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4日下午，《中国人的政治教科书<今文尚书>》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2号牡丹科技大厦彼岸书店举行。这是北京语言大学白云真教授在会上的发言。

21世纪中国强起来，必然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正在开创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爱新觉罗·毓鋆老师说，“现在已经没有人敢打中国了，应该要好好下功夫整理中国文化了。不能走余英时之流的路子讲中国文化”，也期许“真有大志者，必须重新整理中国文化。”

翟玉忠先生曾被南怀瑾先生曾感叹而称之为“中国文化后继有人”，勇担重任，以“大六经工程”重新整理中国文化，以树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方式确立中国文化自信的学术路线问题，按经学的内在理路整理中华文化，不仅遵循南怀瑾先生所言的经史参照，也注重经子参照，以中解中，以中释西，避免历史上以儒解经，以佛解经，以西解经的错误学术路线，揭示出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之别，返回周孔之道而非孔孟之道的中华文化主体，开中国学术话语权之新。

翟先生及其团队秉承孔子述而不作，删定《六经》而垂世立教的学问精神，致力于明道教世的万世教科书的“大六经工程”，将经学大众化、时代化，为当今学人与学子守正中华文明正道、正统提供了范例与榜样。对此，翟先生指出，“经学是中华文明的教科书，需要人人去研习，绝非少数学人象牙塔中的雅好。”

翟先生将“大六经工程”整理的第一部经书定为《今文尚书》，直奔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有助于理解与推进中国式政治现代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内含的政治文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称为“政事之纪”、“政书之祖”的《尚书》，最早书名为《书》，又称《书经》。翟先生等在此书中正本清源，并不再将《尚书》视为“儒家经典”，而是诸子百家政治智慧的源泉，意识到“以儒解经”的学术陷阱。《尚书》主旨为尚德授贤的政治文明精神，体现了中国本土政治学问体系，即内圣外王的道术知识体系——并不是威权或专制的体系，是道名法而非儒释道。

执两用中的辩证法在此书中灵活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相生相克之义处处可见，如本末并重，政教统一，德刑并用，王霸杂用。“政治伦理道德要求社会治理者执两用中，践行中道，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一般时候宽严适中。”执两用中的关键在于时用，适当，相宜，然而儒家往往大谈仁义礼智，空谈仁政王道，片面强调教化而远离中道，致使儒家道德泛化，从而国势衰败。尤其是孟子性善论背离中道，偏执一端，不幸在宋以后成为主流观念，致使中华文化转向内在德性，流弊尽显。

接下来，中国学者应借鉴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分类而对《尚书》等经学子学所涉及到的中国式实质性议题社会科学化，揭示出多重因果关系。如《管子•立政》所言，“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对此，研究者需要围绕道德，事功以及能力三个维度建构解释或治或乱的根源的实践性知识体系。福柯言称，“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由此，中国式社会科学需要避免西方社会科学中牛顿的经典科学观以及笛卡尔的二元论以及绝对分离的学科分野，反而需要以阴阳辨证的科学观以及体用论为根本遵循。唯有如此，中国式社会科学才有可能摆脱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生产的控制体系，建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当然，“在全球化的21世纪，义理，理论话语权的建设不能闭门造车，需要不同文明的互鉴”。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为切入点。一般而言，学者们比较注重以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然而翟先生为大家思考“第二个结合”独辟蹊径，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轴经学-黄老（法家）相结合。“只有在贯通经子，超越诸子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古典政治经济体系，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整合”。

翟先生将经义的诠释置于中西学术谱系之中，尤其是中国历史性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之中。不再停留在故纸堆里，而力求古为今用。当然文中“理性”、“普世”等概念容易受到西方概念内涵的干扰，某种程度上不利于中国本土学问体系的表述。尽管对此书粗略的理解与叙述是苍白的，无法体现此书丰富的内涵与深邃的内容。

但愿大家真正阅读起来，不断体会玩味，从中领悟中华政治文明的道统、政统。以此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