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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华：西汉前期西北民族研究

作者：[刘光华] 来源：[网友推荐] 2006-05-27

西汉建立之初，国势衰弱，而其北方的匈奴却很强大，并不断对汉朝西北边防建设的一些具体措施。本文认为，在敌强汉弱情况下的和亲政策，以及汉朝为发展经济和加强边防建设的政策措施，乃是对付强敌的一种积极的防御政策

公元前202年初，汉王刘邦打几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汉朝。但自秦始皇以来的大兴土木，滥用民力，加之长时期的战争，社会经济破败不堪。所以汉朝建立以后，人口大大减少，国势严重衰弱。而秦末以来的匈奴，却在冒顿单于的领导下，经过改革而强大直来，并乘中原战乱的时机开始了向外扩张，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并不断向汉朝北部边境掠夺。西汉前期的西北历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

一、秦、汉之际匈奴的强大与扩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率30万大军打败了匈奴，把匈奴驱逐到阴山以北，并以河为塞，修筑了亭障，派戍守，设置了郡县，徙发充实边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退守阴山以北的匈奴，其两个邻国却较为强大，“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的强大是在秦汉之际。《史记。匈奴列传》记曰：

（头曼）单于有太子，名曰冒顿。后有所爱瘀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辄斩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皆随鸣镝而射杀头曼，尽诛其的后母与第及大臣不听从者。于是冒顿自立单于。

冒顿杀父自立在秦二世元年（公元）209）。是年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揭竿面起，此后中原地区遂陷入长期的战乱。而卓越顿却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匈奴以畜牧为业，由于畜牧经济的单一性，其生活所需靠自己生产无法满足，必须通过交换获取。而匈奴之俗， “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其天性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所谓“宽”、“急”，即生活资料能满足与否。“宽 ”为满足，而“急”为不能满足。在生活资料生产单一、困乏的情况下，匈奴贵族的掠夺性便暴露无遗，这就是“苟利年在，不知礼义”。匈奴的社会组织合政治、军事、生产三位一体。为了向周边地区掠夺，全国实行“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的制度，使得社会组织的军事性质极为明显。而一些军纪、军法，也都具有社会法律的效力。如冒顿习勒军队时，要求 “鸣镝所射者辄射之，有不射者，斩”；后来动对东胡的攻击，“令国中有者斩”。为奖励攻战，还规定：“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

自冒顿单于起，匈奴开始向四面扩张。其扩张可分为两个价段，第一阶段在汉王朝建立以前，首先是进攻东胡，当时“东胡强”盛。东在王曾向冒顿要求头曼的千里马，冒顿予之；不久，东胡王又向冒顿要求其瘀氏，冒顿谱取所爱瘀氏予之。东胡王“愈益骄”，又向冒顿要求双方间无人居住的千作里“弃地”。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奈何予之？”于是 “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其次是向西进攻月氏，“西击走月氏”；接着向北征服浑庚、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向南越过黄河，“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复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帮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疲于兵革”。第二阶段是汉朝建立之后。汉文帝初年，匈奴又第二次进攻月氏，迫使月氏离开河西，西迁西域，并臣服了西域诸国和南羌。

   冒顿单于扩张的结果，不仅统一了蒙古高原，还控制了河套、天山南北和青海高原地区，建立了奴隶制的草原大帝国。

              二“白登之围”与汉朝和亲政策的确立

    在冒顿创建匈奴奴隶制草原大帝国的同时，还不断向汉朝边境进行侵掠。汉圾建立后，第一次与匈奴兵戎相见，是在汉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事情的原委是由韩王信投降匈奴引起的。韩王信本是战国韩襄王（公元前311年-前296年在位）的庶孽子孙。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四月，沛公刘帮命张良以韩司徒徇韩地时，以信为将军，并从沛公入武关，进汉中。后主邦还定三秦，以信为韩太尉，攻略韩地）（约今河南伊、洛、汝、颍及山西东南部）。汉五年（前202）刘邦继皇帝位，是为汉高帝。高帝封信为韩五，都颍川（今河南禹县）。次年，汉高帝以韩王信所王之地“北近巩（今巩县）、洛（洛阳），南迫宛（南阳）、叶（今叶县），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也”，对其不放心，遂徙王太原31县，都严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以防御匈奴。韩王信向高帝上书：“晋阳去塞远”，不便备边，请求都马邑（今朔县），高帝同意。是年九月，匈奴南侵，围攻马邑。填王信不能坚守而投降，并与匈奴军联合，翻越勾注山（在今代县西）南攻太原。高帝七年发兵亲征，在铜（今河南沁县南）击败匈奴与韩王信兵，继续北进，企图一鼓荡平。匈奴左右贤王和韩王信兵万余骑屯广武（今代县柄南）以南至晋阳一带，汉兵追击，匈奴兵节节败退，高帝进驻晋阳。他听说单于驻扎在代谷（山西大同附近），于是乘胜进兵，以步骑32万抵平三十万（今大同市东北）东北的白登山，结果中了埋伏，被40万匈奴骑兵团团围住，七昼夜不能得脱。后高帝用陈平秘计贿赂单于瘀氏，瘀氏怕汉人进献美女于单于而夺己之爱，因而劝解单于网开一面，高帝及其部属才得以出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使汉高帝教训很深。匈奴多“精骑”，围白登的骑兵“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马”，计40万骑；而“汉悉兵，我步兵，三址二万”，明显处于劣势。解决匈奴威胁，不可能像逐鹿中原那样短期内立见分晓。当时匈奴的势力如日中天，而中原却在破几基础上又经过了将近10年的战乱，百姓疲惫，经济残败，“天下既定，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国力、民力都不允许同匈奴一决雌雄。在这种情况下，匈奴又“数苦北边”。汉朝到底应采取什么对策，高帝征求大臣刘敬的意见。《史记。刘敬列传》记载：

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骑，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瘀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讽喻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者哉？兵可毋战，以渐臣也......”高帝：“善”。

汉与匈奴的和亲政策发端于此，造谋于刘敬。刘敬本来建议送嫡长公主为单于瘀氏，但吕后死活不答应，“日夜泣”。再说，当时的鲁元公主已嫁赵王张敖四五年了。因而送嫡长公主和亲只不过是虚言而已。

高帝九年，刘邦取家人子为公主，使刘敬往匈奴结和亲之约，实现了汉、匈奴史上第一交次和亲。“和亲”盟约的主要内容，汉朝除了送公主为单于瘀氏外，汉、匈约为兄弟；汉每年给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汉帝管辖；汉朝开放关市，准许汉匈人民在边地交易，等等。

汉初的和亲政策，是汉朝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对匈奴实行的一种纳贡政策。既然经液济破败不堪，面对强敌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人力、物力，缺乏能够与之周旋的机动、灵活、快速的骑兵部队，这就是汉初统治集团制定对匈政策的出发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人口、马匹的增殖，都需要时间，而且还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所以没高帝果断地采取和亲政策，是“与民休息”在民族关系方面的反映，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政策。“和亲”政策虽不能解决汉、匈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却可以争取宝贵的时间。

三、西汉前期的河西、河湟和丁域地区

西汉前期的西北，今关中是京畿地区，是西汉王朝的心脏；今陕北、陇东、陇西战国秦长城以内，是郡县区，秦、汉初是北地、陇西、上郡；战国秦长城以外，是少数发族聚居区，其北是匈奴；其西先是月氏、乌孙，后来是匈奴；其西南是羌人。天山南北地区，原来为 “二十六国”（或为“三十六国”之误）和大夏、呼揭，后来朋氏迁入。下面兹按地域分别叙述战国秦长城以外的情况。

（一）河西地区西汉前期的河西地区，居民先是月氏、乌孙，后来匈奴赶走月氏，乌孙也归附匈奴，匈奴遂控制了河西。??
月氏。匈奴冒顿单于继位之初，曾“西击走月氏”。据研究，此前月氏的游牧范围较大，东起黄河之西，西至阿尔泰山、敦煌一带，其东与“河南地”隔河相望。所谓“西击走月氏” ，不过是使月氏放弃了其辖境背部地区（即黄河至阿尔泰山间），把驻牧地南移到河西走廊，东至黄河沿岸。所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右贤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月氏居地在羌人居地之北，与匈奴接壤。

最贯彻落实产把朋氏逐出河西走廊，代之而成为这里主人的，是汉文帝四年（前176年）前匈奴发动的第二次西击月氏的战争。《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给汉文帝的一封信中曾说：

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已定。

匈奴这次进攻月氏的结果，是“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占据了河西走廊。其实战败的月氏并未被“夷灭”，而是主力西迁西域，还有小部分部众留了下来。《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涉钩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这“小月氏”，就是月氏留下来的部分；又《后没书。西羌传》记载：“湟中月氏胡，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狡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阴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也说明月氏有一部分“羸弱者”留了下来。这部分月氏，或称“小月氏”，或称 “湟中月氏胡”，先居于祁连山中，后大部分南迁，“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

右贤王攻占河西后，统治河西的是右贤王属下的休屠王和浑邪王。《汉书。地理志》记载：“武威郡，帮匈奴休屠王地“；”张掖郡，帮匈奴昆邪王地“。从二王统治的大致范围看，休屠王在东，浑邪王在西。元狩二年浑邪王、休屠王降汉后，“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

乌孙。汉文帝四年前匈奴进攻月氏，月氏西逃，还与河西另一个民族发生关系，它就是乌孙。《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汉书。张骞传》记载：“ 乌孙王号昆莫。引文或者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或者“俱在祁连、敦煌间”。汉代之“ 祁连”即今之天山，“敦煌”即敦薨之山即今祁连山。又，上引《史记。匈奴列传》文，匈奴地接月氏，因而月氏居地在乌孙之东，乌孙居地在月氏之西。其时月氏强盛，乌孙可能役属于月氏，帮其驻牧地在月氏势力范围之西部，或者为今敦煌至哈密一带。《汉书。张骞传》还记载：

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其地。昆莫既健，自请单于报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复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史记。大宛列传》变载其事曰：

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肉飞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

由引文可知，《史记》、《汉书》在认“杀了昆莫之父难兜靡的记载上是不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史记会注考证》认为，《汉书》的记载”盖班氏订《史》也”，主张“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其实，匈奴攻击月氏，月氏不破则不能及乌孙，帮月氏受到匈奴攻击，失败后西逃途中肯定冲击了乌孙，杀月氏之手，而根本原因在于匈奴进攻月氏，所以，《史记》所记未必有误。以《汉书》记载否定《史记》或以《史记》记载否定《汉书》，均未必妥当。另外《史记》所记内容多于《汉书》，如昆莫长大后，单于将乌孙部众归还给他，“令长守于西城”。“西城”所在，有说在额济纳河流域者，不妥。这“西城”肯定不在匈奴直接统治区内，否则，昆莫“攻旁小邑”的行动，就是直接侵犯匈奴贵族的利益，不仅单于不能许，就是右贤王浑邪王也不会容忍。所以，这“西城”只能在匈奴统治区的西境，与西域东北境相连，这样，昆莫才能“攻旁小邑”“而不侵犯匈奴贵族的利益，变说有昆莫的居地 “西城”在匈奴统治区的西境。

乌孙，据研究为塞种。公元前7世纪30年代末秦穆公霸西戎过程中，由于月氏南迁河西，世居敦煌的“塞种本允姓之戎”因受到月氏的攻击，大部分西迁，这就是大夏；小部分留了下来，这便是后业乌孙之祖。汉武帝时，乌孙昆莫亦曾西迁，此是后话，不赘述。

（二）西域地区张骞能西域以前的西域情况，史料系统的记载圈套，这里只能依据零散的资料归纳叙述。西域诸国的民族，有西域土著，以及从外地迁入的羌族和塞种。下面即按此叙述：

土著国家。关于西域的土著民族，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屡匈奴“。这里的“二十六国，或为”三十六国之误，当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城郭诸国”。它们之中的不少是西域土鞒，然而具体情况不详。楼兰在塔里木盆地东缘，当属“三十六国”。

羌人国家。西域“三十六国”中，有少数国家与羌族有关。《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地“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西域东南部有羌国，当是羌族；再如“西夜”，《汉书。西域传》说，“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蒲犁及依耐、无雷，皆西夜类也 ”；蒲犁“种俗与子合（即西夜）同”，依耐“南与子合接，俗与相同”，无雷“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这些“类氐羌”的小国，当是从柴达木盆地西北进入塔里木盆地和昆仑山的。

塞种国家。先说大夏。公元前7世纪30年代末秦穆公霸西戎过程中，曾引起过一次民族迁徙运动。当时居住于河西的是大夏，由于秦穆公兵锋指向西方和北方，于是驻牧于河套至阿尔泰山一带的月氏，其主力从河套至阿尔泰山一带南下，攻占了河西。大夏因战败而西迁西域。据研究，《广弘明集。辨惑篇》载梁荀济《论佛教表》引《汉书。西域传》之文曰： “塞种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就是指的这件事。到西汉文帝初年，匈奴又向西拓展，再次打败月氏，月氏离开河西也西迁西域。而西迁的大月氏再次打败大夏，攻占塞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悬度，大月氏居其地”。大夏是塞种，大夏王称塞王，大夏的居地称为“塞地”。大夏战败，南越悬度，西迁葱岭以西的阿姆河流域。大月氏遂居住于“塞地”。塞种之“塞”，即Sacae之对译，“塞地“应为Lssedones 亦即Asii等四部居住之地，即今伊犁河、楚河流域。塞种四部指Asii(即我国先秦典籍中的 “允姓之戎”）、 Gasiani（即我国先秦典籍中的“禺氏”、“禺知”）、Tochari（即我国先秦典籍中的“大夏”）、Sacarauli（即我国先秦典籍中的“莎车”）。大夏为塞种四部之一Tochari的对译——吐火罗。塞种乃是世界史上的斯基泰人。

大月氏亦塞种。如上所说，秦穆公霸西戎，月氏（“禺氏”或“禺知”）主力从河套至阿尔泰山一带南下河西，而有一部分西迁西域，参加了Lssedones联盟，这就是塞种四部之一的 Gasiani，即龟兹、车师的对音。汉文帝初年，匈奴右贤王攻击河西的月氏，月氏战败西迁，攻占并定居“塞地”，这就是大月氏。月氏的这两部分分离数百年后又终于汇合。后来，大月氏在乌孙进攻下，再次西迁葱岭以西阿姆河上游地区。乌孙攻占塞地，“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塞王被大月氏逐出塞地后，“而塞王南君宾等国。塞种操印欧语，是欧罗巴种。

（三）河湟地区羌人是西北的土著民族，商周暑期就活动在这里。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于战国时期。战国、秦朝是羌人兴起和大发展的时期。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的经济早期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是游猎经济。战国初年秦厉公时，有无弋爰剑者被秦国抓获，沦作奴隶。后来爰剑曾孙妨及其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秦献公地，“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戎。忍季父卯畏秦之威，将其种人而南” ，说明秦国的西境在洮河一线，羌人退出了洮河以东地区。秦孝公时秦国强大，“威服诸羌，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这“戎狄瘦长十二国”中有几个“诸羌”之国，不详。战国末“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从考勤了公至秦王政26年间，一方面是秦国强大，羌人臣服于秦，秦与羌的关系是和平友好的，因此秦国得以全力对付六国而无后顾这忧；同时在和平环境中，羌人始终未能在政治上形成为一个整体，而是种姓林立，“无相长一”，不过人口却大大发展起来，即所谓“种人得以繁息”。

匈奴在西汉初年扩张中，“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其时，汉、匈之间虽以战国秦长城为界，但匈奴“右贤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匈奴与羌人的驻牧地相连，所以他们很早就有接触、联系。而匈奴“臣服诸羌”的时间，在汉文帝初年，即匈奴攻占河西，控制西域之时。从此，从蒙古高原到河西走廊到青海高原，连成一片，都是匈奴的势力范围，从北、西方面包围了汉朝。匈奴对羌人的统治不同于河西。匈奴对河西的统治是直接占领，派王统治；而对羌地，或者与西域同，按地派官收赋税，可调动其兵力侵掠汉边。《后汉书西羌伟》记载：“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豪健”的研种“率种人求守陇西塞”，当是对匈奴贵族压榨的反抗。西汉前期，匈奴西北边郡尤其是陇西郡的侵掠，不能说与羌人无关。

纵观西汉前期的西北地区大致以汉朝为一方，控制的是战国秦长城以内的郡县农业区；以匈奴为一方，控制的是战国秦长城以外的畜牧区；尤其西汉建都关中，从匈奴控制的“河南地”出发，其骑兵一天一夜即可抵达京城长安，这种说法不是危言耸听。汉文帝十四年，匈奴大部队攻入朝那、萧关，遂于彭阳（均在今陇东地区），大肆烧掠；并派骑兵火烧回中宫（今陕西陇县西北）。当时匈奴对汉朝的严重威胁是客观存在。

四、文、景时期防御匈奴的措施

汉高帝死后，经惠帝而致同后。高后在位8年，于公元前180年死去汉大臣平诸吕之乱，迎立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其时汉、匈和亲已近期0年，期间双方大的冲突是减少了，但匈奴贵族对北边、西北边的小规模侵掠未中断。时人贾谊在上汉文帝的奏疏中曾指出：

今匈奴姆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致金絮采缯奉之。......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甲胄而睡 ......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汉书贾谊传》）

与贾谊同时的晃错，在给汉文帝的奏疏中亦指出：

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无有胜意。（《汉书晃错传》）

从引文来看，贾谊说的是边塞上敌情的常态，晃错说的是“陇西三困于匈奴”，是常态下匈奴的几次入侵掠夺。面对现实，汉统治者的对策只能是一面继续和亲（文、景二帝在位 40年（公元前179-前141年），他们除将很大力气花在发展农业生产、鼓励人口生殖上外，在增强边塞防御方面着重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徙民实边文、景帝时期，面对匈奴贵族施以“三表五饵”之法。他认为，如此则可“举匈奴之人唯上之令”。所谓“三表”，即宣谕汉天子“爱”匈奴之部众，“好”匈奴之技艺，使匈奴之部众`“信”赖天子之言。如此则“已诺可期”，彼将归服汉朝。所谓“ 五饵”，即对匈奴贵族要经常赐以种种珍味、衣服、车乘、妇女、屋宇、音乐，以满足其目、口、耳、腹之欲，即“坏”其“目”、“口”“耳”、“腹”之四饵，天子并时时召幸，抚慰来降者以“坏”其“心”，全称五饵。贾谊的想法显得天真迂阔，不切实际。但说明他不甘心匈奴“时为寇盗，挠边境，扰中国，数行不义”的现状，在积极思考和筹划制服匈奴的对策。与此同时，晃错提出的方略就显得切实可行，而且得到了朝迁的采纳。

晃错，河南颍川人，文景时历官太常掌故、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太子家令、中大夫、左内史、御史大夫等，文帝“奇其材”。在太子家令任上，他“以其辨得幸太子 ”，号为“智囊”。太子继位是为汉景帝，晃错更是“幸倾九卿，法律多所更不定”。为官期间，他以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军事国防的上疏而成为文、景两朝的名臣，《论募民徙塞下书》就是其中之一。基于对当时汉、匈双方形势的分析，他认为，对匈奴的游牧特性、生活习俗，决定了他们对汉朝侵扰的流动性，忽东忽西；而汉单纯依赖军队，一旦匈奴来犯，往往显得顾此失彼，难以应付。《汉书晃错传》记载他上疏中的话说：

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另贫苦而民学好矣。

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他认为只能是徙民实边。至于实施、方法步骤及具体内容，他都有详细的论述，即分期分批地募民徙塞下，国家为之解决安置中的具体问题，包括初到时的衣、食、住、行，发展生产必需的土地、农具，以及单身者的配偶等等，再加上一些鼓励政策。平时，边地牧民官对他们还应善加抚恤，“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而贫民相顾而劝往矣”，不仅要边地有足够的常居之民，而且还要把他们编制起来，“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建立一种在郡县制下以乡党宗族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兵民合一的制度。

晁错徙民实边的建议，在理论上具有首创性。因为他对徙民生活、生产、军事训练等方方面面，都作了详尽的设计，对之的军功赏赐亦甚宽厚，对农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于是汉文被害“从其言，徙民实塞下”。然其规模未见记载，不得其详。

（二）入粟于边使边塞有足够的粮食，这也是晁错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是他募民实边的补充。文帝时，晃错在《贵粟疏》中说：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家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家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之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文帝接受了晁错的意见，“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稍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有差”。晁错认为，使人民务农以发展生产，是当时的主要任务。而要使人民务农，则必须“以粟为赏罚”。所谓“以粟为赏罚”，并大吃大喝商鞅“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单纯看生产数量的办法，而是“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晁错的民，既包括农民，但主要是地主、大工商业者。以入粟“拜爵”、 “除罪”的做法，合人民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生产。“入粟县官的多少，与拜爵的等级有关。不仅入粟者可以拜爵，“转输”者也得拜爵。这就调动了人们有粟的出粟，有车的出车，把米粟运至塞下的积极性。

文\景时期的西北边郡，指陇西、北地、上郡，即今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和陕北一带。汉时入粟于边，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廪给新到边发的口粮，让他们能自给为止；一种是供应戍边将士。根据文景时期始终重视农耕情况，朝迁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除罪，这一有相当数量粮食输入边郡。把内地的粮食远送到边地，这就保证了边郡对新徙边发的安置和戍卒粮食的供应。

（三）建立牧马苑孳养马匹马匹的多少，是农业社会国力强弱的标志。骑兵是当时快速、灵活和最先进的兵种，故史书以“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来形容汉初战乱后的衰败情形。晁错在《言兵事疏》中指出，匈奴在军事上有三个优势：其骑兵“上下山阪，出入溪漳”自若；“险道倾仄，且驰且射”自若；而且“风雨疲劳，饥渴不困”，就主要讲的是匈奴骑兵的优势。而汉军有五个优势，善于在“平原易地”作战，其“劲弩长戟”可以射疏及远”，有多兵种、长短武器配合作战。最后他指出，汉军骑兵有限，要战胜匈奴，必须加强骑兵。为了应急，他建议利用“饮食长技”与匈奴相同的义渠“降胡”，以汉的“坚甲絮衣，劲弓利失”武装起来，使他们与边郡良骑及“轻车材官”配合，迎战匈奴；再加上汉军在数量上的优势，才是战胜匈奴的“万全之策”。汉朝要最终战胜匈奴，除了坚甲利兵，强弓劲弩外，还得有足够数量的马匹组成的骑兵。所以重视马政，孳养马匹，就成为文、景时期防御匈奴的又一方略。

从军事上讲，单纯的和亲政策配合以戍卒边塞防守，只能是被动的防御，是一种把和平寄托在敌人被感化基础上的良好愿望。而一方面与匈奴和亲，同时又积极采取措施，“徙民实边”、输粟于边“和发展养马，在增强国力和边塞守御方面虽然仍属防御性质，但已不是被动的防御，而是一种为反击作准备的积极防御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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