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扫描完风起云涌的西方战略发展史后，我们再把视角转回东方。

从古至今，战略都与组织紧密相连。在农耕文明时代，大规模的组织形态通常表现为国家和军队，而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政治和军事史与高度发达的政治和军事体系，因此，中国的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同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先秦至两汉年间，孙子、鬼谷子、韩非子、韩信、曹操、诸葛亮等一座座战略高峰相继崛起，与西方战略遥相辉映，甚至略胜一筹；中古时期，东西方战略一同陷入沉寂；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工业文明携市场法则之威扫荡全球、所向披靡之际，中国却仍然沉溺于天朝上国的美梦；直到坚船利炮叩关而来，国人才猝然觉醒，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下，中国走上了风雨如晦的百年复兴之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在新一代组织——企业的战略发展上，的确落伍了。

这当然也很容易理解。企业作为一种迥异于国家、军队的全新组织形态，诞生于工业革命的大生产环境，跨国公司更是全球化的产物，中国本身在工业化时代已经彻底落后，救亡图存尚已举步维艰。据中国当代国际法专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的王铁崖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缔结过1175件约章注，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涉及割地、赔款、租界、驻兵、关税、法权，侵略者势力范围林林总总，中国被层层锁定，成为全球大小国家任意欺凌的对象。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保尚不可得，更何谈企业的发展，商业战略的发展停滞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回首往昔，中国的这部百年开放史，其本质上就是一部“西学东渐”史。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精英阶层长期习惯于将西方当作先进榜样。“德先生”和“赛先生”几乎成了灵丹妙药的代名词，那些深刻改变中国的思想和理论，也大多是舶来品。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由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真正的流通及产业，也就没有所谓的商业战略。

40多年前，中国再度打开国门，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思想的闸门打开，“改革开放” “市场经济” “资本市场”这些现在再熟悉不过的词，在当时还都只处于探索和初试阶段。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也随之涌入，比起之前数次的“西学东渐”，其规模和丰富程度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兴起不久的商业战略正是其中的舶来品之一。 

在20世纪90年代那个特殊年代里，中国的社会经济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碰撞、大转型和大变革。奇迹似乎每天都在发生，谁只要能先行一步撬开市场的大门，哪怕只是一个小缝，谁就会一夜之间获得井喷式的财富。

乱世英雄起四方，升起来的就是太阳，在财富效应的带动下，有的人奇迹般崛起，又泡沫般消失；有的人在偶然中成功，又在必然中越走越稳；有的人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之辈，转眼已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有的人却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市场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永远有新生，永远有死亡。那我们要问：在新生与死亡的轮回背后，在成功与失败的交替背后，有没有经验和规律可循呢？

很快，有心人发现，若要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与发展，不仅要有机遇，更要有眼光和想法，除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有奇妙威力的东西——知识和智慧开始显现出自身的价值。

打个比方，昨天的中国像是长江里的航船，只需要船老大，不需要船长，凭经验判断就行，东边一个村庄，西边一棵大树，船到哪里船老大心里非常清楚。但当船已经开到了长江口、面对浩瀚的太平洋时，这里不仅有以前从未遇到的大风浪，而且有暗礁、漩涡，倘若没有航海图，没有罗盘，不知道经纬度，没有潮汐涨落和气候风向这些知识，没有船长、大副、二副、轮机长的分工，就不可能“直挂云帆济沧海”。

一时间，整个社会对智力行业产生了热切的需求，哪怕只是一个点子和一个创意，都仿佛具有了点石成金的魔力。

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有什么样的供给，正如恩格斯在书信《致瓦·博尔吉乌斯》中所言：“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注追逐财富的人，首先开始如饥似渴地在充斥于图书市场的西方管理典籍中找寻战略的真谛，大洋彼岸的战略大师的思想也纷至沓来，他们的理论和观点乃至于各种模型都成了众人争相追捧的圭臬。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咨询策划行业也应运而生，智纲智库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当社会和经济突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惑和迷茫，却又在官方传统的学科领域和行业分工里找不到解决之道的时候，人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民间，就像如果正规医院里总是治不好各种新的病症时，所谓的气功大师和江湖术士就会大行其道。但另一方面，又不排除民间确实存在着善于解决疑难杂症的老中医。

那是一个青涩的时代，也是一个探索的时代。无论是策划还是战略，都没有形成体系，更多靠个人的阅历和直觉。曾经有一些老板和官员给我们讲：“王先生啊，其实你们用不着策划方案，我们一起吃顿饭，你说三句话就够了，那就是最有价值的。所谓的报告，无非是把你讲的几句话‘兑兑水’，我看起来更麻烦。”

当时的东方式战略就是从这种粗粝原始的形态成长起来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本土的咨询策划业良莠不分、金石不辨，不乏有些人打着策划的幌子骗钱、装神弄鬼，甚至很多巫婆神汉混迹其间，就像社会上也有些人没有行医资格却还到处行医一样，总有些人上当。

到了1998年左右，社会对策划的狂热和追捧逐渐降温。一方面，西方的一批大牌咨询公司纷纷抢滩中国，被国内的一些著名企业奉为“座上宾”，洋顾问不菲的收费价格、一步到位的国际化色彩以及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给刚刚萌芽的中国本土咨询业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另一方面，所谓的“点子”和“公关”等战术层面的一招半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企业家们通过与走马灯似的策划人几轮过招之后，不禁发出“谁教谁呀”的感叹。

与此同时，策划业内专业化分工正在迅速形成。大量的专业代理公司、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纷纷出现，各分一杯羹，各专业层面的分工也越来越细。社会对策划业的认识逐渐清晰，策划业已经从云端落到了地面上。

在一段时间里，随着曾经名噪一时的策划人或者银铛入狱，或者销声匿迹，或者改弦易辙，舆论仿佛跟我开了个大玩笑：“某某倒下了，某某疯了，下一个就是王志纲！”在策划界纷纷易帜的大潮下，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放出风来，我成了一些人不遗余力攻击的对象：有说工作室只会玩虚的；有说王志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更有人拿国际知名的洋咨询和不知从何而来的土策划与我们相比，预言王志纲的终结，甚至连智纲智库的内部，也产生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

面对种种质疑，我对团队说：“只要你不自己打倒自己，就没人能打倒你。”我一直坚信，这个时代呼唤科学的方法，更呼唤坚持的勇气。不是凭着之前的市场感觉或山寨式的模仿，就能成为草莽英雄，东方式战略想要迎来真正的勃兴，必须经过严酷的淘选，只有本事到位，我们才能历风波而不倒，才能像汪洋大海里的一条船，一次次地探底，一次次地冲上风口浪尖。当很多人以为我们已经成为过去时，却又一次次在风暴眼中看到我们弄潮的身影。

多年以来，在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潮下，中国的大学、商学院、学者们所传授的理论与分析问题的武器几乎全部源自西方。国内从事战略咨询的专家，基本上都是西方战略学派的拥趸。我们要承认，西方的理论是鲜活而伟大的，见解是深刻而震撼人心的，但其生长的土壤和背景与中国却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打交道，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底蕴和精髓，战略的效果往往会南辕北辙。

（王志纲，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创始人；本文节选自《王志纲论战略:关键阶段的重大抉择》，该书由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