汉和北宋的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武帝积极进取的国家战略才是正确的，北宋苟且偷生的战略是错误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他晚年从来没有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后悔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