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分科之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科在我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尽管中国平天下的实践性知识已有数千年的积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国际关系学科正处于转型变革的时期，或将迈向世界政治学科，急需直面并解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所面临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大问题或挑战。

在学科体系上，国际关系学科面临着“内忧外患”。作为政治学的二级学科，国际关系学科受制于英国学者罗森博格所言的“政治学的牢笼”，目前并未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特别是政治学硕士点、博士点建设限定在30多位师资规模上，因而很多高校的国际关系学科无法进一步发展。为此，政治学需要将硕士点、博士点建设的师资规模缩减到10余位。当然，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与政治学学科体系需要重新考量。或许杨光斌老师提出的世界政治学是个思路，既是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转型与升级，也可以将世界政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将政治学降为二级学科。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科受到国家安全学、区域国别学交叉一级学科的冲击与竞争，需要有切实的办法建构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

在学术体系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存在着两个面向。其一为学术界的学术研究，其二为政策界的实践创新。学术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科更多地受制于西方学术霸权，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产物。正如美国学者珀索（Persaud）所言，国际关系学科的学术叙述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依附性学术现象，使西方国际关系学术体系在中国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为中国的国关学人往往不加批判地直接以西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建构分析框架，用以解释中国对外关系。殊不知，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的理论与观点意在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提供学术支撑，与其所在国家战略利益相配合。中国国际关系学科需要回归到中国文史哲的传统学术体系，进而与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非主流理论开展学术对话，从而摆脱当下的学术依附状态。遗憾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自觉或不自觉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非主流理论熟视无睹，由此难以建立起中国风格的学术体系。

在话语体系上，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往往被动地接受以权力、利益、规范或制度为概念基础的西方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尽管中国学者尝试着以关系、礼治、共生、和合、天下、道义等中国概念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但是仍然任重而道远。翟玉忠先生在《智慧简史》中言称，“中国三元辩证思维的忽视，是我们在世界上失去话语权的重要原因。”为此，中国研究者需要奋力以“三生万物，和在中央”的中国辩证法，着眼于中和之辩、内外之辩、义利之辩、王霸之辩的八纲辨证构建国际关系乃至世界政治话语体系。

对于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建设，首先在于区分中西方不同的知识论以及知识谱系与传统。特别是如福柯所言，西方主流现代知识与西方古典知识呈现出历史性的断裂现象，具有“绝对”“先验”“主观性”的特性，体现为聚焦现象、手段的表象性知识。然而中国知识体系是道学、象学、器学三位一体的分层性联系性知识体系，颇具实践性知识特征。当然，如牟宗三所言，“西方人在了解现象方面行，在本体方面很不行。但了解现象很重要呀！现代中国人既不了解现象，也没有本体的体悟，所以我们现在努力就是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智慧，同时恢复西方的正式传统，这样中华民族的生命才能畅通，要不然民族生命永不能畅通，还要受罪。”为此，中国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需要返回中国事件本体论，吸纳西方表象性知识体系。中国国际关系自主性知识体系必须以“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与中国平天下的实践性知识体系相结合。

应该如何平衡“学习西方理论知识”的同时“创新本土学术研究”呢？

首先，本土理论创新并不是排斥西方主流理论与西方非主流理论，而是要先明辨中国理论与西方主流理论、西方非主流理论之别，要有主体性地学习，不能因单纯地学习而失去自我。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强调的，“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中国学者需要避免盲从西方理论的教条主义，机械地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与理解中国。

第二，既要掌握西方主流理论，也要把握西方非主流理论。正如黄宗智所言，“中国和中国研究自身的社会科学理论还没有太多的积累，需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来建构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当然这意味着并不仅仅掌握其理论建构本身，而且意味着要领悟其特定文化的历史背景与因果思维方式，尤其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西方非主流理论性知识。

第三，本土理论创新要超越中国理论与西方理论二元对立的路径。西方主流理论的优势在于其对术、手段与现象的因果性思考，然而西方非主流理论的优势恰恰在于其对西方主流理论有用的深刻批判。本土创新需要以中国理论和经验与西方主流理论或西方非主流理论对话，以此鉴别西方主流理论的哲学谬误与理论盲点，找到与西方主流理论的会通之处，从而建构起不仅符合中国本土现实而且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世界的概念和理论。大家可以关注下温铁军教授借鉴依附论者阿明等的“去依附”观点所建构的理论及其对中国经验与教训的阐释，如《去依附》《全球化与国家竞争》等。

南怀瑾先生在《易经杂说》中说：“如果有人能把西方的唯物史观和我们的历史哲学研究到真的内涵，然后对世界的经济政治发展融会贯通了，应该可以写一本很好的书，那就对人类思想影响太大了。”应该说，国际关系理论乃至世界政治理论不仅需要中西方历史哲学的融合，也需要中西方经济哲学的贯通，以中体和用的中和论建构致力于解决不平等发展的更为广泛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

（作者：白云真，系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师、北京市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