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岁末，有幸参加政协和团委组织的模拟提案展示活动，在孩子们那里学到了四个字：“国之大者”。说是学到了这几个字，以往只是看作抽象的文字，作为既不在体制内工作又没有政治学背景的普通委员，结合政治生活思考这几个字还真是不多。现在看来，如何发展中国特色民主，如何培养孩子们的政治参与意识，成长为中国民主政治的践行者，关乎现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构建，不是“国之大者”又是什么？不靠我们的孩子未来又靠谁呢？ 自古“功成作乐，治定制礼”，表面上雍容典雅，实际上说的是中国人巩固邦基、创业垂统的政治智慧，往往是历经大规模国家整合、实现江山再造之后，通过凝聚文化共识、培育国民精神以及顺应时代发展的制度创设，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持续繁荣打下基础。“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政治制度关乎国家实体的组织与运行，至为重要。当地球村时代到来，面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生存竞争，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必然发挥着深刻的制约作用，譬如战国时代各国的改革，即关乎国势之盛衰。我们看到，“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成为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政治似乎离普通民众很远但又很近，譬如是清明还是腐朽，是公平还是昏乱，与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据钱穆先生总结，中华民族所以广土众民、绵延不绝，其中一个禀赋就是富于政治能力——五千年来大一统的成就即为明证，中国人应该有这个自信。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中华文明形成演变的关键节点上，政治建设总是基础环节。例如，《史记》记载黄帝平定天下后即着手建国伟业，“官名皆以云名，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多与为焉”，意味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制度架构已经形成，尤其关键的是凝聚共同的国家信仰。这一伟大开创直到五帝之末的尧舜时代不断发展，号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为中华民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二千年后的殷周之变，是决定中华文明面貌的又一次转型，其中周公“制礼做乐”——譬如从封建制到宗法制，从国家生活到伦理生活，以经天纬地之才收经天纬地之功，孙中山先生盛赞周代文物之灿烂足以比肩近代西方，可谓洞见窾要。总结三代礼乐文明的辉煌成就，“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精神内核经孔子阐扬，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 我们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仅同样伟大，而且同样艰辛。因为我们的时代，依然走在从古典中国到现代中国转折的历史延长线上，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政治文明当然是重头戏。然而这次蜕变，并非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孕育，而是因应西方近代文明的剧烈冲击，为了“保国、保种、保教”迅速爆发。一百多年来，历经一次次历史裂变，从洋务运动时代的中体西用、清朝末年的预备立宪，到民国时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再到指导思想的全盘西化乃至苏联模式，围绕政治体制的构建、国家形态的重构进行了艰难探索。毕竟，从源远流长的天朝体制到前无古人的民主共和，不是历史上改朝换代的重复，而是一场触及文明根柢的巨变。为了“少年中国”的重生，几代中国人展开了无数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在接续奋斗的基础上，我们终于向中华文化主体性回归，“坚持走自己的路”，终结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历史的终结。历史前行的轨迹，终究来自中华文明内在的生成逻辑：在民主科学的问题上，我们固然可以去西天取经，但决定我们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却不可能是拿来主义。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人类现代文明的转型，最初来自基督教世界的全球性扩张，如何定义现代文明西方具有先发优势，长期以来掌握着定义价值的话语权，以“普世价值”自居。自古希腊以来，对于东方异质文明总是喜欢贴上“专制”之类的标签，热衷以基督教的理想拯救世界，这种思想难免导致所谓“文明冲突”。在现代化的发展中，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体现着人类共同价值的觉醒，但如何把握这些基本概念，作出符合本土文化与国情的解读，关乎社会发展方向、政治文明构建。孔子以“正名”为“为政之先”，因为概念决定观念，观念决定形态，倘若在基本政治伦理上囫囵吞枣，肚子疼一会儿都是小事，譬如民主变成了暴民政治，自由变成了个人至上，平等变成了没有规矩，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弄不好就会发生社会解构作用。 把握命运先要把握思想的主动权！ 源自西方的近现代国家形态及其政治文明，最初来自其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特别是希腊民主的荣光，罗马共和的典范，以及基督教的信仰，独特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哲学观念，塑造着西方独特的文明形态。历经近代以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一系列革命，同样是“返本开新”，在自身传统中焕发新的生机，凭借其理性精神实现科技文明的跨越，工业革命的成果使其拥有了宰割全球的物质力量。在这一宏大背景下，现代民族国家在战争的砧板上诞生，伴随西方文明的全球扩张，整个世界的国家形态为之丕变，纷纷纳入其主导的全球体系。中华文明一度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文化自信、政治自信更是丧失殆尽，在大规模移植西方文明成果、努力实现近现代化改造的同时，自身的信仰体系、思想体系、价值体系濒于瓦解。譬如一身，精神世界的碎裂必然酿成一系列危机。历经百年奋斗，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国人文化自信日益回归，“不忘本来，吸收外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在政治文明上必然形成自己的特点。 中华民族自古拥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在政治文明上，作为主要经典的《孟子》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中国人所谓王道，包含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理念，譬如《荀子》即解释“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换个说法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民主制度上，早在《礼记》记载的尧舜时代，既注重“选贤与能”，公平选拔人才。譬如汉代的察举制、隋唐以来的科举制，意在向社会开放政府，公平吸纳人才，作为中国式的民主选举，在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同时，凝聚着决定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国情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治理模式，文化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政治风貌，什么是民主不可能定于一尊。在思想观念上，西方人往往根植于宗教，譬如基督教对个体灵魂与上帝的直接关系与其个人主义具有内在联系，社会契约论与基督教的契约观念密不可分。而中国人素来以人为本而非以神为本，相信人类固有的道德精神，只有让有限的生命实现最大的价值，才是最大的自由、最大的平等。“仁者爱人”，作为中国人道德观念的集中体现，包含了对人类价值的尊重与一视同仁的民主。中西社会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倘若“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展望“中国人种之将来”，梁启超先生深信“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历经五千年文明之浇灌，中国人民拥有优良的文化品质，其“一曰富于自治之力也”，譬如传统中国社会，“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乡有一乡之自治……乡之中有所谓绅士耆老者焉，有事则聚而议之，即乡之议会也。”用今天的眼光看，不啻热心公共事务，善于民主协商，只不过与西方在组织形态、精神风貌上各有千秋，不是那么关注选票民主，而是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贯穿于公共事务全过程。说到底，中华文化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从修身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吕氏春秋》论及中国人的政治伦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思维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不是民主精神又是什么？发达中国式的民主政治，离不开悠久的历史传统，只能在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发展壮大。 （作者简介：胡春雨，字思农，号齐西鄙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天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政协委员，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