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公元前1066年西周建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华经历了八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时期。从公元前722年春秋时代开始，到形成中华大一统的前221年，先秦的中国经历了五个世纪的国际关系。

　　许多国内学者对春秋以前存在“国家”还没有绝对信心。但可以肯定，春秋时代的那些“国”，既不是城邦，更不是简单的部落，而是具备所有“国家”特征的实体。那里有国家认同、有疆界、有包括军队和税收体系在内的，功能相当完备的政府。国内还有对研究“先秦国际关系”的禁忌，视之为“国内关系”。然而，先秦时代各国的关系显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关系。

　　专业学者们一般公认，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体系是以西方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体系，大致形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体系到今天为止，不过延续了三个半世纪。

　　虽然在时间上比较短暂，但在空间上，西式的国际关系体系比先秦的国际关系体系要辽阔得多，仅用了两个世纪的时间就吞并了全世界。西式体系的先进性（或曰复杂性）也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先进性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近代交通和通讯技术比古代发达得多，国家间的交往也就比古代密切得多；第二，国际市场机制促成了国家间关系的有机性（即依存性）；第三，构成现代国际关系主体的国家在规模上比古代大得多，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比如在西欧。第四，最重要的区别是：“民族国家”成了国家的基本组织形式。民族国家虽然也从一般的国家脱胎而来，却有重要的不同。民族不再是血缘、人种、地域、文化、宗教概念的简单集合，而是以国立“族”，是“国族”而非“族国”，比如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在内部凝聚力上，现代的“国”远超以往的国。

　　然而，在本质上，中华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与近现代的国际关系是相同的，只是比较简单原始而已。

　　国内政治是社会集团之间在“有政府”状态下的政治；国际关系是国家之间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政治。只要有国家，国家之上没有大一统的政府，就有“国际关系”。毫无疑问，国际政治的基本性质是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不同于国内政治的所有重要规律都产生于这种性质。因此，中华先秦的国际关系与近现代西式的国际关系没有根本的不同，核心都是战争与和平，都是围绕战争的原因及和平的条件展开的。春秋时代充斥战争，却是“春秋无义战”。这同近代以来的西式国际关系非常相似。

　　研究中华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史有四个重要意义。

　　第一，这是块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一直在怀疑，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是否有重大缺陷，能否解释先秦时代华夏的国际关系。有足够多的人研究先秦历史，却几乎没人研究先秦各国间的国际关系。国人习惯于把先秦史当作国内史来研究，不肯承认那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一块沃土。然而，在形成中华大一统之前，先秦的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国际关系史。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研究先秦历史能开辟理解中国史的新视角；而研究先秦的国际关系史对理解今天的国际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希望知道，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否解释先秦那五个世纪的国际关系。

　　第二，国际关系理论正面临重大的突破。我们也一直在怀疑，先秦时代华夏的国际关系史能否为推进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思维。如果一门复杂的学科面临突破，推进已有知识体系的一个有效办法是回到这门学科的起点，审视现有知识在简单条件下的形成过程。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初基础是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在2400年前的著作，叙述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场战争终结了古希腊的城邦时代。修昔底德首先分析了双方在利益上的冲突直接导致了战争。然后断定：这场战争最根本的起源是“斯巴达对雅典实力迅速增长的恐惧”。这个假设有一个结果变量：城邦之间的战争（其对应的变量是和平）；两个原因变量：城邦之间实力分布的变迁和对实力分布变迁的主观认识。修昔底德的分析至今仍然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教学的第一本参考书。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沃尔兹把这种实力均衡理论发展到了极致，成为非常清晰的因果关系。沃尔兹的理论用于解释多极和两极世界几乎是完美的。但用于解释当今的单极世界，这个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几乎丧失了效力。按照他的理论推论，现在世界上的所有主要国家都会奋起，联手阻击美国。其实，哪怕仅是俄中联手，阻止美国胡作非为的实力就绰绰有余了。可是，美国的势力都扩张到了俄国的嗓子眼，也到了中国的脖子根，中俄两国还在勾心斗角，并无联合抗美的意思。这不禁令人想到秦灭六国。那时也是单极世界，也是六国里任何两大国力量之合都强于秦国。先秦五个世纪的漫长历史里有过多极、两极、单极，等等各式各样的情况，其变迁的过程乃至最终大一统的形成，都极具启发性。而且，那时的思想家们也留下了对当时国际关系的丰富理解。理解新时代，创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可能出自中国人之手，出自先秦历史给中国人的启发。

　　第三，对外政策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连接点。先秦的国际关系产生了丰富程度不亚于当代的，形形色色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后来大一统中华的对外政策思维方式就形成于那段历史之中。那种思维方式不仅留下了中华大一统，而且给近代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研究这种思维方式，及其在历史上的成败也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中华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非常有特色的，与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不同，而且其持久性是惊人的。若要深入研究这种关系，抽象出规律，回到更简单原始的情况，探讨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是一条很有前途的路径。思想是延续的，伟大的思想应当永恒。孔子“为往圣继绝学”，故能“为万世开太平。”

　　第四，当今的许多学者对民族国家的消亡感兴趣，呼吁“国际治理”甚至“全球政府”。中国的春秋战国走向秦王朝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今天还有人谈到“和平崛起”，而战国时代秦国的“崛起”很有特色，反映了“崛起”的规律。

　　对任何渴望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人来说，缺乏对先秦国际关系史的了解，都是缺陷。

　　为什么谁都不去做呢？因为难。难处有四。第一，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学的学者都不是历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家中，尽管阅读先秦史是个“基本功”，却也是个非常专门的领域。先秦史学家不懂国际关系理论，也未必对国际关系感兴趣，从未告诉过我们那个时代国际关系的细节，甚至连主线索都没有。第二，这就意味着，对先秦时代感兴趣的国际关系学者要自己先去变成先秦史的专家，至少要拥有扎实的关于先秦文献的知识。非此难以熟悉那段历史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理出那时国际关系史的主线索。第三，我国的学术大环境要求急功近利，引诱学者们放“流星”。若花很久的时间，踏踏实实做基础科学，学者极可能落个穷困潦倒的下场。第四，在国内，说中华在大一统之前有“国际关系”，有点犯忌讳，容易挨棍子。十年的媳妇熬成婆，受了半辈子棍子威胁，评议者和出版者都在心里给自己划了界限，也习惯于给别的学者划界限。因此，叶自成的书只好在“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定价不菲。这是我国学界的悲哀。

　　说到难，其实也有限。比起中国各朝代的文献，先秦的文献并不多，研究先秦的专业历史学者都有能力读完全部先秦文献。于是，这件事让美国人抢了先。有位美国学者，其博士论文研究了中国的两本古代兵书，就把中国的国际关系思想从头说到了尾，挣到了哈佛大学的终生教职。这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是一片沃土，尚待开垦。到2003年底为止，美国已经有三本博士论文涉及类似的题目，一本是历史著作，企图归纳先秦国际关系的线索；一本未能成功地构筑思想体系；另一本讨论春秋时期国家体系的形成和霸权的兴衰，很快就要出版。我国古文明辉煌灿烂，底蕴深厚，但从事这种基础研究工作的人必须坐得住冷板凳。开拓性的工作非常艰难，所以往往成为写博士论文的最佳目标。

　　在国内，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叶自成教授开了一个好头（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在他之前，关于先秦的国际关系，还没有出版过系统的研究。这本书将先秦的“外交思想”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做了对比。这本书的缺陷是未给出当时国际关系史的主线索。希望这本书能激励更多的政治和历史学人去研究先秦国际关系史，最终让这段五个多世纪的历史成为我国国际政治专业的一门标准课程，为中国人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开阔思路，打下扎实的基础。