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二五到二零二五，在这种植青春之中国的日子里，孙中山先生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一百周年。然而这漫长的百年就在昨天，就在眼前，是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百年。几代中国人把满腔热血化作生命的烈焰，让古老的中国浴火重生，终于撕破重重黑暗，照亮了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道路。 
孙中山先生乃其中最伟大的先行者，在决定民族命运与文明路径的十字路口，毅然选择了民族民主革命，创建了民主共和国体，擘画着民族复兴之路。这是一场关乎文明转型的千秋巨变，中国历史上没有几场变革可与相提并论，至今我们依然走在这条伟大征程的延长线上。历经百年奋斗，愈发验证了孙中山先生思想财富的真理性价值，以事实证明我们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为中华儿女凝聚政治共识、坚定道路自信，提供了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 在中华文明不绝如缕的时代，孙中先生提出“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既坚守中华文化主体地位，又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理想，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今日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孙中山先生留下的精神资产，愈发焕发青春的光泽。 一、国家整合：以党治国与天下一统。 
在现代民主共和政体下，政党制度无疑具有基础性作用，孙中山先生深刻指出：“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中心势力，即不可不汇之于政党”。采用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关乎国家整合与政权运行的基本原则，对于国运兴衰具有关键作用，绝非抄作业那么简单。由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先发优势，面对国家形态的现代转型，孙中山先生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也曾信奉多党竞争制，以为“且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对峙”，意在“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但问题在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文明的母体，总是按照历史内在的逻辑展开。英美国家的两党制，就是在各自君主立宪、建国大业中诞生，集中体现了不同社会的主要矛盾。 而中国自古是大一统的国家，创造了灿烂的政治文明，与西方国家走过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是奠基于黄帝领导的统一运动，这个趋势历经古国、封建、郡县时代不断深化，依靠中央权威通过科举制科层制等制度创造，在统一政权的基础上实现政权开放，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选举”。在广土众民情况复杂的中国，从来没有多党竞争的土壤，只有造成政治分裂的残酷党争。在民国初年也曾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但多党制的憧憬随着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戛然而止，酝酿着此后更惨烈的国家悲剧。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孙中山先生不断发展其政党理念，“更应以党为掌握掌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率先提出“以党治国”的理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政治制度没有飞来峰。历经长期国家整合，在新中国的诞生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系着中国固有的大一统形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不能以西方历史经验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在文化精神的深处，中华文化历来讲求“中和位育”的中庸之道，而非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在政党领域，以合作超越竞争同样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通过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制度创造，有利于汇聚民族复兴的伟力，而西方政党制度造成的政党恶斗、否决政治，乃中国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历史从未被终结，但制度创造一定要适合自己。 二、道路选择：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 道路决定命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选择什么样的国家道路，不能也不可能脱离固有的国情与历史条件。早在民国初建，孙中山先生擘画未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即深入浅出的指出，虽然“社会主义之名词，发于十九世纪之初”，自西方舶来，“特此种主义，本我人类头脑中应具之思想”，代表了人类崇高的社会政治理想：“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目的是让全体国民无论男女老幼各得其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永恒理想。孙中山先生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道，“社会系对个人而言，社会主义亦系对待个人主义而言”，这种貌似简单的区别，深刻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取向。 
孙中山先生指出：“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如果说土地制度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家庭伦理是社会构建的基础，井田制始终承载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理想，而家国同构则是中国社会固有的特质。晚年流域海外的钱穆先生，就曾揭示中国社会的特质：“人类大生命即以群为体，财货则仅为维持生命之一项工具，亦贵通不贵别，亦可谓中国自古代即已为一通财或共产之社会。”断言未来的中国，“今再综合言之，中国之社会经济，终必归于通财共产，以大群一体为主。”高度评价祖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余曾谓亦即中国之社会主义”，贯通了中山精神、中国道路与中华文化的内在联系。 所谓“个人主义”扎根于西方历史文化，例如希腊罗马时代个人理性与个人权利的观念，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觉醒，固然丰富了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但中华文明历经三千年前的殷周之变，早就奠定了人本主义的发展路径，把修齐治平、万物一体作为人类文化的价值目标，集中体现在大同理想之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最高目标不是升入天堂、超越轮回，而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让人类社会成为公平正义、安居乐业的热土。因此，孙中山先生提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这些论断让我们从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社会主义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概念，“至于方法，原非一成不变者，因时因地可耳”，用今天的话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三、基本国策：改革开放与发展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将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放到经济发展上来，在打开国门的情况下集中精力搞建设，“四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很多孙中山先生当年的伟大设想正在实现，其真理性价值不断得到验证。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改造，驾驭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在殖民野心、商业利益、传教热情等一系列因素推动下，将整个世界纳入其主导的世界秩序，古老的中华文明不绝如缕。孙中山先生怀抱“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的宏愿，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毅然选择革命道路，就是从政治上为发展建设扫平道路，所谓“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在《建国方略》中进一步指出：“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事实证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让中华民族摆脱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为重回世界舞台中心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夺取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动权，仍是中华民族把握未来的关键。 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其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当今世界“没有那个国家能够独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现代中国的涅槃重生，必须顺应历史大势、把握历史机遇。孙中山先生早在辛亥革命时代就预言，“要想实业发达，非用开放主义不可”，面对各种质疑提倡大胆引进外资、人才和方法，共同开发中国雄厚的矿产资源与庞大市场，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其中的道理，“盖为互助而获之利益，当比竞争而获之利益更为丰厚也”。这些设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实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推动了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进步事业。“唯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四、文明转型：文化基因与现代文明。 回首百年，几度风云色变，何止沧海横流。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独特的发展道路，有其内在的演进逻辑。但近代以来，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剧烈冲击下，猝然陷入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奇变”，从物质基础到组织形态再到价值观念，乃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革命。然而这一切的主题，仍然是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中国有一个道统，那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一条大道，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孙中山先生把全部革命事业的核心使命，归之于中国人固有的道统观，与今日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辉映百年之间。 文化决定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精神面貌、发展趋向，回答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这样一组灵魂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然而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在历史的裂变中，“由于那次义和团的失败，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否定中华文化、主张全盘西化俨然成为主流。风雨如晦之秋，孙中山先生高屋建瓴的指出：“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劝谕迷惘中的国民：“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这些话看似平易，实则从精神高度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精髓，意图从文化上夯实民族复兴之基。 在政治文明上，孙中山先生回归“大学之道”阐释中国政治哲学，指出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如果专仿效欧美，一定是办不通的”，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在道德文明上，孙中山先生指出“有道德始有国家”，在倡导博爱、互助等新道德元素的同时，国人“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才能获得成功，这对梁漱溟先生所谓“以道德代宗教”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在物质文明上，孙中山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坚信“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这些论断都已得到验证。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孙中山先生留下的事业推向了新的阶段。 五、人类进步：东方智慧与大同理想。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五千多年的光辉历史中，中华文明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处于世界舞台的中心，怀抱“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的广阔胸怀，倡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间正道，以文化融合而非殖民压迫的方式，凝聚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现在，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需要东方智慧。 孙中山先生的时代，“世界有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阶级战争是也”，西方物质文明的膨胀，在将世界各民族纳入其殖民体系的同时，也将自身陷入了血与火的深渊。孙中山先生为探寻人类文明出路，提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主张用正义公理感化人，反对用洋枪大炮压服人，相较于西方世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无疑代表了人类的必由之路。孙中山先生洞察到，“中国人几千年来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是几千年文明演进的结果，主张人类文明的进步“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如其它动物者焉”。中国人民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将“驰骤于今日世界之场，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文明冲突的迷思、修昔底德的陷阱、脱钩断链的尘嚣、零和博弈的阴影，仍然沉渣泛起，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些主张无疑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来自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就是当年孙中山先生倡导的“王道”。 回首百年，孙中山先生的身影从未走远。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儿女永远走在中华文明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大道上。 （胡春雨，天桥区作协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图片由广东民革陈重阳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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