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甚至在此之前，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的革命实践活动。此后数十年间，直至1958年之前，亦即在毛泽东65岁之前，几乎没有发现他对法家的评论。但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在1958年至1975年大约17年的时间段落里，毛泽东反复提到法家人物、思考儒法关系、阅读法家文献，表达了更多的法家关怀，更加深入地展示了他的法家观。 数十年来，“马克思加秦始皇”的说法日渐流行。这种说法暗含的意思是，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自喻、自许、自称。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呢？如果有这种说法，这种说法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许全兴就此进行了考证，他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确实说过“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是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具体时间是1958年8月19日上午，毛泽东在他的住所召开了第一次协作区主任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1962年搞到八九千万吨钢（按：此数字来自冶金部党组1958年6月21日的《产钢计划》报告，毛泽东批示为1962年达到6000万吨），那时怎么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以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根据许全兴的说法，这段话是他“依据手头的资料原原本本把他讲话中的有关内容抄录如上，所引话‘楷体字’无一字改动。这是笔者迄今为止见到毛泽东讲‘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唯一的一次”。对于这里的“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许全兴的解释是，“马克思与秦始皇分别是代表民主（分散）与集中（集权）的形象的比喻性说法而已”。【1】 查阅《毛泽东年谱》当天的记录，毛泽东确实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表了相关的讲话。不知什么原因，《年谱》中并没有关于“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的记载。而且，按照许全兴依据的资料，毛泽东不仅要求把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而且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韩非子是讲法治，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2】根据这个说法，毛泽东把法治归属于韩非子、归属于法家。根据王子今的考证，同样是在1958年，而且是在8月北戴河会议之前的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已经提到了秦始皇。毛泽东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殷封王（通常称之为‘暴君’）精通文学和军事，秦始皇和曹操全都被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3】根据转引自许兴全、王子今的这几则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在1958年比较密集地提到了秦始皇。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马里政府代表团时说：“你们大概知道中国有一个孔夫子、有一个秦始皇吧？这两个人就是这样的。秦始皇，历来说他不好，但是最近这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给他翻了案……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的人物。他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等，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超过他的。”【4】这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秦始皇的称赞。值得注意的是，他既称赞秦始皇，同时也贬低孔夫子，这可以视为后来的评法批儒运动的先声。1973年9月，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谈到中国的历史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叫CHIN（秦），加一个A，变成CHINA（中国）。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的。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5】这番话表明，从1958年到1964年再到1973年，毛泽东对秦始皇的看法一以贯之，都是肯定的、赞同的态度。毛泽东晚年的法家观还通过反复批评郭沫若的儒法观表现出来。1973年，在讲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时，毛泽东说：“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就说他了不起。”【6】这就是说，郭沫若虽然在历史分期问题上是正确的，但在儒法关系上的判断是错误的。在与杨振宁谈论中国历史时，毛泽东说，“我们郭老，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他在《十批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杨振宁问，“秦始皇对中国是不是有贡献？”毛泽东说，“他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7】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的心中，法家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厚今薄古。谈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接着念了新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存，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8】这三次谈话的内容，表面上看，都是在批评郭沫若的儒法观，但是，毛泽东的核心指向还是在于强调法家的正确与儒家的错误，他认为有所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这样的政治家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至于毛泽东本人，当然是有大作为、有大成就的政治家。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说郭沫若是错误的儒法观的代表，那么杨荣国则是正确的儒法观的典型代表。因此，毛泽东晚期的法家观还以肯定杨荣国的方式表现出来。根据《毛泽东年谱》，在1973～1974年，毛泽东至少两次正面评价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其中的第一次是“1973年8月7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篇文章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9】第二次是1974年8月，毛泽东对人说：“过去我劝郭老看杨荣国的书，不大注意，又劝他看赵纪彬的《论语新探》。”【10】杨荣国对儒家的批判、对法家的褒扬并非始于1973年，在1972年的《红旗》杂志上，杨荣国已经发表了一篇题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据考，“这篇文章是杨荣国应《人民日报》高级编辑汪子嵩之约写的，据说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孔’的第一篇文章”。【11】不过，杨荣国于1973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批判孔子的文章，想必引起了毛泽东的更多关注。正是有了毛泽东的关注与赞扬，杨荣国在突然之间变得声名大振。后来，随着“文革”的结束，杨荣国受到了相应的批判与审查。2016年，有学者撰文指出，杨荣国“对孔子一向持批评观点，说孔子是奴隶主代言人。这一看法形成很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写过文章。五十年代初出版《中国古代思想史》，对孔子的看法依然如故”。【12】这就是说，杨荣国抑儒扬法的观点并非完全是跟风。当然，如何评价杨荣国，不是本章的任务，但通过毛泽东对杨荣国的赞扬，我们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对法家的认同与对儒家的贬斥。1975年，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组织上一度安排北京大学教师芦荻为毛泽东读书，让毛泽东以“耳闻”的方式实现“读书”的愿望。“芦荻为毛泽东读书期间，曾问：评法批儒中有人大捧秦始皇，怎么看？毛泽东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来评价，要一分为二。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芦荻问：有人说李贺是法家，我想不通，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看？毛泽东说：谁说的？李贺是什么法家！芦荻说：两校大批判组和上海都有文章，说李白、李贺、李商隐都是法家。毛泽东说：什么？李白也成了法家？”【13】听芦荻读了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之后，毛泽东说：“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又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14】这两个历史细节表明，1975年的毛泽东对秦始皇的看法开始趋于一分为二，对评法批儒运动中的荒谬现象已经有所警觉。即便如此，毛泽东对儒家的批判与对法家的肯定依然如故，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晚年的法家观还体现在毛泽东对法家文献的需求方面。根据《毛泽东年谱》，在1973年至1974年，毛泽东反复要求注释、印制大字本的法家相关文献。譬如，1973年8月下旬，毛泽东要求有关人员注释章炳麟的《秦献记》《秦政论》，以及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15】1973年10月中旬，他又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韩非子·五蠹》。【16】1974年4月，又指示有关人员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韩非子》中的《说难》《孤愤》《忠孝》《说疑》《定法》，以及《商君书》中的《更法》《画策》《农战》和《荀子》中的《性恶》。【17】可以推定，这些法家相关文献，构成了毛泽东在1973年至1974年的主要阅读文献。当然，毛泽东要求注释和印制大字本的法家文献，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因视力下降而提出的特殊要求，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毛泽东不曾阅读法家文献，只是因为毛泽东没有提出印制大字本的要求，《毛泽东年谱》中不曾记载罢了。《毛泽东年谱》中反复记载的毛泽东索要大字本法家文献的信息，只能表明晚年毛泽东对法家思想学说依然保持了强烈的兴趣，只能表明法家文献是他迫切地需要的思想文献。[1].许全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与本义》，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2].许全兴：《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出处与本义》，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3].王子今：《毛泽东论析秦始皇》，载《百年潮》2003年第10期。[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0页。[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5页。[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8页。[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页。[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页。[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2页。[11].散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红人”——杨荣国》，载《百年潮》2007年第10期。[12].刘泽华：《长亭回首短亭遥——回忆与杨荣国先生的交往》、载《读书》2016年第1期。[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页。[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1～592页。[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2页。[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1页。[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9～530页。（喻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节选自《法家的现代性》，该书由法律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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