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又称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大类先秦典籍。

“经”和”艺”，这里都有法、常、常法的意思，指中华民族垂范万世的大章大法、价值理想，规范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是中华文明的顶层设计，大一统国家体制中思想统一的基础。

李澄源先生（1909-1958年）写道：“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1】

《左传·昭公二十年》：“布常无艺，征敛无度。”晋代学者杜预注：“艺，法制也。言布政无法制。”又《国语·越语下》有：“后无阴蔽，先无阳察，用人无艺。”清代学者王引之《经义述闻·国语下》解释说：“‘用人无艺’者，人犹众也。言用众之道无常也。”

经，也指普遍性的原则法度。《诗·小旻》毛传称：“经，常也。”《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东汉郑玄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所以守为法式也。”东汉经学家刘熙《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六经与六艺的意义相同，所以汉人常常二者混用。比如西汉经学家、官居丞相的匡衡论经学说：“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旨，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2】

匡衡所说的“永永不易之道”，不是说经学没有变化，不随时变，而是说它的原理性。犹如我们讲牛顿物理学，它诞生于17世纪的农业时代，其中的宇宙观念已过时，但它仍具有真理性，300多年后的今天，任何学物理科学的人都要学习牛顿物理学。再比如西方的基督教，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仍主导着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其理论形态和社会地位与中世纪有大不同。

我们要理解21世纪的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找准前进方向，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可不回归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人类轴心时代，从当时的中国公共经典——六经中找到走向未来的方向和动力。

这也是东西方主要文明复兴的普遍规律。无论是西方的文艺复兴，还是唐代统一思想于《五经正义》都是这样；宋代理学家建立新儒学，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也是通过重新阐发轴心时代的四本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精辟地论述道：“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3】

今天有些学者罔顾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见到研习中国文化者，就给扣上保守主义的大帽子，认为研究经典就是刻舟求剑，不识时务。他们则将西方的学术拿来作自家珍宝，美其名曰现代、先进。殊不知，若离开轴心时代的文明成果谈中华文明复兴，无异于缘木求鱼，升山采珠，最后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具体来说，六经在社会生活中有何功用和意义呢？战国秦汉时期，先贤对此已有基本共识，并作了详细阐述。为让读者诸君一目了然，我们将先贤对六经相关阐释列表如下。除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其他资料皆出自战国时期。其中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发掘出的郭店楚简，测年在公元前四世纪末的战国中期。郭店楚简中多次提到六经，说明“六经”的提法在当时已相当普遍。

比如郭店楚简《六德》谈到基本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时指出，夫、妇、父、子、君、臣这六者（位）各行其职，则毁谤狂言就无从产生了。看《诗》和《书》，道理就蕴含其中；看《礼》和《乐》，道理就蕴含其中；看《易》和《春秋》，道理也蕴含其中。文中说：“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讪夸亡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4】六经的终极目的是社会大治，天下太平。如果说基督教教义存在于一本经典《圣经》中，那么中华文化根本精神则存在于六大类经典中，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论情志、价值观念的《诗》；论政治、社会治理原则的《书》；论社会生活规范、原则的《礼》；论以艺术教化实现社会和谐的《乐》；论宇宙人生阴阳变化规律的《易》；论道义名分之所在，并以此区分是非的《春秋》。

对于六经社会功用和价值，兹分述如下——

《礼记·经解》开篇，孔子论六经的社会教化功能及其流弊之所在，要我们在研习经学时，避免流弊，回归中道。东汉郑玄《礼记目录》：“名曰‘经解’者，以其记六艺政教之得失也。”

先说《诗》。孔子指出，进入一个国家，人们性情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这是《诗》教的结果。如果学《诗》过了头，不能节制，就会变得愚蠢。所以国民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而不愚蠢，那是深染《诗》的教化了。“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失，愚……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郑玄注：“《诗》敦厚，近愚。”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进一步解释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者，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

再说《书》。书是夏商周三代的政府档案，但又不停留在档案上。孔子选取其中重要篇章阐述治国理政的大法，供后人效仿。所以学习了《尚书》，就能通达政事（大纲），熟知历史；了解过去，指导未来大方向。若学习《尚书》不知活学活用，就会没有章法不切实际。如果人们通达政事，熟知历史，又做事有章法切合实际，就是深染《书》的教化了。“疏通知远，《书》教也……《书》之失，诬……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郑玄注：“《书》知远，近诬。”孔颖达《礼记正义》：“‘疏通知远，《书》教也’者，《书》录帝王言诰，举其大纲，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皇之世，是知远也。”

次说《礼》。三代之礼是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社会秩序的基础。国人端庄恭敬，这是礼教的结果。若学礼不知节制，就会成为繁文缛节，这就失去了“因人情节人欲”的礼义本来面目。我们恢复中华礼义文明，是恢复其礼义精神，而不是恢复古代繁琐的仪轨——礼节适合时代需求，不繁琐就可以了。孔子说：“恭俭庄敬，《礼》教也……《礼》之失，烦……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礼记正义》：“‘恭俭庄敬，《礼》教也’者，《礼》以恭逊、节俭、齐庄敬慎为本，若人能恭敬节俭，是《礼》之教也……‘《礼》之失，烦’者，《礼》主文物，恭俭庄敬，若不能节制，则失在于烦苛。”

次说《乐》。乐，不单纯指我们今天所说的音乐，它在古代包含诗歌、音乐和舞蹈等，指所有文学艺术的总和。由于中国是一个非宗教性社会，礼乐承担着主要的社会教化功能，直到今天，国家仍然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教化作用。艺术教化能让人心胸广阔、简朴善良。但文学艺术上太过强调了，就会陷入奢侈淫佚。人们心胸广阔、简朴善良，又不奢侈淫佚，就是深染《乐》的教化了。孔子说：“广博易良，《乐》教也……《乐》之失，奢……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礼记正义》：“‘广博易良，《乐》教也’者，《乐》以和通为体，无所不用，是广博简易良善，使人从化，是易良……‘《乐》之失，奢’者，《乐》主广博和易，若不节制，则失在于奢。”

以上《诗》《书》《礼》《乐》，古代称“四术”，西周至孔子，都以之教人，《诗》《书》重言，《礼》《乐》重行。《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引赵衰曰：“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

春秋时期，贵族教育内容多样化了，但都以先代圣王的典籍为基础。大体并没有出《诗》《书》《礼》《乐》的范围。比如楚庄王与大夫申叔时讨论太子教育问题，申叔时所说的教育内容除了《诗》《礼》《乐》，还包括《春秋》，《世》（即先王世系之书，如后代《世本》），《令》（先王法令），《语》（记载治国言论的书，如《国语》），《故志》（记载先代政治成败之书），《训典》（当是先王训诰典制之书）。对于这些教育内容的功用，申叔时也有论述：“（庄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5】意思是，用《春秋》历史来教育他，使他懂得褒扬善行而贬抑邪恶，来戒勉他的心；用先王的世系《世》来教育他，使他知道有德行的人能名声显扬，昏庸的人要被废黜，用以鼓励和约束他；用《诗》教育他，对他宣扬先王的德行，引导他的志向；用《礼》来教育他，使他知道尊卑上下的法度；用《乐》来教育他，去除他身上的污秽，使他稳重不轻浮；用《令》来教育他，使他懂得百官的职事；用治国嘉言《语》来教育他，使他发扬美德，知道先王务必以德行对待百姓；用《故记》来教育他，使他懂得历代成败兴衰的道理，使之戒惧；用先王的《训典》来教育他，使他知道宗族的发展演进，行为符合道义。

楚庄王死于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时代。孔子所传六经，实际是在《诗》《书》《礼》《乐》“四术”的基础上，将鲁史《春秋》和周代的《易》义理化了，提升为与四术齐平的经学。孔子对这种革命性做法感到不安，所以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6】“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7】

孔子以《易》言天道，以鲁史《春秋》言人道——此二书一出，孔子天人之道尽矣！二书亦经亦子，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西汉人尚明了这一点。《汉书·律历志》引刘歆的话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易》本是三代卜筮之书，春秋时人也用其言说义理，至孔子作十翼，将这种义理化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阐述宇宙人生法则的经。孔子指出，国人性格正直沉静、洞察精微，那是《易》教的结果，如果学《易》不知节制，就要伤害人。正直沉静、洞察精微，又不伤害人，就深染《易》教了。他说：“洁静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贼……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郑玄注：“《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伤害。”《礼记正义》说：“‘洁静精微，《易》教也；者，《易》之于人，正则获吉，邪则获凶，不为淫滥，是洁静；穷理尽性，言入秋毫，是精微。”《易经》言天，亦不离人，所以学习《易经》，会使人少犯错误。孔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8】

孔子居春秋大乱之世，平天下理想难以实现，他就用鲁国史书《春秋》阐述自己大一统、王天下的世界和平理想。孔子实事求是，赞扬齐桓公、晋文公维系天下秩序的霸道，多军事战争内容，若学习不当，会有人用之作乱。学习《春秋》要人贯通理解文句，进而举一反三地应用于现实。他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失，乱……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郑玄注：“《春秋》习战争之事，近乱。”《礼记正义》：“‘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者，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春秋》之失，乱’者，《春秋》习战争之事，若不能节制，失在于乱。此皆谓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济、节制合宜，所以致失也。” 司马迁创作《史记》，也是以《春秋》为榜样，他给予《春秋》高度评价，认为其是社会秩序（礼）的根本，和平统一的大方向所在。《春秋》阐明上古三王治道，辨别当今社会准则：分清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惩恶，尊重贤能，鄙薄不肖；恢复已灭亡的国家，继续绝了的王国世系，补救其敝病，振兴废弛之业，这些是王道的精髓。《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西汉末年，刘歆将五经与五常联系起来，突出后起之《周易》，总述经义多玄理，录在这里仅供参考。《汉书·艺文志》：“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东汉《白虎通·卷八》有：“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 《白虎通》五经与五常相配又与刘歆不同。

我们上网查六经的相关内容，会看到以下文字：“《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集”“《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学者多以西方人对待灭绝民族的史学观念定义中国经学，致使经学只剩下历史躯壳，千古大义尽失，这是21世纪人工智能时代的新愚昧主义！如果我们剥离宗教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将基督教《圣经》定义为两千多年前的神话传说总集，还能识得西方文化吗！

离经叛道，灭绝文化，于此为甚——可怜可恨！

怜国人失经学安身立命之本，恨学人灭经学社会功用之魂。

作此文，以待有志复兴中华政教者。

注释：

【1】李源澄：《经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2010年版，第4页。

【2】《汉书·匡衡传》。

【3】雅思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4】《史记·滑稽列传》。

【5】《国语·楚语上》。

【6】《孟子·滕文公下》。

【7】马王堆帛书《要》。

【8】《论语·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