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秦始皇的统一行政体系，再到西汉的完善，奠定中国近两千多年行政体系的基础，期间虽不断改进，但也创造了“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许多盛世局面。而在这些盛世中，又尤以西汉最让我们自豪，考察西汉的有效的行政运转体系，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四个基本有效的机制：良好的选人机制、垂直的监督巡视机制、独立的惩罚与激励机制、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传递机制。这四个机制不论对于当时还是对于现在都是值得重视并完善的。

　　良好的选人机制

　　无论是古代的皇权专政，还是现代的民主选举，选人机制都是一个政府有效运转的基础，从决策再到实行都是人来操作。西汉的统治者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开国皇帝刘邦也以会用人而传于后世。我们在教科书上能看到西汉的选人机制是察举制，我们也许也只知道他是一种推举的形式，但却忽略了，它不仅仅是一种推举的形式，更需要考核，最为著名的就是举孝廉，“孝”为孝敬父母，“廉”为勤政廉洁。且孝廉在察举科目中排在第一位，可见当政者对孝廉的重视，也间接体现了当政者对选举的人自身品德的重视，当然品德这种东西不一定能在考核中体现出来，只能在后期为政做事时才能体现出来，但这并不代表被推举者都是推举者随意推举的，《史记》中记载秦朝有：“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而汉继秦制，几无改变，这种追责制会在下面惩罚与激励机制中详细谈到。并且在选举人才时，三公府与尚书台相互审核，相互制约，确保被选举人才的质量，不听信一家之言。

　　另外察举的科目还有茂才、明经、贤良方正等，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并且让底层百姓有进入仕途的希望，打破了以前世传的制度，让选人制度更加趋于完善，虽然没有后期科举制度那么科学，但选举的人才也都造就了盛世汉朝的局面，这虽然也有功于皇权专制下皇帝的清明，但终究不能磨灭汉朝选人机制完善的功劳，尤其是汉武帝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的用人策略。更是给西汉填上绚丽的一笔。在新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第二、三条原则就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可见贤与德任然是重要的，毕竟再好的行政体系也需要人来运转，正如董仲舒所说“治国者以积贤为道”。

　　垂直的监督巡视机制

　　选贤任能是行政的基础，所谓本末，选人则为本，严刑惩治则为末，可以说选贤可以在源头上保证行政体系有效的运转，在现代经济学中，人被称作为经济人，正如司马迁的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因此就算开始选拔的为贤才，也无法保证在执行中仍能勤政廉洁，这就需要监督巡视机制了。

　　汉朝的监督机制，是一套垂直体系，独立于其他行政体系，只对中央负责，最高监督机构就是御史台，只对皇帝负责，在地方设置部刺史，垂直负责，只对上级监督机构负责，当然这是最主要的监督方式，也有一些其他的监督方式，例如同僚之间相互监督，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等，这些也都是辅助的，因为一旦形成小团体或者朋党之争，我们知道这种辅助监督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只会让包庇营私更加猖狂，行政效率也会大大下降，最能起到震慑作用的只能是独立于其他行政部门的垂直监督机构。另外除去专职的监督机构，还有巡视制度，巡视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出现，但是在西汉得到完善，也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西汉的巡视有上下级之间的巡视，有光明正大的巡视，也有微服私访式巡视，还有中央直接派遣到地方的巡视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微服私访式巡视，这种巡视会倾听民间的声音，更能巡视出官员的作为或不作为，并且得到一手的证据，对官员形成极强的威慑力，另外还有“录囚徒”等一系列巡视方式，防止官员在地方一手遮天式的腐败和不作为，确保行政效率的提高。

　　独立的法律惩罚与激励机制

　　惩罚与激励是一对相反的措施，在监督也无法防止官员腐败或是不作为时，只能依法制裁了，虽然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谁也不能抹灭法家、儒家、道家这三家学说对中国几千年行政制度的影响，最常见的就是儒法治国，存于士，道家治国，存于民，但凡新王朝建立，都会有那么一段期间休养生息，这不能不说是道家的影响。秦时以法家治国的典范，因此在律法上西汉也基本建继承了秦的律法。并且不断修改完善秦遗留下来的律法，用律法为官员划出底线，作为最后一剂猛药。而相对于惩罚，激励机制对官员来说就是一块糖，促进官员有作为，敢作为。西汉的激励机制分为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一方面对于有功者进行赞赏，一方面赋予物质奖励，而对于中国几千年的官僚制度中，物质奖励可以说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精神激励以名声为主，希望流传于后世，而物质奖励就则以晋升，金银物质为主，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致仕后每月能领取的薪金或者给自己子孙带来的好处，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促使官员勤政廉洁。并且在西汉有明文规定的追责制，在上面也提到，这种追责和诛连是不同的，他可以确保官员推荐的德才兼备的，也可以保证官员自身不违律，这种追责体系在现代反腐中，也以一案双查的形式出现了，不仅要惩治已违法的，也要追溯源头的责任，可以说这种惩罚具有极强的威慑力。

　　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传递机制

　　任何一个国家的行政体系都需要上令下行，下情上达。在西汉也是这样，一切的行政制度都是为了确保最后的政策得到了落实，而不是敷衍。因此中央与百姓的接触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在行政体系中，并不是底层执政者为最后一环，百姓是最后一环，行政体系属于一种反馈机制，政策的落实与否，百姓的正反馈与负反馈都显得非常重要。

　　西汉对于下情上达有许多方式，因为早在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姓参与政治的意识就非常强，所以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才在各诸侯国之间流动，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西汉时，给予民众的参与方式就没有春秋战国那么多了，只有“召对”和“诣阕上诉”两种方式，召对就是皇帝召集文人士子，让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诣阕上诉”则相当于现在的上访，虽然方式有些少，但不失为以民为本。而到了现代，政府与民众信息传递机制趋渐于完善。

　　而新加坡的双向传递机制不失为典范，新加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下情上达，不仅仅局限于政府给予通道让百姓上情下达，更趋向于让民众建立合法的渠道确保上情下达，让民众与政府对等的交谈。从议员接访和议员回访到民情联络组，再到如今的新媒体对等交谈，一直在完善自己的信息传递机制。而这几年国家的行政部门不断开通微博，接受来自各方的声音，都是在建立有效的信息机制

　　这四个基本机制，在西汉初期就趋渐于完善，两千多年来其基本的框架一直存在，在现代也仍然使用，也造就了两汉盛世，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它，让它散发出活力，带领中国走向富强，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