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大校门）

九月上旬，学校接到上面指示，要派代表免费坐火车入京“取经”，即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各教研室全体教师无记名投票推选一名代表，这是第一次名副其实的民主选举，对于大多数没有听从党团组织暗中操纵的教师来说，也是第一次真正自由的选举，因此竞争非常激烈。路瘦竹与党员政治主任竞选获胜。陈剑平也在他的教研室获选。 

接着，校、系第一批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成立。红卫兵一般不吸收教师，但路、陈二人被破例吸收为红卫兵，带上了印有金黄色“红卫兵”字样的红色布袖章，但不参加学生红卫兵平时的活动。 

此月中旬，路、陈去京取经，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文革发动者和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检阅，并参观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运动情况。路瘦竹还特地去参观了北京外贸学院，顺便看望了在那儿读书的同族本家路福根。自从福根和瘦竹在解放前夕离开黄渡镇中心小学以后，两人很少见面。福根小学毕业后在黄渡镇上自家的布店当了几年的学徒，才到相隔数里的安亭师范初中部读了三年，又到嘉定县中读完高中。因为他一心要学会做大生意，所以不远万里，投考进入了北京外贸学院。这些年来，他们只是偶尔在假期里在自家宅院相遇，而且都是话不投机，只是礼节性的三言两语，从没有深入交谈过。 

那天，瘦竹来到外贸学院，只见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而且与北大、清华相像，很多大字报都是点名指向校党委、系总支正副书记，与上海高校还停留在主要揭批学术权威和一般教师的景象大不相同；而且也有为这些党头头辩护乃至评功摆好的大字报，与批判性大字报的数量和分量不相上下。瘦竹毕竟是外来客，光看大字报看不出个究竟。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找到了福根，然后被带到了学生食堂。在饭桌边，福根高大粗壮的身材和沉稳的坐姿，与瘦竹中等瘦长的体形和一会儿看着福根一会儿环顾四周的灵活好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瘦竹说：“在北大、清华，我没有一个熟人可以聊聊问问，光看大字报就好像坠入雾里云中，理不出头绪。你能不能大致说一下你们校系两级揭批党组织头头的大致情况和你的看法？”针对瘦竹急切的询问，福根不紧不慢地轻声答道： 

“都是党内的事或者是党管的事，我们小巴辣子管不上，说不清。”接着他只是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地应付了几句，听得出他并不很关心运动的进展情况，只是冷眼旁观而已。

这让瘦竹非常失望，于是他只得转换话题：“今年寒假准备回家过年吗？” 

“当然。” 

“到时我们再交流，好好谈谈。”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路瘦竹与陈剑平交流了各自看到的情况和感想，又联系到自己学校的运动。陈还顺势将系里多数教师、干部乃至校里一些人物之间的人事关系包括趣闻轶事大大地对路吹了一番，让路感到惊奇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原来他有一个在三年前从外语系高升到学校人事处的贴心“哥们”，不过他没有说出这位“哥们”的名字。陈又一再表示，与北京高校相比，上海的师大远远乱得不够。路回应说，师大的保皇力量还没有开始瓦解，所以许多问题还捂着，“黄金”（指黄梅霞、金运通）之类的野心家、走资派还没有被暴露出来，造反派还需要加倍努力。 

他们回到学校，发现系里还在辩论所谓“朱宜生问题”。还发现所有保校党委、系总支的保守派干部、教师、学生已经组成了一律以“心向党”为名的战斗队、组，和（限于学生的）红卫兵，而造反派组织的名称则五彩缤纷得多，如“红旗战斗队”“造反兵团”“野战兵团”“革命硬骨头”“毛泽东思想联络总部”等，还各自制作了都是红底金字的大幅战旗。

接着，党组织在背后操纵的校、系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两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文革领导机构，路、陈二人被选为两级代表和委员，但这两级机构的多数和主导者都是保守派学生，大多是党总支所宠信的班团干部。在那些日子里，这两级机构内外都有对立的两派，辩论的焦点都是：是否应立即转入“斗、批、改”（斗垮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还是要继续深入揭发、揭深揭透党内当权派的问题，暂不转入“斗、批、改”？保守派主张前者，造反派主张后者。也有保守派以折中面目出现，提出一边搞“斗、批、改”，一边继续揭深揭透问题。 

如在九月底外语系全系师生员工大会上，系文革主席团学生头头说：要继续深入揭发问题，穿插斗批改；斗谁、批谁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要保护少数（中央文件的规定）。 

在校文革代表大会上，校党委书记姚立讲话，也提出在继续揭发问题同时进行斗、批、改。 

正当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之际，1０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社论明确提出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那天，路瘦竹碰巧走过数学系大楼，看到门厅内潘雯镜坐在一张课桌后面在写着什么。她看到路就招呼他进去。接着，她对他列数了自运动开始以来校党委公开动员全体师生贴教师大字报、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转移斗争大方向，同时暗地里整革命造反派师生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账”的种种“罪行”。她的分析让路对全校形势也感到豁然开朗。她说，她没有时间立即写成大字报。她刚写完一封私信，要请几天假，处理一点家事。如果他能立即写成大字报，其震动效果肯定会比像她那样的学生贴出的大字报要大得多。 

于是，数天以后，10月11日，路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书记前些天对校文革代表所作的关于运动情况的报告，指出他的报告掩盖真相，文过饰非，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这是全校第一张由一名教师所写的针对校党委资反路线的大字报，立场鲜明、观点尖锐。教师造反所遇到的思想阻力比学生要大得多，因此更加引起了全校的轰动。接着，自然引来了全校保守派的大围攻。同时，由于在常希萍问题上的看法分歧，“火把”战斗组已陷于分裂，不再存在。 

路的大字报不但轰动了全校，也深深地引起了系里一位女教师的特别注意，强烈地打动着她的芳心。她就是钱瑾嬅。她个子矮小，但发色和脸色都显得很健康。容貌身材虽一般，但有优雅的风度：不烫发，齐下巴的短发梳理保养得宜，松而不乱，乌黑而不亮；衣着看似随便，但裁剪得体，色泽淡雅。系里同住在青年教师集体宿舍的女同胞们都知道，她的头发和衣服都是自己打理的，从不去理发店和裁缝店，也很少买现成的衣服。据她自己说，她的身材难于买到合适的现成衣服。 

钱早就注意到路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外语系众人皆知的“三支笔”之中，她感到路是最有思想的，而且他的思想具有空灵的意境，虽然她始终理解不了其高度和深度。最让她动心的是路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勇往直前的道义精神，他的全校第一张青年教师造反大字报所引起的轰动效应，则尤其让她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她常常因为看到其他女性，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接近他而暗地里心生妒忌。但是由于她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她不敢贸然公开站出来追随他一起造反，尤其是因为当时所谓“保皇派”的势力还相当强大，谁输谁赢还没有眉目。而且她平时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他，更无单独接触的自然机缘。她只是与其他几个女教师组成了战斗组。 

同时，陈剑平正在追求着她。他那口若悬河谈天说地的本事确能吸引一些女性的注意，但钱瑾嬅曾经轻蔑地称他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杂家”。 

一个星期后，奉市委指示：校党委、各系总支停止领导。这以后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政工干部、原保守派、“伪文革”（受党委、总支控制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员纷纷“造反”，揭发“资反路线”内幕：如外语系的“黄金窝”野心家山头如何制造舆论搬“绊脚石”，如何播撒满天星斗整教师，如何压制造反派揭发党总支的问题、组织围攻朱宜生、“火把”等，如何组织“地下司令部”暗中操控运动…… 

接着，造反派踢开“伪文革”，成立校系两级以学生为主体的文革筹委会。路瘦竹被推选起草校筹委会成立宣言，并在成立大会上宣读。陈剑平被选入校筹委会，路进入系筹委会。这些天，他们两人都有点精神亢奋，不过心底里所思并不一样。陈是因为看到学校终于大乱而兴奋，路是感到自己“终于也有这么扬眉吐气、让人刮目相看的一天”。不过其中夹杂的出风头、争口气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绪没有让他丧失必要的清醒，没有达到为自己个人争权夺利的危险程度。 

按照常例，路在全校的影响力明显大于陈，自然应进入校筹委会，事实上推选他的呼声也确实较高。但是路一方面比较重视宏观思维，总是尽量将局部作为宏观全局中的一部分来观察和对待，而且思维比较踏实，不满足于浮光掠影的了解和粗枝大叶的想当然，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弱点，那就是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因此社会活动的范围极小，对于较大范围以外的人事情势就所知甚少，如对于学校一级的情况就很不熟悉。因此他一再推辞到校部担任一个不可能称职的岗位，因而就顺水推舟推举了陈。不过，在系筹委会和后来的系革委会中，路被推举为常委，而陈为委员。 

当夜，全校造反派大队人马赴市中心人民广场，向市委请愿，要求承认师大造反派的文革筹委会，但市委置之不理；由于遭到拒绝，全部人马直接步行去火车站上火车赴京告状。一路上他们此起彼伏地高呼着：“炮轰上海市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控诉上海市委资反路线！”他们由数名学生和路瘦竹作为代表，在国务院接待站口头和书面表达了对上海和学校运动的意见。整个过程始终秩序井然，虽然火车上很拥挤，当时路睡在座位底下，也有人睡在半空行李架上。 

瘦竹回校前又去了外贸学院一次，但是福根出去串联了，因此没有遇到。这不奇怪，因为当时正处于全国大串联的高潮中。但瘦竹还是匆匆赶回了学校，并借着从文革司令部所在地带来的一股重新高涨的批資势头，立即重新组织对于资反路线的批判，收拾那条反动路线留下的乱局。12月28日，外语系召开批判资反路线大会，宣布为朱宜生和绝大部分挨斗的中老年教师平反，将那些被错斗的教师和路嘉欣、顾亚贞从“牛棚”中“解放”出来，不再强迫劳动，恢复他们参加战斗组、写大字报的权利。同时宣布对黄梅霞、金运通两人实行监督劳动，并给他们一定时间看批判资反路线的大字报，结合实际反思他们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事后路对两位系主任说：“你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参加运动，接受教育，反思修正主义路线对自己工作的影响。” 

只有两名教师，路不敢解放。一位老年英国文学教授因曾被揭发对毛泽东思想有不敬议论而被斗。对于这样的“嫌疑分子”，在那个年代谁都不敢放行。还有一位壮年俄语教师梁某曾在东北抗日期间与苏联方面有过合作而被戴上“苏修特务”的帽子。路对他说：“你有没有问题,你自己清楚，我不能说什么。”梁回答：“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我会自己解放自己。”路说：“那么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我不阻止，也不支持。” 

所有被解放的教师自发组成了“关心国家大事”战斗组，简称“关心”组。路、顾两位主任没有参加。梁某则自称“自己解放自己”战斗员。 

    但是，以陈剑平为首的几个教师和较多学生立即贴出大字报，反对和批判路瘦竹的做法，不过他们没有其他行动。 

那天，还在北京外贸学院等待毕业的路福根来到师大找瘦竹，身边还带着新交的女朋友杜佩璋。他正好看到了那张批评瘦竹的大字报。瘦竹带他们来到教工食堂，边吃午饭边交谈。福根劝瘦竹不要那么认真，他说话还是那么慢条斯理，沉着冷静： 

“不要忘了历史，文革很可能是57年整风反右的扩大型翻版，打开的口袋迟早要收拢。既然已经扳倒党内的反对派，就一定还要收拾原有的和正在冒头的党外异己力量，否则不能安稳。所以头脑必须清醒，不要发热。何必费神费力那么认真，到头来自讨苦吃。你看我借着这个难得的历史机会，游遍了全国的名山大川，一不要出路费，二不抵消学历，又物色到了女朋友，好不逍遥自在！所得到的比坐在课堂里这么些日子不知多了多少倍。” 

“原来你是个逍遥派啊！”瘦竹禁不住带着揶揄的口气喊出声来，引得周遭几张饭桌上的人们纷纷转过头来，反倒让他感到有点不自在起来。 

“这是最好的自我保护的办法，又不伤害任何人，有何不可？” 

“你当然可以这样选择，我没有权利责难你。” 

“这样好，”这时福根的女朋友杜佩璋说话了，她看起来很斯文，但说起话来快人快语，像开机关枪一样：“各人选择自己的道路，荣辱得失自己承当。但愿你瘦竹哥最终不会吃亏、而证明福根的看法是错的。但他是好意。” 

“这个我知道，”瘦竹微笑着回答说。 

（选自美籍学者陆寿筠先生的自传体纪实小说《我的路》，该书对于理解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先生代表作《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