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世平，美国路易威尔大学Calvin and Helen Lang亚洲研究杰出讲席教授、终身教授，亚洲研究部主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东南地区分会副主席。他同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中国战略中心兼职教授、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特邀教授、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亚洲与21世纪》系列丛书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名著：政治学系列》主编。他曾任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理事会主席(2006--2009)、全美中国政治学会会长(2004--2006)、中国中央电视台“时事评论员”(2010)、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北大”项目访问学者 (2010)及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政策研究员” (2004--2005)。华世平教授已出版8部英文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中国的乌托邦主义：同日本、俄国改革思想比较 (1898--1997)》(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9部英文著作《中国的法律思想与文化》将由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华世平教授是当代著名学者，在西方政治学、中国政治、中美关系等研究领域卓有建树。此外，他还长期担任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全美中国政治学会等重要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对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深入的了解。近日，记者就西方学术界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等话题采访了华世平教授。1、没有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多学者主张做学问要价值中立，似乎学术一沾上意识形态的边，便减弱了其科学性。而您在多次演讲中都讲到，任何理论都有意识形态内涵，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您的观点？华世平：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一般都不愿意被人贴上某意识形态的标签，但完全脱离意识形态以及特定政治文化环境很难。从严格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来看这个世界的，学者也不例外。一个社会的科学领域和规范受这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比如说，“理性选择理论”是在西方政治学应用得比较广泛的一种理论，它认为人的行为是由短期利益决定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些移民早期到美国既是为了宗教自由，也是为了个人事业的发展。因而，以“人人为自己”为特征的自由主义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国社会对“理性选择理论”比较容易接受。但这一理论到日本就不一定有很大市场。日本好多企业实行终身制，日本人的行为不由短期利益决定，更多是由文化传统和长期利益决定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在美国政治学界影响也很大的“系统论”，系统论以科学的姿态出现，使用输入、输出、反馈这些中性名词试图超越意识形态，但其反威权主义的内涵是很明显的。系统论认为合理的政治系统应该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系统。既然这样，当然就不需要一个凌驾于这个系统之上的领袖或政党了。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文化对社会科学规范的影响也反映在研究方法上。美国社会科学界研究重程序、不重结果的倾向既是现代世界科学规范的主流，也同美国的社会组织结构不谋而合。如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使严格地执行了调查的科学程序也不能保证结果完全正确，而需要反复从不同角度调查。一个政治学家不会因为调查结果不准确而受到批评，但如果他没有按程序调查的话，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是重程序、不重结果。比如，在小布什同戈尔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最高法院命令佛罗里达州停止重新点票，而这一举措帮了小布什的忙。好多美国选民认为戈尔得到的选票多于小布什，但美国选民以及戈尔本人接受了选举结果。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程序，即最高法院有没有权力命令佛罗里达州停止重新点票。结论是“有”。既然“有”，那么最高法院行使职权就是无可非议的。他们关心的不是结果，即比较小布什和戈尔谁是美国更好的领导者。美国的司法系统也有类似情况。比如20世纪90年代一个轰动美国的大案，黑人橄榄球名星辛普森被指控杀害白人妻子及其男友。法庭判辛普森无罪，因为检查官无法提出有效证据说服陪审团相信辛普森是凶手。其中一个关键的细节是，律师夏皮诺指出，凶手的血手套太小，辛普森戴不进去。最后案子不了了之。没有多少人关心既然辛普森不是凶手，那么谁是凶手，案子是不是要再查下去的问题。同样道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来没有许诺会使每个人发财，因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对每个人来讲不可知，但必须遵守竞赛规则。美国的证监会就是专门监视人们在自由贸易中是否遵守公正竞争规则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不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以及特定政治文化的影响，那请您谈谈西方社会科学学术界各个主要学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华世平：我曾经当过全美中国研究联合会理事会的首任主席。这个组织是众多西方中国研究学术组织的“联合国”，现在由7个不同专业的组织组成，如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因而我对不同学科的关系比较敏感。总的来讲，美国学界、特别是社会科学家中“自由派—左派”的影响比“保守派”要大。实际上，美国的文科教育英文就是Liberal Arts，即“自由的艺术”。但具体学科的情况又有不同。根据最近的一个调查，在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中，民主党人相当于共和党人的4倍，在政治学家中是5倍，在社会学家中是47倍。经济学家注重经济效益，对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效果不太重视。比如经济学家对于自由市场对社会上一些弱势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往往关注不够，认为那是社会学家的事情。另外，经济学家对于人类一些属于终极关怀的问题也不太关心，认为那是哲学家的事情。因而，经济学家对美国的经济制度认同度较高。社会学家正相反。他们关注的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社会制度对不同阶级、群体所造成的影响。因而，他们往往对自由市场持批评态度，所以社会学家比经济学家的“左倾”倾向更明显，因为妇女、儿童、老人这些弱势群体往往是自由市场制度的受害者。而哲学家关心的大都是一些超越当今社会的，有关人类、宇宙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因而，大多数哲学家对当今世界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不会完全认同。当然，学科同意识形态的联系也不是完全绝对的。经济学也可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比如推崇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 就以哲学家自诩。《中国社会科学报》：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是西方学术界的两大重要思潮，请您谈谈各自的主张、影响，以及产生这两种思潮的主要原因。华世平：美国人对科学的崇拜既是现代世界潮流的一部分，也同美国移民国家的历史有关，因为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各自的文化、历史都不同，无法用某种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来整合国民的政治理念，只好用看来中性的“科学”这样的理念。两个多世纪前美国建国初期，作为立国的基本纲领，美国的国父们宣称，国家制度同科学有关。这恐怕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他们把这叫做“新政治学”。国父们认为，同以前和现在的所有政治制度不同，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美国的政治结构如果用图像的形式画下来的话， 显得非常对称，反映了国父们理性的思维方式，他们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很大。英国的情况与美国很不一样。英国的政治结构中，不理性的因素很多。比如女皇有权否定民主选举产生的首相候选人。也就是说，英国的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文化传统来维持的，人民给予女皇这种权利，同时又相信她不会使用这一权利。对于美国国父们来讲，这种政治上的科学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以及人们主观意识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对人性正确的理解基础上的，人性的基本特征是贪婪。人们对权力、财富、声望和女人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同时，在这一贪婪的追求过程中，人们会互相残杀，并且会经常犯一些错误。通过科学的方法，而不是良好的愿望才能把事情办好。政治虽然无法改变人的本性，但可以把人的罪恶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人类社会得以维持下去。在这一基础上，国父们考虑到首先应该限制领导人的权力，于是就有了三权分立制度。不单单是领导，人民也有贪婪的本性，于是选举人团制度相应被建立起来。选举人团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那些“不称职”的人民直接参政，如没有财产的、没有文化的人。美国的政治制度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选举人团的作用就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的选举制度后来废除了对财产、文化的要求，使普通人能够参政，但美国的立国基础没有太大变化。美国现代政治家亨利·基辛格关于政治本质的言论同美国国父们的立国哲学没有太大区别。美国的这种对科学的崇拜自然会渗透到科学领域。同20世纪末科学哲学界一些人认为“当今世界谁也不知科学为何物”的观点不同，美国社会科学界“科学万能论”仍然有市场。前面讲过的在政治学界有很大影响的系统论，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居美国的一些欧洲来的工程师发展起来的。在美国，学者申请研究经费不用科学的方法很难拿到资助。在美国的大多数学校，社会科学的学生必须修方法论，主要是数量分析。我本人就教了7年“政治学研究方法”这门课。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个教授对我说，他所使用的数学模型可以解释任何问题。关于自由主义，前面我谈到，美国学界在方法论方面以及美国社会结构有重程序、不重结果的特征。这一特征是当代世界科学研究规范的主流，也同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不谋而合，不受个别人操纵的选民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自由选择是美国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价值基础。同样，不受个别人操纵的法庭、学者在操作上坚持的客观性是美国司法系统、科学系统的价值基础。4、“中国问题专家学中国，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俄国问题专家学俄国，是因为他们恨俄国。”《中国社会科学报》：西方媒体的报道和学者的言论是普通民众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请介绍一下西方媒体和学者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华世平：我20世纪80年代末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中国问题专家学中国，是因为他们爱中国；俄国问题专家学俄国，是因为他们恨俄国。” 原因是西方学者学中国的起因好多是被中国5000年灿烂的文化所吸引，如费正清等人都是这样。费正清作为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的贵宾。美国俄国学专家的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的好多俄国问题专家都来自东欧，在第二次大战中，俄国从东欧国家夺取了很多土地，他们是带着对俄国的怨恨研究俄国的。我1988年出国，当时正值“文化大讨论”，许多中国青年学生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持批评意见。我是到美国以后才第一次意识到，中国经济在1949—1978年这个阶段总的来讲建设得不错。我记得当时一个美国教授持有这样的观点，我还同他争论了起来。他的解释是：1949—198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为4%—6%，这个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看是比较快的。但他又补充说，中国的经济好，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勤奋。西方媒体与学界情况很不一样。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媒体需要“耸人听闻”，即所谓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这样才可以吸引读者和观众，这一特质必然会反映到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但是，“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说法不全面。因为，美国的媒体对本国领导人同样会“妖魔化”，比如，当年对克林顿总统风流韵事的报道在我看来也是很过分的。再者，西方媒体对中国也有客观的报道。比如前一段时间，《时代》周刊就以很大的篇幅论述美国应该从五个方面学习中国。总的来说，美国学界对中国的评判比媒体温和一些。《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国内要求高校去行政化的呼声很高，您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否有助于高校更加健康地发展？西方高校的管理体制对中国是否有借鉴意义？华世平：美国大学的基层领导是系主任，相当于中国一些大学的“院长”，因为有财权和人事权，这一职务都是轮流担当的，少的两年，多的5年，也有连任的。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同学告诉我，这个系里最有势力的不是系主任，而是系里的大秘书。系主任任期只有两年，有的情况还没弄清楚就该卸任了。而大秘书了解系里的所有秘密。但大秘书没有管人的职权，因而，系里谁的权力也不是绝对的。系的运转主要靠制度，而不是靠某人的领导才干。一是因为任期短，来不及施展才干；二是因为大部分学界的基层领导也不是管人的材料，原因是他如果有管人的欲望和才干也不会来当教授。美国学者中当领导的一般都是学问做得好、人缘好，不得不去当领导。美国的绝大部分学者一辈子除了教书、做学问，不关心其他事情。主观上想当领导的往往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如一所学校的某个系因为没有学生被撤销了，学校把这个系没有终身教职的教授都解雇了，仅有的两个终身教授同时被提升为“副院长”，管学校的杂事。可以想象，这种“副院长”既不会有名，也不会有利，更不会有权。这一点同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进入社会科学界的好多学者当时都是抱着报效祖国的伟大抱负，想要将来“治国”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才干。我所认识的一些中国学界领导人，往往有着传奇的经历。中国学界政治人才多不能说是一件坏事，但也部分地造成中国的学界不好管理这一结果。另外，中国的教育体制在过去的30年里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也很难靠制度使一个教育机构运转良好。因而，行政管大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社会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大学行政化这一现象会逐渐减弱。《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各国频频爆出学术不端的新闻，我国的学术不端行为也受到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的关注，西方(或者美国)学界是如何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的？有哪些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华世平：美国学界的功利主义倾向不强，这点同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有很大区别。美国学界的学术不端行为并不多见。美国继承了西方“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美国社会比较多元化，在美国，爱出名的会去当演员，爱钱的会去做商人，爱权力的会去当政治家。进入学术界的美国人绝大多数都是不爱名、不爱财、不爱权力的人。美国没有几个人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谁，那几个得到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只有在中国才能受到明星一样的待遇。美国学者经营商业的很少，美国的学者也没有参政的传统。偶尔有中国问题专家到美国政府服务，都是借调几年然后还回大学教书。美国的大部分学者到大学教书是出于爱好，因为写书、讲课对他们来讲是一种享受和宣泄，没有必要去剽窃。美国学生的作弊现象时有发生，也有抓考试作弊的软件，但总体来说作弊现象并不严重。这一情况同整个社会的风气有关。美国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基本上是稳定发展，有比较稳定的社会规范。在美国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几乎就是“老实”。至于防止学生剽窃的方法，据我所知，中国高校的方法要比美国完整。在这方面，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来源：2011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6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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