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所谓的“新儒家”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帜，要求在政治上恢复地主、资本家的地位。这种声音恰恰可以与北洋军阀时期鼓吹读经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媲丑”，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斥的文化“逆流”。 20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试图用启蒙改良来取消百年革命的意义；还有人提出要告别“五四”以后的激进主义，回归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如今二十多年过去，在新文化运动百年纪念的时候，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结出了“果实”，各种各样的“新儒家”的声音占据了学界和媒体界头条——重建“孔家店”、反思激进主义、恢复“乡绅”等等。面对这一情况，我们今天有必要重新回顾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从中发现新的理论价值。晚清的革命与改良 甲午战争的失败刺激了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他们开始反思晚清的政治与社会，尝试通过政治改良来挽救晚清。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劝说光绪皇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就此展开。然而不幸的是，戊戌变法并没有在改良道路上挽救晚清政治，反而刺激了革命派的出现——改良和革命成为晚清最后二十年的思想系谱。康有为身处广东，深受晚清对外开放的影响，很早就接受了外来文化，加之对数次科举失利的反思，他认为“引进现代思想最大的障碍在于士大夫群体的因循保守”，希望通过思想变革来促进政治变革，这是康有为晚清发动今文经学运动的政治背景。通过撰写《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论证了自新莽王朝之后，中国经学传统就被新莽王朝所篡改的古文经所笼罩，之后的儒学文化传统就是为王朝专制思想服务，因此需要恢复先秦孔子学说。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则论证了孔子改制思想与西方现代性思想的统一性，因此恢复孔子思想传统就是实现西方现代性。于是，晚清政治改良以恢复先秦孔子学说为旗帜，为现代性政治变革找到了正当理由。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康有为改良思想具有双重性质，在思想文化上激进地否定了两千余年的中国学术文化传统，将其视作君主专制的思想；在政治角度上，以维护清朝政治为目的，进行现代性政治改革。正是由于康有为改良思想的双重性，所以受到文化保守派和政治革命派的双重攻击。在文化和政治立场上与康有为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章太炎——晚清著名的古文经学家和反满革命的鼓吹者，他试图将民族革命与文化保守主义予以融合。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被迫流亡海外，而其国内影响则被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革命派所取代。在文化上，章太炎与晚清士绅对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深恶痛绝，认为康氏既不尊重经学传统，也不尊重孔子，因此章太炎一方面撰写《订孔》来批判康有为“孔子改制”之说；另一方面申说“六经皆史”，来反对康有为“新学伪经”之论。应该说，正是章太炎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清算，才帮助晚清政治革命派摆脱了康有为改良思潮的影响。在政治上，针对康有为的“保皇改良”，章太炎针锋相对地鼓吹“反满革命”，呼唤起汉族对于满族政权的仇恨，要求恢复汉民族的政权。很显然，章太炎的政治革命并不带有政治现代化的性质，甚至他曾公开表示过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方案的反感。从上可以看出，晚清政治改良与革命运动、经学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文化斗争最终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文化上激进与保守、政治上改良与革命的错位，导致了晚清思想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双重变奏。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 清政府立宪改革失败之后，革命思潮成为当时社会流行的主要力量，引导革命运动的恰恰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力量，章太炎的革命鼓吹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构成了辛亥革命前的思想与政治背景。革命后，由于孙中山缺乏实际的武装支持，辛亥革命的成果落入袁世凯手中。这个时候，尽管形式上，辛亥革命是由孙中山、章太炎等晚清革命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但由于革命成果落入袁世凯手中，晚清改良派反而在北洋政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于康有为等晚清改良派来说，辛亥革命固然是一种失败，但他们很快就调整了斗争方针，将原来的政治“保皇”运动转变为文化“保教”运动，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孔教会”，继续鼓吹“孔子改制”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正是在此背景下，民国初年政治和文化的保守主义兴起，而文化保守主义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政治上的复辟。袁世凯一方面要求大中专学校开始读经复古，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恢复帝制。1915年，首先由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人不适合共和制，然后由杨度、刘师培、严复等人组成筹安会，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1915年底，袁世凯终于在“民意”支持下，改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建立“中华帝国”。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唐继尧、蔡锷在云南公开反对袁世凯的复辟行为；在文化上，自然也要清算民国以来的复古保守主义运动。如果说蔡锷等人是在政治上的护国运动，那么新文化运动就是在文化上清算晚清民国以来的保守主义。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上反思民国的政治失败，认为晚清所兴起的今文经和古文经运动，已经不能作为民国政治的思想基础，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文化资源。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虽然延续了晚清以来康有为否定两千年文化传统的思想方式，不过人们已经不再寄希望于回到“孔子的改革”运动，而是将希望从历史转向现代的英美和苏俄。在政治和文化纷纷变革的同时，社会下层民众的状态也在发生改变。我们可以从鲁迅先生笔下看到一些迹象，比如《呐喊》就试图从思想上唤醒大众，使得未庄和鲁镇的居民，能够从“吃人”文化中解脱出来，不再受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的欺负。在鲁迅先生看来，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性质，赵老太爷和假洋鬼子依然是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应该说，鲁迅先生在形式上，依然是希望通过新文化运动来启蒙大众，但是他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从根本上应该是社会革命，只有推翻了传统的封建统治，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理想。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人们不再仅仅寄希望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变革，而是积极启蒙大众，通过民间社会的变革来彻底改变传统社会的性质。因此可以说，新文化运动从文化启蒙入手，改变了晚清以来改革从上层精英入手的局面，开始将视野逐渐转向民间，从而开启了中国变革新的篇章。百年回眸 从晚清到民国的一系列革命，我们发现在改良和革命思潮下，其实存在着三种革命观念——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指的是从君主帝制转变为共和政制，这是通过晚清革命党的积极推动，在辛亥革命后实现的。但是，由袁世凯统治的中华民国，在思想上是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因此不但不能支持现代政治，反而促使了帝制的复辟。文化革命，则是指从文化保守主义转变成现代性思潮，这是通过新文化运动来得以实现的，人们通过向西方学习，放弃了由康有为所建立的“复古改制”的保守主义思想。社会革命，则是指通过土地革命改变原来封建土地所有制，由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三座大山实现的社会革命。仔细考察，就会发现正是由于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中国才真正走向了现代化道路，而君主帝制、文化保守主义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障碍。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青年运动历来有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反动的潮流。要求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他们的立场是光明的，是革命的潮流。与之相反，跟帝国主义做朋友，站在资本家和地主阶级一面，压迫老百姓的则是反动的潮流，我们可以将其斥之为“逆流”。从历史上，我们很容易看出，在晚清，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无力改变中国原有的社会性质，都是站在统治阶级一面压迫老百姓的。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建立的北洋军阀统治，同样是站在资本家和地主一面，继续过去的封建专制统治。只有在新文化运动中，新的知识分子才将眼光从过去的政治和文化转向社会领域，看到民生的凋敝，提出社会革命的要求。毛泽东与共产党正是沿着社会革命的道路，才真正完成了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然而，在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的今天，媒体和社会大量出现了重建“孔家店”、恢复乡绅阶级，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呼声；一些所谓的“新儒家”打着复兴传统文化的旗帜，要求在政治上恢复地主、资本家的地位。这种声音恰恰可以与北洋军阀时期鼓吹读经复古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媲丑”，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所斥的文化“逆流”。反思百年改良与革命的历史，我们自然明白，百年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中国人民自我启蒙、追求现代化道路的伟大运动。这场运动清算了晚清以来的保守主义文化，使国人从“复古改良”的迷思中走出来，向世界寻求现代化道路。自此之后，共和革命的成果得以保护，新文化取代了反动保守的封建文化，社会革命走上历史舞台，这都是新文化运动百年的历史遗产。我们今天依然需要继承这份伟大的文化遗产，继续反对专制的政治制度、反动的保守文化。（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