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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毛泽东的法家观——毛泽东晚期的法家观 
作者:[喻中] 来源:[作者惠赐] 2024-06-06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甚至在此之前,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的革命实践活动。此后数十年间,直至1958年之前,亦即在毛泽东65岁之前,几乎没有发现他对法家的评论。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在1958年至1975年大约17年的时间段落里,毛泽东反复提到法家人物、思考儒法关系、阅读法家文献,表达了更多的法家关怀,更加深入地展示了他的法家观。

(一)毛泽东论秦始皇
数十年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说法日渐流行。这种说法暗含的意思是,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喻、自许、自称。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呢?如果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许全兴就此进行了考证,他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确实说过“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是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具体时间是1958年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了第一次协作区主任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1962年搞到八九千万吨钢(按:此数字来自冶金部党组1958年6月21日的《产钢计划》报告,毛泽东批示为1962年达到6000万吨),那时怎么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根据许全兴的说法,这段话是他“依据手头的资料原原本本把他讲话中的有关内容抄录如上,所引话‘楷体字’无一字改动。这是笔者迄今为止见到毛泽东讲‘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唯一的一次”。对于这里的“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许全兴的解释是,“马克思与秦始皇分别是代表民主(分散)与集中(集权)的形象的比喻性说法而已”。【1】
  查阅《毛泽东年谱》当天的记录,毛泽东确实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表了相关的讲话。不知什么原因,《年谱》中并没有关于“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记载。而且,按照许全兴依据的资料,毛泽东不仅要求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韩非子是讲法治,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2】根据这个说法,毛泽东把法治归属于韩非子、归属于法家。
根据王子今的考证,同样是在1958年,而且是在8月北戴河会议之前的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提到了秦始皇。毛泽东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殷封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3】根据转引自许兴全、王子今的这几则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在1958年比较密集地提到了秦始皇。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政府代表团时说:“你们大概知道中国有一个孔夫子、有一个秦始皇吧?这两个人就是这样的。秦始皇,历来说他不好,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给他翻了案……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他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超过他的。”【4】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秦始皇的称赞。值得注意的是,他既称赞秦始皇,同时也贬低孔夫子,这可以视为后来的评法批儒运动的先声。
1973年9月,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谈到中国的历史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一个A,变成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的。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5】这番话表明,从1958年到1964年再到1973年,毛泽东对秦始皇的看法一以贯之,都是肯定的、赞同的态度。
(二)毛泽东对郭沫若儒法观的批判
毛泽东晚年的法家观还通过反复批评郭沫若的儒法观表现出来。1973年,在讲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毛泽东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6】这就是说,郭沫若虽然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是正确的,但在儒法关系上的判断是错误的。
在与杨振宁谈论中国历史时,毛泽东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杨振宁问,“秦始皇对中国是不是有贡献?”毛泽东说,“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7】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心中,法家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厚今薄古。
谈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念了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存,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8】这三次谈话的内容,表面上看,都是在批评郭沫若的儒法观,但是,毛泽东的核心指向还是在于强调法家的正确与儒家的错误,他认为有所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这样的政治家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至于毛泽东本人,当然是有大作为、有大成就的政治家。
(三)毛泽东对杨荣国儒法观的赞扬
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说郭沫若是错误的儒法观的代表,那么杨荣国则是正确的儒法观的典型代表。因此,毛泽东晚期的法家观还以肯定杨荣国的方式表现出来。根据《毛泽东年谱》,在1973~1974年,毛泽东至少两次正面评价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其中的第一次是“1973年8月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9】第二次是1974年8月,毛泽东对人说:“过去我劝郭老看杨荣国的书,不大注意,又劝他看赵纪彬的《论语新探》。”【10】
杨荣国对儒家的批判、对法家的褒扬并非始于1973年,在1972年的《红旗》杂志上,杨荣国已经发表了一篇题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据考,“这篇文章是杨荣国应《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汪子嵩之约写的,据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第一篇文章”。【11】不过,杨荣国于1973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判孔子的文章,想必引起了毛泽东的更多关注。正是有了毛泽东的关注与赞扬,杨荣国在突然之间变得声名大振。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杨荣国受到了相应的批判与审查。2016年,有学者撰文指出,杨荣国“对孔子一向持批评观点,说孔子是奴隶主代言人。这一看法形成很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写过文章。五十年代初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对孔子的看法依然如故”。【12】这就是说,杨荣国抑儒扬法的观点并非完全是跟风。当然,如何评价杨荣国,不是本章的任务,但通过毛泽东对杨荣国的赞扬,我们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对法家的认同与对儒家的贬斥。
(四)毛泽东与芦获谈儒法关系
1975年,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组织上一度安排北京大学教师芦荻为毛泽东读书,让毛泽东以“耳闻”的方式实现“读书”的愿望。“芦荻为毛泽东读书期间,曾问:评法批儒中有人大捧秦始皇,怎么看?毛泽东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价,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芦荻问:有人说李贺是法家,我想不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毛泽东说:谁说的?李贺是什么法家!芦荻说:两校大批判组和上海都有文章,说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是法家。毛泽东说:什么?李白也成了法家?”【13】
听芦荻读了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之后,毛泽东说:“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又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14】
这两个历史细节表明,1975年的毛泽东对秦始皇的看法开始趋于一分为二,对评法批儒运动中的荒谬现象已经有所警觉。即便如此,毛泽东对儒家的批判与对法家的肯定依然如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五)毛泽东对法家文献的需求
毛泽东晚年的法家观还体现在毛泽东对法家文献的需求方面。根据《毛泽东年谱》,在1973年至1974年,毛泽东反复要求注释、印制大字本的法家相关文献。譬如,1973年8月下旬,毛泽东要求有关人员注释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论》,以及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15】1973年10月中旬,他又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韩非子·五蠹》。【16】1974年4月,又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说疑》《定法》,以及《商君书》中的《更法》《画策》《农战》和《荀子》中的《性恶》。【17】可以推定,这些法家相关文献,构成了毛泽东在1973年至1974年的主要阅读文献。
当然,毛泽东要求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法家文献,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因视力下降而提出的特殊要求,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毛泽东不曾阅读法家文献,只是因为毛泽东没有提出印制大字本的要求,《毛泽东年谱》中不曾记载罢了。《毛泽东年谱》中反复记载的毛泽东索要大字本法家文献的信息,只能表明晚年毛泽东对法家思想学说依然保持了强烈的兴趣,只能表明法家文献是他迫切地需要的思想文献。
注释:
[1].许全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与本义》,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许全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与本义》,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3].王子今:《毛泽东论析秦始皇》,载《百年潮》2003年第10期。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页。
[11].散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载《百年潮》2007年第10期。
[12].刘泽华:《长亭回首短亭遥——回忆与杨荣国先生的交往》、载《读书》2016年第1期。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1~592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9~530页。
(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节选自《法家的现代性》,该书由法律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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