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的华东师大校门）

1966年8月4日，校内发生斗“牛鬼”高潮，表面上看是由学生们将被贴大字报较多的教师和直接管理教学的干部戴高帽或挂牌游斗，先是全校集中鸣锣游街、示众，后按系分开批斗。被斗者个个低头弯腰、双臂弯于背上，名为“喷气式”，最后全都被迫跪在地上。有的戴着铁纸篓，有的还被剃了鸳鸯头（即剃掉半边头发）。如路嘉欣就戴着厕所里的脏纸篓，他还因为抗拒而被打，打的工具就是那个纸篓。总之是一片“红色恐怖”气氛。

瘦竹得知的时候，外语系的路嘉欣，顾亚贞，和22位中老年教师（包括各教研室非党员业务主任）已经被游过街，正成排地跪在外语系草坪上，接受批判。只见英语实践组的厉自强正在以自命的“外语系青年教师代表”的身份，扭动着他那清瘦得随时可能折断腰板的身躯，强力地挥动着同样清瘦得随时可能折断的右臂，声嘶力竭地狂吼着“打倒路嘉欣！”路瘦竹从厉面前走过时，从厉嘴里喷发出一股腐烂臭气迎面扑来，逼得路本能地倒退三步。接着，一名学生干部向这些被骂作“牛鬼”的教师、主任们训话，命令他们从下一天起监督劳动、清扫校园。然后，黄梅霞命令部分学生和青年教师一对一地将家住校内“一村”“二村”的被斗者“押送”回家。从此，这些被斗者都被称为“牛鬼蛇神”，或简称“牛鬼”，被剥夺参加运动的权利，俗称“打入牛棚”。管理监督他们的学生被戏称为“牛司令”。

据多年后一次整党大会上黄梅霞的自我检查所说，这次被游街的名单是由校党委布置、各系总支确定的。

那天，瘦竹在押送一名“牛鬼”回家后走回外语系的路上，遇到公共外语文科教研室的男中年英语教师田培民。田中等个子，明显发胖。四方头脸，头发额外齐整，而且乌黑油亮，戴一付深色宽边眼镜。端庄的步履举止中带一星点儿油滑，一本正经的语调中常带一点戏虐。那天遇到路瘦竹，他指着灰蒙蒙的云天说道：

“看，天上有字。”

瘦竹循着田的指点抬头望去，只见一长片形迹诡谲的灰白色云丝团，但是看不出有什么字。

“你转过身来，跟我同一个方向再看……”田说。

路转过身，仔细看了好一会，果然好像辨别出三个草体大字……

“念！什么字？”田问。

“大—道— — 废，是这三个字吗？”路反问。

“有仁义……”

“这个我看不出来。”

“这个不在天上，是在老子《道德经》第十八章中。接下去还有‘智慧出，有大伪……’”

“我没有读过《道德经》，不知老子是谁。”

“你认识懂国学的人吗？回去问问他。不要告诉任何其他人，否则人家会说你是封建迷信。现在是科学时代，讲究概念明晰，像这种空灵模糊的说法是要受到批判的。”于是，瘦竹打算下一个星期天去看生父。

自从八年前他进入复旦读书，与生父同在一个城市，接触就方便多了，但他们的关系有过一次波折。一开始，生父给他买了雨衣、雨鞋，作为入学贺礼。但不久瘦竹要生父给他一些零用钱，这就让生父感到为难了，主要是怕其他子女有意见, 因为他既已被送给人家抚养,他们家就没有这个责任。而刚过青春期不久的瘦竹既不懂得他所处的人际关系之微妙，又在心理上比较敏感浮躁。再加上养母的体贴关怀似乎比照出了生父的“冷漠”。养母为了滋补他自幼亏虚而现正处于关键成长期的身体，因此好几次斩了家养的老母鸡或初啼的小公鸡，再加上新生儿的胎胞，一起煮给他吃（她有时被乡邻请去为产妇接生）。因此有一阵子，瘦竹明显冷落生父，不去看他。后来随着年龄增长他自己感到不妥，在毕业时特地买了水果去看生父，从此他们的关系又恢复如常。

那时，谈正笔还没有受到冲击。他被抄家并断绝生活来源是四个月以后的事。看到谈余来访，非常高兴。听儿子说到师大运动的情况，不禁皱起眉头，若有所思起来。想到自己在师大中文系的兼课教职，庆幸自己不在他们的正式编制名单上，否则也难逃被揪出游斗、并打入牛棚的命运。

说到“大道废”的天象，儿子问他什么是大道，他只回答说大道很难用言语说清楚，因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只有通篇仔细反复阅读《道德经》的全部章节才能逐步有所意会。如果领会不当，用自己的话进行解说，也可能越说离老子原意越远。所以他还是不说为好，建议谈余自己去钻研，以后有机会再交流心得。不过他觉得现在有一句话说了不至于离大道更远，那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形象不是最终真相。”

对于这句话，瘦竹直到三十年后读了一些佛经，才自以为有所理解和认识。那天他回去后试着读一读《道德经》，但是怎么也读不下去，好像在读一部天书，只得放弃。

（选自美籍学者陆寿筠先生的自传体纪实小说《我的路》，该书对于理解起伏跌宕的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陆先生代表作《道法社会主义：二十一世纪人类意识形态革命》，购买可加微信zhai200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